【原子城红色记忆】为了国家利益——金属物理学家宋家树谈“两弹”研制

2014年9月16日，在原221基地102车间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0周年座谈会上，我国著名的金属物理学家、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宋家树在谈到“两弹”研制时，强调指出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是一个集体性工程，许多部门和人员参与协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宋家树院士曾是原102车间的副主任。他说，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是一个集体性工程，从核材料的角度来讲，102起到的作用非常大，但它还是很小一部分，全部的任务，是由很多部门参加完成的。当时，二机部组织了很大的力量来解决核材料的问题，从开矿到浓缩到反应堆，包括氢材料，我们也只是加工制造的，材料原料从202来的。这里提到一个人给我印象很深，他就是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刘允斌一直研究氢材料，一直到主持生产，把原材料做出来供给我们，但是很不幸，在文化大革命因心理压力过大，撞火车而去世，他在原材料方面做了贡献，这是很多人集体的成果。重材料加工很多人都参加了，当时武胜院士是组长，主要负责此事。

宋院士回忆说，从历史上来看，221厂的工作有个基础，是从九所开始的。一般人说的四室，但实际上四室还不是开始，一开始是1959年成立102工作筹备组，组长是何文钊，从那时开始搞材料，我是1960年调过来的，1960年成立四室。我们刚来的时候，是在理论部邓稼先部下面成立了一个材料组，三个人，后来才合并，成立了四室。四室的第一任务是筹备102，第二任务是解决实验室802工程的工艺问题，涉及到五个材料，前期工作是在北京做到，1963、1964年转到青海221基地。

宋院士说，现在我老想一个问题，对原子弹研究的感性认识，觉得我们老在赶，赶进度。首先赶原子弹进度，后来赶氢弹进度，1960年我来到北京的时候，当时处于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再加上苏联撕毁合同，当时有一个摇摆，从高层来说要不要继续干，是一个摇摆，这是一关。如果当时中央稍微拖一下的话，我觉得就没有今天的进度，决策要在1964年底1965年初爆炸原子弹，非常重要。有了这个决策，后来一系列事情就顺了，如果在三年困难时期没干，马上到文化大革命，就干不起来，当然最终拖成什么样很难说。

宋院士举例说明，印度就是个例子。印度当时的核工业比我们强的多，1974年做了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后来，这个党上台那个党上台，到1998年才做了一系列试验，把大好时间都拖了，后来做试验时，全世界一片骂声，到现在只做了五六次试验，氢弹怎么样还是个大问号，决策一拖，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实际上也是这样。我们1964年如果不做，就没有时间准备氢弹，氢弹做成的时间，应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再稍微迟一点就做不成了。所以这个进程很有意思，可以说我们运气很好的，一步接一步，都成了，最后到文化大革命，还做了一次试验，这是科技史上少有的事情，当时那么混乱，那么紧张。

宋院士最后说，历史是很有意思的。事后回想起来，我们之所以会成功，除了决策就是所有人的努力，221每一个人都很努力，下决心就做成了，这个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是全体人员的贡献。原子弹爆炸成功五十周年，给了我一个感想，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人觉悟很高，不为个人，不为名利，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富强，这是我们这项事业成功的根本。当时不需要费太多的口舌，大家都明白，这是一种精神，现在这种精神还应该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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