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福”的古都 读书的城

西安城墙

明洪武伊始,朱元璋皇帝封次子朱樉做秦王。为使这位荒唐公子能守好关陕,他派人于八水环绕的古都建筑了高大宏伟的城墙,后经历世加固修整,就成了现在独一无二的西安古城墙。北京比不了,南京比不了,洛阳也比不了,至于荆州、开封、赣州、苏州、平遥、丽江等古城墙,就更不是一个层级。

与西安古城墙一样独一无二的,是西安的方言,或者叫长安方言的城市版,因为以前的西安城,只是长安县的一块白菜心。外地人乍听“火废”、“刮面(阴平)”、“㒎耷”、“发(去声)起”,“谦惑”等西安话,肯定难以同喝水、相亲、头疼、玩耍、舒服等事体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只身一人混迹西安,单位食堂的饭老不变样,便隔三差五在外面改善。机关有一老同志,住在东门外,中午来不及回家,也在外面“打游击”,时不时就在饭馆里碰上。一日在老马家泡馍馆,我不要香菜,他要多放香菜,俩人便凑到一张桌子上。刨了几口,他似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小伙子,回头搞点业务吧,一辈子干喔反凡有啥意思,又不打粮食,又不是啥正经营生!”

他说的“反凡”是闭口音,好像是“攀凡”,又似乎是“反盘”,我这西府重口味,又在新疆听了十来年天南地北的杂话,竟是一头雾水,弄不明白,停下筷子疑惑地望着他,希望他给予解释。他是个老中专生,也经常去外地出差,很快就意识到我的困惑,便张口咬了半截带皮的蒜说,“哦,我说'反凡’你听不来,普通话就是'㔯缠’。嗐,你们外路人,想在西安混,要学此地话呢!”

听了一番混着大蒜味儿的解释,我明白他说的“㔯缠”是“宣传”。可是他把我视作外路人,似乎牛头不对马嘴。路是宋元时代的行政区划单位,相当于今天的省。自从有了这个区划名称,我的出生地一直都属陕西管辖,离省界最近处也有一百多里,怎么就成了“外路人”呢?

西安书院门

不服。不服也没用。方言是一个地域的软实力,会不会说此地方言,是判定是否此地人的试金石。

为了尽量像个西安人,我曾拜书院门一个卖字画的老先生为师。老先生姓梁,长得像门神敬德的画像,开个门脸倒腾名家字画,自称是汉光武帝大将军梁统的一百一十六世孙,祖居长安。为了表达对老先生的尊敬,春节时我还专门送了两瓶单位发的西凤酒。这件事被机关一位司机知道后,大骂我“瓜痞”、“闷怂”,合称“瓜怂”。什么多少世孙,那就是骗鬼的把戏,他只要请一顿羊肉泡,就可教我西安话,包教包会,喔喔耶耶。

那时候,机关的车辆很少,司机都牛皮哄哄,身份虽不是干部,但一人拎一只大茶杯,地位相当于副处。我于是虔诚地巴结了一碗“水围城”[①],得到一番谆谆教诲,就是此地话除了造词规律和字的声调调整,zh、ch、sh那几个双辅音,遇到元音u的时候基本要发成b、p、f,但又不完全标准,是介于这三个单辅音的两两之间,r遇到u时不发音,等等,与汉语拼音方案大相径庭。

为了证明这种发音传承久远,我专门到坊上去造访那些白皮肤黄头发蓝眼睛。这伙人是波斯移民的后裔,其先祖主要是汉唐时代的移民。他们的西安话地道顺溜纯正,更接近当时的官话。有一户卖牛肉丸子的店家,祖孙三代经营一个买卖,爷爷负责烤饼,饼子烤得又酥又脆,父亲在锅上掌勺,一勺上来就是“大四喜”,孙子肩上搭条白毛巾跑堂,见客就招呼“来咧,利(里)头搓(坐)。咋吃?”。他们说先人是随西汉博望侯张骞过来的,祖上住在费尔干纳盆地。还有一户经营羊杂碎泡馍的,在店里挂了一张大雁塔的黑白照,标榜先人是玄奘和尚雇来背经书的,到了长安眼花缭乱,乐不思蜀,就地扎根,现如今传了七十九代,穆罕默德的姓氏也简化成了穆。

穆姓老板很健谈,也清楚西安城的几荣几衰。他的家训是不管城头如何变幻大王旗,一门心思做生意。一千多年来,汉人政权保护他们,蒙古和满清政权时期,他们的地位在汉人之上,所以左右逢源,广得泽惠,繁衍生息,枝开叶散。他认为有过汉唐辉煌的西安城,是一座海纳百川的移民之城,虽然有此地人和外路人的区别,但外路人的后代成长在此地的环境里,自然就是此地人了,也没有谁看不起谁的问题。何况除了战乱灾荒年代逃难到城墙边搭棚而窝的那些人,后来进入西安城的,不是当官的就是发财的,顶不济也有体面的差事,属于“公家人”,生活稳定,衣食无忧,令此地人羡慕还羡慕不过来呢!

此言不谬。我是在西安上了多半年班,省人事厅才下的调令,中间还找熟人催问了几次。那年月城乡“两张皮”,城市人口控制很严,能调进大西安,实非易事。有资料记载,1900年的时候,西安城就10万多人,经济十分萧条;1950年增加到59万,但多数住在城区周边的乡下,真正的“非农户”也就20多万;到了1990年总人口超过600万,城区人口接近280万;而2020年“七普”,城市管辖的地域扩张了几倍,城乡一体化,没有了农户与非农户的区别,西安的人口一下子逼近1300万。由于老人不断离去,移民巨量涌入,不知不觉之间,原先自豪满满的“此地人”,一天天成了胡辣汤里的调和面——越搅和越看不见了。当下的西安人已盛行用普通话交流,至不济也说介于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陕普”,甚至一度陕北话借着煤老板南下席卷关中,人们恨不得捏着鼻子发音,而原本“反凡”、“补福”之类的西安话,倒成了土得掉渣的古董。

这件事让人很是扫兴,又搭学费又费工夫,刚学了个七七八八,西安方言不吃香了,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好在我这个人习惯于认命,不与命争。没当官认命,没发财认命,没成就什么事业也认命。想来人类社会传承发展过程中,总是在不断创造新事物,淘汰旧事物,这是潮流。潮流这东西,顺者昌逆者亡,反潮流的,到头来往往撞得头破血流,没有好下场。

然而,潮流摧枯拉朽,往往泥沙俱下,有时将垃圾和宝石一起卷走。就说这西安方言吧,它厚重,精辟,爽快,诙谐,跟渭南大荔一带重前鼻音的东府话不同,和宝鸡凤翔一带西府重后鼻音也不同,同陕南陕北以及陇东晋南这些周边地区,更不在一个调调上。最是一个“补福”的发音,底蕴沉厚,意味绵长,词义深邃,充满智慧,一出口就是一次励志的助推,远非其本音“读书”能够相媲。

赶上秋雨绵绵的假日,搬个马扎坐在房檐下,跟孩子一起看那水滴石穿,体会读书有恒的意境,启发小儿也是教育自己。回过头琢磨读书这件事儿,透了,便觉得读书就是补福,补福就是读书。

何为福?《书经·洪范篇》有“五福”之说,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红楼梦》有一段《好了歌》,里边点到的天人神仙、功臣名士、大将高相、金银财宝、姣妻美妾、孝顺子孙,应该都属于福报,但不是全部,而且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对于福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我在小时候,觉得爷爷就是个有福之人,他的炕头总有一小罐臊子肉,是远嫁的姑姑送的。每天午饭,家母都给老人的面碗里抄一筷头,其他人无份。我每次看见那肉臊子眼睛都会放光,下意识地舔嘴唇。家里大人总会借机激励我:好好念书,把书念成了,将来不愁没肉吃。那时候的福气约等于吃肉,我估计市长省长可能天天用大老碗吃肉,而读书奋斗的目标就冲着肉,那怕是中碗小碗也行,每一个肉块背后都是一本或几本翻烂的书。及至年长后进入社会,走五湖,行四海,观厚黑谋白,见明争暗斗,才知福报其实不光是肉,不光是安稳暖饱,还有远方,还有风雅颂。

一个人生来有没有福气,自己不能选择。有人一出世就掉进了福窝,一生不用奋斗,尽享荣华富贵,谓之有福之人;有人一出世就掉进穷窝,或家徒四壁,或缺衣少食,谓之无福之人;有人虽不至挨饿受冻,却也捉襟见肘,紧紧巴巴,经不起一点风浪,谓之少福之人。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少福和无福之人要想增福,过上有福之人的日子,要么借福,要么补福,要么等着天上掉馅饼。

天上掉馅饼的事,也不是没有。据《后汉书》记载,王莽新朝开幕之年,长安城里卖大饼的老汉王盛和看门的小兵王兴,突然被军士捉去皇宫,于惶恐不安中被封为将军,就因为二人的名字合了王莽的谶纬。北宋末年,踢一脚好球的高俅,偶遇喜欢踢球的宋徽宗,自此沐浴皇恩,一路青云,最后做了太尉。不久前,一个名叫丁真的藏族小伙儿,因为摄影师拍摄的短视频上,有他一张清纯的脸,便在这个看脸的时代一夜成名,成了刷爆网络的大网红,各种好事接踵而来,躲都躲不过。

但这种好事与拆迁一样,可遇不可求。绝大多数人要想过上好日子,还是需要借福或者补福。所谓借福就是投机钻营,结交有福之人,从人家那里趸来一些福气,此招非常人能够操作,因为社会阶层基本固定,有福之人往往不屑与无福之人交往,能走通此路者,凤毛麟角。比较靠谱的补福之途,还是读书——读书开阔眼界,知识改变命运。君不见西安城郊办了那么多大学,每年都有三四十万学子远道而来,哪个不是为了前程!

北宋的第三任皇帝真宗赵恒(997-1022年在位),打仗没胆量,但对于读书改变命运,却见地极深。他在《励学篇》中写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这里所罗列的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好车马等,几乎把世上美好的一切概括了。人活一世,舍此何求!

这位花钱买太平的永定陵[②]主还真不是瞎忽悠,古往今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的确不胜枚举。古贤如西汉的匡衡,小时候家里很穷,买不起书,他以工换书,买不起点灯的油,便凿壁偷光,借邻居家的烛火读书,最终成为有名的经学家,汉元帝时官至丞相,可谓人臣之极,一时荣华无比。战国时代的苏秦,西汉时的孙敬,也都出身小户人家,为了夜里读书,一个锥刺股,一个头悬梁,后来都成为有名的纵横家和谋略家,创造了“悬梁刺股”的励志佳话。东晋人车胤小时候家庭贫穷,夏天捕捉几十只萤火虫,放进手绢里,用萤光照明,夜以继日苦读,后来学业有成,官拜吴兴太守、吏部尚书等职,“车胤囊萤”的典故,说的就是他。北宋的苏洵少时是个游手好闲的“逛三”[③],二十五岁之后家庭发生变故,才发奋读书,并潜心培养了儿子苏轼和苏辙。苏轼和苏辙在欧阳修做主考官那年同时中了进士,苏洵所作《衡论》、《权书》、《几策》等文章,也颇得欧阳修称赞,后来父子三人皆入“唐宋八大家”之列,开了一代文化新风。

离我们近一点的贤人,也有不少是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被誉为中国生物学界“居里夫妇”的童第周和叶毓芬,一个1902年出生于农家,一个1906年出生于破落商户,都是穷人。两人都酷爱读书,在求学期间几度贫病潦倒,叶毓芬靠童第周哥哥的资助读完大学,而童第周又靠叶毓芬在国内做助教的收入支撑留学生活。抗战期间,夫妇俩在极为简陋的实验室从事鱼类坯胎研究,“揭示了胚胎发育的极性现象”;上世纪70年代其细胞核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以童第周姓氏命名的“童鱼”,更是开了克隆技术的先河。童第周先后出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和中科院副院长,是最早的中科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童第周被授予“全国科学技术先进工作者”称号。

我从小特别崇拜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从他身上发现了文凭与文化的根本不同。华罗庚初中毕业后,因无钱交学费而离开学校,一边帮助父亲料理杂货铺生意,一边自学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数学课程,五年如一日,学养大增。1925年,他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一下子轰动了数学界,被清华大学数学系破格聘用,先做助理,再做助教,后做讲师。在此期间,他又自学了英、法、德、日等语言,在国内外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引起英国大数学家哈代的注意。1936年,华罗庚受邀前往剑桥大学进修,两年时间发表15篇论文,由此奠定了其在世界数学界的地位,回国后直接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后任中科院副院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华罗庚创立的《优选法》和《统筹法》,目前已应用到很多领域。

提到自学成才,地球人耳熟能详的当属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林肯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只上过四个月小学,从小就跟着父亲在西部垦荒。但他自幼勤奋好学,放牛、砍柴、挖地时怀里总是揣着一本书。没钱买书,他东奔西跑去借,没有本子练字,就在平整的墙面地面上书写。青年时代,他当过摆渡工、种植园的工人、店员、石匠和土地测绘员等,工作之余,通读了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读了《美国历史》,还读了许多历史、法律和文学书籍。渊博的知识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使他从律师、州议员、国会议员一直走到白宫的总统办公室,而且在总统任上结束了南北战争,废除了奴隶制,颁布了《宅地法》,促进了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为美国的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865年在其不幸遇刺身亡后,社会科学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赞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的人物”,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更是称其为“音乐中的贝多芬,诗歌中的但丁,绘画中的拉斐尔和人生哲学中的基督”。

其实,现任中国残联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张海迪,堪称读书改变命运的典范。1960年,5岁的张海迪因患脊髓血管瘤造成高位截瘫,但她身残志坚,不但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没有沮丧和沉沦,而且以常人难以想象的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作斗争,获得了骄人的成绩。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自学,一口气学完了从小学到哲学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其事迹感动了无数国人。1983年,中共中央发出《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决定》,称她为“当代保尔”、“八十年代新雷锋”。此后张海迪主要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多万字的英语小说,编著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其长篇小说《绝顶》还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 。

读书能获得成功,但读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明代书画泰斗董其昌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钱钟书老先生却认为:“如果不读书,就算行万里路,也只是个邮差。”可见钱老先生所强调的读书,在行路之上,不管这个路是上京赶考的路,还是金榜题名后在位办事的路,都得有扎实的知识学问做基础,而扎实的知识学问来自刻苦读书,来自对于初心的持之以恒。唐代思想家、文学家韩愈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说的是成功不易,幸运不会轻易来敲门,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虽说读书便是补福,但事无绝对。熬得十数年寒窗苦,到头来挖不掉穷根、住不上宽屋、娶不到美妻、实现不了人生抱负的,也大有人在。我有一高姓朋友,儿子是个“神童”,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某大企业工作,见身边尽是劣币驱逐良币故事,遂跳槽,后陆续入职近十个单位,终未被用在恰当的岗位,精神崩溃,医治无效,成了街上流浪的疯子。无独有偶,西安城南有个陆姓才子,当年以县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一时踌躇满志,但学成后辗转多处,总是难以养家糊口,无奈操起屠刀,杀猪卖肉,蹉跎二十年,多亏媒体对“眼镜肉店”的报道引发舆论关注,才在另一陈姓校友的帮助下走出困境,慢慢光鲜起来。另据多家媒体报道,有一位名叫杨元元的女研究生,在海事大学宿舍的厕所自杀,年仅三十岁。他的自杀不是因为生来贫穷,而是因为上了二十年学、名校毕业、工作了七年却依然贫穷而绝望。她在最后一次同母亲谈话时直言:“知识难以改变命运……”

宋人吕蒙正曾经三度出任宰相,他对人生的这种境遇,用“时也运也命也”来感叹。他说:“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万物不生。水不得时,风波不平。人不得时,运限不通。”他的《破窑赋》曰:“文章盖世,孔子厄于陈邦;武略超群,太公钓于渭水。颜渊命短,殊非凶恶之徒;盗跖年长,岂是善良之辈。尧帝明圣,却生不肖之儿;瞽叟愚顽,反生大孝之子……晏子身无五尺,封作齐国宰相;孔明卧居草庐,能作蜀汉军师。楚霸虽雄,败于乌江自刎;汉王虽弱,竟有万里江山。李广有射虎之威,到老无封;冯唐有乘龙之才,一生不遇。”

吕蒙正是个“质厚宽简”、“刚正敢言”的人,其人生沉浮感悟,当是喻世明言。但他又说:“人能学积善,家有余庆。”说到底,绝对的有福之人和绝对的无福之人其实是很少的。不读书,不明理,显然无法在职场脱颖而出;但光读书,不晓事,也难以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立足。一个读书人,能弄清半亩方塘、源头活水是基本要求,上升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则是较高境界。

我在西安生活三十多年,发现读书“补福”的观念,早已根植于市民之心,成了一种风化。自从孩童发蒙,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不希望孩子好好读书的,稍微有点条件的,都想把娃往好学校送,都愿意在家里为孩子辟出一个独立的学习空间,希望其通过读书享有更好的人生。周末的图书馆,往往一座难求,就是城河边、公园里也不乏背书的学子。我曾在电子科技大学隔壁住了十六七年,几乎每日进出。该校的教学楼群北边有一条东西路,路边是参天的梧桐,树下是两排整齐的石桌。每天下午,那蔽日的浓荫之下,都坐满了读书的学生,每每经过,都会被一群青春的丽影所吸引,都会被一片书卷之气所感染,回家若不找本书看看,我都觉得自己与环境格格不入,不配住在大学旁。联想到西安有六七十所大学,一百多万在校大学生,走出这个城市的,动辄硕士博士,文化厚重,要不真正读进去几本书,甚至不配做这个城市的公民。

有一天,在地铁上看见年轻人用电子阅读器读书,我非常羡慕。现在的年轻人,读书条件实在是太好了,中小学全程义务教育,教学条件非常现代化,大学教育接近普及,高考的录取率已经达到七八成。即使走上社会,也享有充分的继续教育资源。我也羡慕现在的自己,进了书店,琳琅满目,不怕没书读,就怕没时间,甚至打开电脑、手机,电子版的书籍囊括了古今中外名著和当下的畅销书,想读什么读什么,想读多少读多少。也许,这就是上天赐予当代人的恩泽,把握好了,就是子子孙孙的福气。

回过头来再言“补福”,岂是一句“读书”的西安方言!


[①]陕西羊肉泡馍的传统煮法有四种,分别叫做单走、干拔、口汤和水围城。单走是羊肉汤和馍分别上桌,将馍掰入汤中吃,最后再喝一碗汤的吃法。其余三种都是需要将馍放入汤中煮制的,干拔、口汤、水围城,汤水量依次递增,可以依个人口味选择。

[②]赵恒死后葬于河南省巩义市蔡庄北1公里的永定陵。

[③]  陕西方言指游手好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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