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福”的古都 读书的城
西安城墙
明洪武伊始，朱元璋皇帝封次子朱樉做秦王。为使这位荒唐公子能守好关陕，他派人于八水环绕的古都建筑了高大宏伟的城墙，后经历世加固修整，就成了现在独一无二的西安古城墙。北京比不了，南京比不了，洛阳也比不了，至于荆州、开封、赣州、苏州、平遥、丽江等古城墙，就更不是一个层级。
与西安古城墙一样独一无二的，是西安的方言，或者叫长安方言的城市版，因为以前的西安城，只是长安县的一块白菜心。外地人乍听“火废”、“刮面（阴平）”、“㒎耷”、“发（去声）起”，“谦惑”等西安话，肯定难以同喝水、相亲、头疼、玩耍、舒服等事体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只身一人混迹西安，单位食堂的饭老不变样，便隔三差五在外面改善。机关有一老同志，住在东门外，中午来不及回家，也在外面“打游击”，时不时就在饭馆里碰上。一日在老马家泡馍馆，我不要香菜，他要多放香菜，俩人便凑到一张桌子上。刨了几口，他似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小伙子，回头搞点业务吧，一辈子干喔反凡有啥意思，又不打粮食，又不是啥正经营生！”
他说的“反凡”是闭口音，好像是“攀凡”，又似乎是“反盘”，我这西府重口味，又在新疆听了十来年天南地北的杂话，竟是一头雾水，弄不明白，停下筷子疑惑地望着他，希望他给予解释。他是个老中专生，也经常去外地出差，很快就意识到我的困惑，便张口咬了半截带皮的蒜说，“哦，我说'反凡’你听不来，普通话就是'㔯缠’。嗐，你们外路人，想在西安混，要学此地话呢！”
听了一番混着大蒜味儿的解释，我明白他说的“㔯缠”是“宣传”。可是他把我视作外路人，似乎牛头不对马嘴。路是宋元时代的行政区划单位，相当于今天的省。自从有了这个区划名称，我的出生地一直都属陕西管辖，离省界最近处也有一百多里，怎么就成了“外路人”呢？
西安书院门
不服。不服也没用。方言是一个地域的软实力，会不会说此地方言，是判定是否此地人的试金石。
为了尽量像个西安人，我曾拜书院门一个卖字画的老先生为师。老先生姓梁，长得像门神敬德的画像，开个门脸倒腾名家字画，自称是汉光武帝大将军梁统的一百一十六世孙，祖居长安。为了表达对老先生的尊敬，春节时我还专门送了两瓶单位发的西凤酒。这件事被机关一位司机知道后，大骂我“瓜痞”、“闷怂”，合称“瓜怂”。什么多少世孙，那就是骗鬼的把戏，他只要请一顿羊肉泡，就可教我西安话，包教包会，喔喔耶耶。
那时候，机关的车辆很少，司机都牛皮哄哄，身份虽不是干部，但一人拎一只大茶杯，地位相当于副处。我于是虔诚地巴结了一碗“水围城”[①]，得到一番谆谆教诲，就是此地话除了造词规律和字的声调调整，zh、ch、sh那几个双辅音，遇到元音u的时候基本要发成b、p、f，但又不完全标准，是介于这三个单辅音的两两之间，r遇到u时不发音，等等，与汉语拼音方案大相径庭。
为了证明这种发音传承久远，我专门到坊上去造访那些白皮肤黄头发蓝眼睛。这伙人是波斯移民的后裔，其先祖主要是汉唐时代的移民。他们的西安话地道顺溜纯正，更接近当时的官话。有一户卖牛肉丸子的店家，祖孙三代经营一个买卖，爷爷负责烤饼，饼子烤得又酥又脆，父亲在锅上掌勺，一勺上来就是“大四喜”，孙子肩上搭条白毛巾跑堂，见客就招呼“来咧，利（里）头搓（坐）。咋吃？”。他们说先人是随西汉博望侯张骞过来的，祖上住在费尔干纳盆地。还有一户经营羊杂碎泡馍的，在店里挂了一张大雁塔的黑白照，标榜先人是玄奘和尚雇来背经书的，到了长安眼花缭乱，乐不思蜀，就地扎根，现如今传了七十九代，穆罕默德的姓氏也简化成了穆。
穆姓老板很健谈，也清楚西安城的几荣几衰。他的家训是不管城头如何变幻大王旗，一门心思做生意。一千多年来，汉人政权保护他们，蒙古和满清政权时期，他们的地位在汉人之上，所以左右逢源，广得泽惠，繁衍生息，枝开叶散。他认为有过汉唐辉煌的西安城，是一座海纳百川的移民之城，虽然有此地人和外路人的区别，但外路人的后代成长在此地的环境里，自然就是此地人了，也没有谁看不起谁的问题。何况除了战乱灾荒年代逃难到城墙边搭棚而窝的那些人，后来进入西安城的，不是当官的就是发财的，顶不济也有体面的差事，属于“公家人”，生活稳定，衣食无忧，令此地人羡慕还羡慕不过来呢！
此言不谬。我是在西安上了多半年班，省人事厅才下的调令，中间还找熟人催问了几次。那年月城乡“两张皮”，城市人口控制很严，能调进大西安，实非易事。有资料记载，1900年的时候，西安城就10万多人，经济十分萧条；1950年增加到59万，但多数住在城区周边的乡下，真正的“非农户”也就20多万；到了1990年总人口超过600万，城区人口接近280万；而2020年“七普”，城市管辖的地域扩张了几倍，城乡一体化，没有了农户与非农户的区别，西安的人口一下子逼近1300万。由于老人不断离去，移民巨量涌入，不知不觉之间，原先自豪满满的“此地人”，一天天成了胡辣汤里的调和面——越搅和越看不见了。当下的西安人已盛行用普通话交流，至不济也说介于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陕普”，甚至一度陕北话借着煤老板南下席卷关中，人们恨不得捏着鼻子发音，而原本“反凡”、“补福”之类的西安话，倒成了土得掉渣的古董。
这件事让人很是扫兴，又搭学费又费工夫，刚学了个七七八八，西安方言不吃香了，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好在我这个人习惯于认命，不与命争。没当官认命，没发财认命，没成就什么事业也认命。想来人类社会传承发展过程中，总是在不断创造新事物，淘汰旧事物，这是潮流。潮流这东西，顺者昌逆者亡，反潮流的，到头来往往撞得头破血流，没有好下场。
然而，潮流摧枯拉朽，往往泥沙俱下，有时将垃圾和宝石一起卷走。就说这西安方言吧，它厚重，精辟，爽快，诙谐，跟渭南大荔一带重前鼻音的东府话不同，和宝鸡凤翔一带西府重后鼻音也不同，同陕南陕北以及陇东晋南这些周边地区，更不在一个调调上。最是一个“补福”的发音，底蕴沉厚，意味绵长，词义深邃，充满智慧，一出口就是一次励志的助推，远非其本音“读书”能够相媲。
赶上秋雨绵绵的假日，搬个马扎坐在房檐下，跟孩子一起看那水滴石穿，体会读书有恒的意境，启发小儿也是教育自己。回过头琢磨读书这件事儿，透了，便觉得读书就是补福，补福就是读书。
何为福？《书经·洪范篇》有“五福”之说，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红楼梦》有一段《好了歌》，里边点到的天人神仙、功臣名士、大将高相、金银财宝、姣妻美妾、孝顺子孙，应该都属于福报，但不是全部，而且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对于福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我在小时候，觉得爷爷就是个有福之人，他的炕头总有一小罐臊子肉，是远嫁的姑姑送的。每天午饭，家母都给老人的面碗里抄一筷头，其他人无份。我每次看见那肉臊子眼睛都会放光，下意识地舔嘴唇。家里大人总会借机激励我：好好念书，把书念成了，将来不愁没肉吃。那时候的福气约等于吃肉，我估计市长省长可能天天用大老碗吃肉，而读书奋斗的目标就冲着肉，那怕是中碗小碗也行，每一个肉块背后都是一本或几本翻烂的书。及至年长后进入社会，走五湖，行四海，观厚黑谋白，见明争暗斗，才知福报其实不光是肉，不光是安稳暖饱，还有远方，还有风雅颂。
一个人生来有没有福气，自己不能选择。有人一出世就掉进了福窝，一生不用奋斗，尽享荣华富贵，谓之有福之人；有人一出世就掉进穷窝，或家徒四壁，或缺衣少食，谓之无福之人；有人虽不至挨饿受冻，却也捉襟见肘，紧紧巴巴，经不起一点风浪，谓之少福之人。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少福和无福之人要想增福，过上有福之人的日子，要么借福，要么补福，要么等着天上掉馅饼。
天上掉馅饼的事，也不是没有。据《后汉书》记载，王莽新朝开幕之年，长安城里卖大饼的老汉王盛和看门的小兵王兴，突然被军士捉去皇宫，于惶恐不安中被封为将军，就因为二人的名字合了王莽的谶纬。北宋末年，踢一脚好球的高俅，偶遇喜欢踢球的宋徽宗，自此沐浴皇恩，一路青云，最后做了太尉。不久前，一个名叫丁真的藏族小伙儿，因为摄影师拍摄的短视频上，有他一张清纯的脸，便在这个看脸的时代一夜成名，成了刷爆网络的大网红，各种好事接踵而来，躲都躲不过。
但这种好事与拆迁一样，可遇不可求。绝大多数人要想过上好日子，还是需要借福或者补福。所谓借福就是投机钻营，结交有福之人，从人家那里趸来一些福气，此招非常人能够操作，因为社会阶层基本固定，有福之人往往不屑与无福之人交往，能走通此路者，凤毛麟角。比较靠谱的补福之途，还是读书——读书开阔眼界，知识改变命运。君不见西安城郊办了那么多大学，每年都有三四十万学子远道而来，哪个不是为了前程！
北宋的第三任皇帝真宗赵恒（997-1022年在位），打仗没胆量，但对于读书改变命运，却见地极深。他在《励学篇》中写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这里所罗列的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好车马等，几乎把世上美好的一切概括了。人活一世，舍此何求！
这位花钱买太平的永定陵[②]主还真不是瞎忽悠，古往今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的确不胜枚举。古贤如西汉的匡衡，小时候家里很穷，买不起书，他以工换书，买不起点灯的油，便凿壁偷光，借邻居家的烛火读书，最终成为有名的经学家，汉元帝时官至丞相，可谓人臣之极，一时荣华无比。战国时代的苏秦，西汉时的孙敬，也都出身小户人家，为了夜里读书，一个锥刺股，一个头悬梁，后来都成为有名的纵横家和谋略家，创造了“悬梁刺股”的励志佳话。东晋人车胤小时候家庭贫穷，夏天捕捉几十只萤火虫，放进手绢里，用萤光照明，夜以继日苦读，后来学业有成，官拜吴兴太守、吏部尚书等职，“车胤囊萤”的典故，说的就是他。北宋的苏洵少时是个游手好闲的“逛三”[③]，二十五岁之后家庭发生变故，才发奋读书，并潜心培养了儿子苏轼和苏辙。苏轼和苏辙在欧阳修做主考官那年同时中了进士，苏洵所作《衡论》、《权书》、《几策》等文章，也颇得欧阳修称赞，后来父子三人皆入“唐宋八大家”之列，开了一代文化新风。
离我们近一点的贤人，也有不少是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被誉为中国生物学界“居里夫妇”的童第周和叶毓芬，一个1902年出生于农家，一个1906年出生于破落商户，都是穷人。两人都酷爱读书，在求学期间几度贫病潦倒，叶毓芬靠童第周哥哥的资助读完大学，而童第周又靠叶毓芬在国内做助教的收入支撑留学生活。抗战期间，夫妇俩在极为简陋的实验室从事鱼类坯胎研究，“揭示了胚胎发育的极性现象”；上世纪70年代其细胞核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以童第周姓氏命名的“童鱼”，更是开了克隆技术的先河。童第周先后出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和中科院副院长，是最早的中科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童第周被授予“全国科学技术先进工作者”称号。
我从小特别崇拜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从他身上发现了文凭与文化的根本不同。华罗庚初中毕业后，因无钱交学费而离开学校，一边帮助父亲料理杂货铺生意，一边自学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数学课程，五年如一日，学养大增。1925年，他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一下子轰动了数学界，被清华大学数学系破格聘用，先做助理，再做助教，后做讲师。在此期间，他又自学了英、法、德、日等语言，在国内外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引起英国大数学家哈代的注意。1936年，华罗庚受邀前往剑桥大学进修，两年时间发表15篇论文，由此奠定了其在世界数学界的地位，回国后直接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后任中科院副院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华罗庚创立的《优选法》和《统筹法》，目前已应用到很多领域。
提到自学成才，地球人耳熟能详的当属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林肯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只上过四个月小学，从小就跟着父亲在西部垦荒。但他自幼勤奋好学，放牛、砍柴、挖地时怀里总是揣着一本书。没钱买书，他东奔西跑去借，没有本子练字，就在平整的墙面地面上书写。青年时代，他当过摆渡工、种植园的工人、店员、石匠和土地测绘员等，工作之余，通读了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读了《美国历史》，还读了许多历史、法律和文学书籍。渊博的知识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使他从律师、州议员、国会议员一直走到白宫的总统办公室，而且在总统任上结束了南北战争，废除了奴隶制，颁布了《宅地法》，促进了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为美国的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865年在其不幸遇刺身亡后，社会科学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赞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的人物”，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更是称其为“音乐中的贝多芬，诗歌中的但丁，绘画中的拉斐尔和人生哲学中的基督”。
其实，现任中国残联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张海迪，堪称读书改变命运的典范。1960年，5岁的张海迪因患脊髓血管瘤造成高位截瘫，但她身残志坚，不但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没有沮丧和沉沦，而且以常人难以想象的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作斗争，获得了骄人的成绩。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自学，一口气学完了从小学到哲学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其事迹感动了无数国人。1983年，中共中央发出《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决定》，称她为“当代保尔”、“八十年代新雷锋”。此后张海迪主要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多万字的英语小说，编著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其长篇小说《绝顶》还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 。
读书能获得成功，但读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明代书画泰斗董其昌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钱钟书老先生却认为：“如果不读书，就算行万里路，也只是个邮差。”可见钱老先生所强调的读书，在行路之上，不管这个路是上京赶考的路，还是金榜题名后在位办事的路，都得有扎实的知识学问做基础，而扎实的知识学问来自刻苦读书，来自对于初心的持之以恒。唐代思想家、文学家韩愈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说的是成功不易，幸运不会轻易来敲门，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虽说读书便是补福，但事无绝对。熬得十数年寒窗苦，到头来挖不掉穷根、住不上宽屋、娶不到美妻、实现不了人生抱负的，也大有人在。我有一高姓朋友，儿子是个“神童”，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某大企业工作，见身边尽是劣币驱逐良币故事，遂跳槽，后陆续入职近十个单位，终未被用在恰当的岗位，精神崩溃，医治无效，成了街上流浪的疯子。无独有偶，西安城南有个陆姓才子，当年以县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一时踌躇满志，但学成后辗转多处，总是难以养家糊口，无奈操起屠刀，杀猪卖肉，蹉跎二十年，多亏媒体对“眼镜肉店”的报道引发舆论关注，才在另一陈姓校友的帮助下走出困境，慢慢光鲜起来。另据多家媒体报道，有一位名叫杨元元的女研究生，在海事大学宿舍的厕所自杀，年仅三十岁。他的自杀不是因为生来贫穷，而是因为上了二十年学、名校毕业、工作了七年却依然贫穷而绝望。她在最后一次同母亲谈话时直言：“知识难以改变命运……”
宋人吕蒙正曾经三度出任宰相，他对人生的这种境遇，用“时也运也命也”来感叹。他说：“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万物不生。水不得时，风波不平。人不得时，运限不通。”他的《破窑赋》曰：“文章盖世，孔子厄于陈邦；武略超群，太公钓于渭水。颜渊命短，殊非凶恶之徒；盗跖年长，岂是善良之辈。尧帝明圣，却生不肖之儿；瞽叟愚顽，反生大孝之子……晏子身无五尺，封作齐国宰相；孔明卧居草庐，能作蜀汉军师。楚霸虽雄，败于乌江自刎；汉王虽弱，竟有万里江山。李广有射虎之威，到老无封；冯唐有乘龙之才，一生不遇。”
吕蒙正是个“质厚宽简”、“刚正敢言”的人，其人生沉浮感悟，当是喻世明言。但他又说：“人能学积善，家有余庆。”说到底，绝对的有福之人和绝对的无福之人其实是很少的。不读书，不明理，显然无法在职场脱颖而出；但光读书，不晓事，也难以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立足。一个读书人，能弄清半亩方塘、源头活水是基本要求，上升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则是较高境界。
我在西安生活三十多年，发现读书“补福”的观念，早已根植于市民之心，成了一种风化。自从孩童发蒙，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不希望孩子好好读书的，稍微有点条件的，都想把娃往好学校送，都愿意在家里为孩子辟出一个独立的学习空间，希望其通过读书享有更好的人生。周末的图书馆，往往一座难求，就是城河边、公园里也不乏背书的学子。我曾在电子科技大学隔壁住了十六七年，几乎每日进出。该校的教学楼群北边有一条东西路，路边是参天的梧桐，树下是两排整齐的石桌。每天下午，那蔽日的浓荫之下，都坐满了读书的学生，每每经过，都会被一群青春的丽影所吸引，都会被一片书卷之气所感染，回家若不找本书看看，我都觉得自己与环境格格不入，不配住在大学旁。联想到西安有六七十所大学，一百多万在校大学生，走出这个城市的，动辄硕士博士，文化厚重，要不真正读进去几本书，甚至不配做这个城市的公民。
有一天，在地铁上看见年轻人用电子阅读器读书，我非常羡慕。现在的年轻人，读书条件实在是太好了，中小学全程义务教育，教学条件非常现代化，大学教育接近普及，高考的录取率已经达到七八成。即使走上社会，也享有充分的继续教育资源。我也羡慕现在的自己，进了书店，琳琅满目，不怕没书读，就怕没时间，甚至打开电脑、手机，电子版的书籍囊括了古今中外名著和当下的畅销书，想读什么读什么，想读多少读多少。也许，这就是上天赐予当代人的恩泽，把握好了，就是子子孙孙的福气。
回过头来再言“补福”，岂是一句“读书”的西安方言！
[①]陕西羊肉泡馍的传统煮法有四种，分别叫做单走、干拔、口汤和水围城。单走是羊肉汤和馍分别上桌，将馍掰入汤中吃，最后再喝一碗汤的吃法。其余三种都是需要将馍放入汤中煮制的，干拔、口汤、水围城，汤水量依次递增，可以依个人口味选择。
[②]赵恒死后葬于河南省巩义市蔡庄北1公里的永定陵。
[③] 陕西方言指游手好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