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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村东头，离家很近，端着碗就能听见学校的钟声。当时所谓的小学“升”初中，也无非是从西边那溜土房里搬到南边那排土房里而已，那时的“小升初”，没有择校，也没有考试。“升”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是李孔平老师，他是邻村人，虽说是邻居，但之前并未见过，不过见了也不见得认识。据说他非常厉害。未曾谋面，心里就毛酥酥的。他高中毕业后先在王屋教学，后来才调回来的。第一堂语文课学的是毛泽东写于1929年的《清平乐·蒋桂战争》。“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教室里“哇哇”一片读书声，老师来回走动，从他的脸色来看，效果不错，大家相处得也挺融洽的。直到下课同学们才将悬起的心放了下来。各科课本类似现在的小册子，内容不多。学业负担和现在的学生比起来有天壤之别。我们有许多充裕的时间，可以看闲书，可画画。学校不远处有牛绳（买卖耕牛的地儿），夏天每逢三六九的午后很是热闹。午休时，同学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去看赶牛绳。牛经纪与买家谈价格时，往往上面搭一条黑不拉几的毛巾，双方的手指在下边捏来捏去，不停地讨价还价。这时看热闹的同学几个人同时爬在下边朝上瞅，甚是认真，看经纪们是如何捏指头的，看多了，有时还能报出价格，弄得经纪有点尴尬，他轻轻踢上一脚：“娃们家懂啥？滚一边去！”被踢的同学站起来，在一旁傻笑。一会又钻在下边看了起来。下午课间，淘气的那几位忍不住试了起来，没有毛巾，径直将汗衫脱下来，搭在上边勾七叉八捏九一扑浪（伸直手掌翻一下，表示十）过后，成交！“经纪”随便拉一位看热闹的推将过去：“牵走！”引得周围的同学一阵哈哈大笑，班主任经过时，仅是微微一笑，没有太多的干涉与指责。那时虽说批“师道尊严”，虽讲“师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但班主任的一声呵斥，免不了还是浑身颤抖。那时候，样板戏是生活中通用的“佐料”，看电影是它，喇叭里听的是它，语文课本里它也是选取的主要内容之一。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自然它也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时还没有用电，教室里满屋的煤油灯，呛得人透不过气来。不知道谁挑的头，几个人头对头，嘁喳了一阵，出去了。一会回来，他们从寝室里搂来了狗皮、羊皮、床单或被褥。一番折腾，讲台上，用凳子摞起了一个威虎厅的模样。扮演座山雕的披了一张山羊皮威风凛凛坐在中间，讲台课桌上的油灯灯头挑得大大的，冒着黑烟。所谓的八大金刚有的披狗皮，有的披被褥、狗皮，纷纷围着座山雕站了一圈，“喔……”狐假虎威地吆喝着。轮到众金刚喊“么喝，么喝”时，围着的几个人忘了咋滴，只有一个呵囊鼻吆喝了一句“蛤蟆，蛤蟆！”接下来就是“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之类的。动静太大了，因为是语文自习课。李老师不知什么时候从后门进了教室，并示意其他同学不要吭声。隔三差二，一会就从第六场“打进匪窟”演到了第十场“会师百鸡宴”。栾平出场时，那个同学把一顶瓜皮帽翻过来戴着，两个耳帮前后一横，故意点头仰脸，两耳帮如同鸦翅一样忽闪着。太唐突了，他一见杨子荣，就急着喊道：“三爷，他不是胡彪，他是共军。”说着说着，“栾平”鼻涕流到了唇边，天冷，或许“栾平”感冒了吧。他满把手拧着鼻子“吭”一声，甩了一个 “八大金刚” 一脸，那个“八大金刚” 伸手脸上一抹， 嘟囔一声“干啥哩” ，台下又是一阵哄堂大笑。杨子荣倒还冷静：“三爷，今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看着办吧！”说着把脖子上围着的一条脏兮兮的花围巾拽下来，摔在了地上。座山雕站了起来：“九爷不能走！”此时的座山雕的台词也不照规矩来了，也顺着喽啰们喊了起来。“站好！别动！”李老师本来嗓门就大，一声断喝，刹时，台上的人愣住了，全焊在了那儿。随后，那一群花花绿绿披着羊皮、狗皮、床单、被褥的人儿，排成一溜跟着李老师出去了。那一晚，那一干“戏子们”一会就被“释放”了，脸上没有太多“沮丧”与“乌云”，特别是座山雕的脸上更多的是笑嘻嘻。过后，主事者说，你不知道，当我听到“站那，别动”时，我的腿都软了。不过说实话那晚老师也没有狠嚷。那是课堂呀，老师不说几句，能行吗？多年后，师生们提起那事，老师说：“忘了，忘了，不记了，原来还有这回事。不过你们能演出来，说明平时你们看戏、看电影还能记点东西，不错。啥叫学生？正不懂话哩。你说能把你们咋样呢？不就是说几句呗。”八大金刚里的一位后来参军了。1979年2月，那场自卫反击战中，长眠在了南疆那片木棉花盛开的热土上。最东头的那间是李老师的办公室。不大的窗户是屋内主要光源。窄窄的窗台上放着一个简易的书架，上面斜放着一摞书本：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几本可能是他学过的高中语文课本，还有一本硬皮的天文学书。我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书名中有“文学”二字。天文学书本中，我记得中间介绍的有太阳系及其他星系的，还有哈雷彗星等等。虽然看不懂，但每次翻开，总要看上几页，这是我遐想宇宙太空模样的起始。古典文选绿色的封皮上勾勒了三两支竹子。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是我对本书记忆最深的内容。“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看这段话时，之乎者也不太懂得，总感觉王安石这个人说的真好。我把它抄在一纸片上，过后又誊抄在了我的摘抄本上。《岳阳楼记》《孟子三章》等都是从这里抄到的。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是我从其中的语文课本上读到的。“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菲……”，“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地掐死之后，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多少年之后，我依然记得其中深沉、滚烫的诗句。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几句也是我从老师的语文课本上学到的。那是王实甫《西厢记·长亭送别》一折戏中的唱词。开首的“正宫”“端正好”，至今我也弄不懂它是什么意思，当初只是感觉唱词就如图画一般的好。作文课上，老师布置写秋景时，我借用了其中的唱词，稍加改动拓展用到了作文中，增色不少，成了范文。
读书，偷读老师窗台上那摞闲书，成了我当语文课代表的最大福利。初中二年的语文课本 ，政治性比较强，如毛主席著作选读、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评论及样板戏选场等内容。印象中有《桑给巴尔散记》，是写援助坦桑尼亚建设铁路的；高玉宝的《我要读书》，是从长篇小说《高玉宝》中节选出来的；有介绍《国际歌》的作者的《欧仁.鲍狄埃》；还有《收租院解说词》，写四川大地主刘文彩是如何剥削穷人的。当然也有一些文言文，如《卖炭翁》《叶公好龙》《黔之驴》等每本内容都不是太多。按老师的授课方式，课程进度很快，最多大半学期已经学完，剩下的时间读报讨论写心得，也算另类的语文学习吧。读背《三字经》《弟子规》等古典启蒙读物，成了我们语文课的延续。薄薄一册的语文课本，依照老师的授课方式，大半学期就已学完。李老师看着无事可干的学生，不知怎么就想起了教背这些称之为“封资修”的东西。他把这些内容一页页油印出来。我记得后边他还加了注释，如对“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对“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等都做了简要的解释。后沟的水，从校园流过，树荫下，我们在努力地背“人之初，性本善”。课堂上，老师坐在乒乓球案上，我们挨个等背。我的一个同学说，《三字经》等书是从他父亲那里借来的。他父亲原来曾是一位私塾先生。再后来，听人说，不知啥原因，不让背书了。心里不由一阵窃喜，终于不用再背这些“封资修”东西了。原来不知是谁举报或者是上级检查中发现“背书”这些事的。用不着去追究其中的原因，都不太重要，记住这是形势。总之，是有人下来追查这件事了，说是追查，其实就是不让学呗。领导向老师问了一些基本情况之后，突然把桌拍了拍，厉声说道：“现在批林批孔形势这么紧，你不知道这些是封资修吗？还明目张胆让学生背这些东西，这不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吗？”“我问，批孔孟之道，我们批什么？”老师没有被镇住，反而问起了领导。“这你都不知道，咋当老师哩。批学而优则仕吧，批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吧，批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吧……”总之都是都是报纸杂志上那些东西，说了一大堆。“所以，我不是让学生学习封资修的东西，而是让了解，只有了解透了，我们才能批深批透。”老师说明了自己的理由。又辩论了一会，老师又列出了《女儿经》《弟子规》《三字经》中该批判的具体内容，并做了解释。领导听得有些愣怔。“你说这些东西，学生不学不背，他们能知道它的反动本质在哪里吗？能批深批透吗？”说到最后老师的语气有了几分理直气壮。一九七四年左右，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各种文艺刊物渐渐多了起来。班会时，老师动员大家，可能的话，尽量多订一个些文艺刊物看看，可开拓视野，丰富语言，这对学习语文有好处。大部分人都订了。那时刊物名称大多是地名+文艺：《山东文艺》《河北文艺》《河南文艺》《广东文艺》等等，我订了一份《陕西文艺》，里边有《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等人的早期小说，还有叶延滨等人的诗歌，还有户县的农民画等等，虽说时代性比较强，但是毕竟有书读了。每当邮递员一到，老师把写有每个人名字的刊物拿到班里，大家都是争抢着看。自习课上，大家轮流交换着看，有人选了好看的插图，用白纸蒙上，用铅笔描着画，画好了上彩，主要是红蓝铅笔。有人在自己的刊物上找好图画（一般是人物头像），打上方格，再在白纸画上放大了的方格，试着把原有图画放大。画完了，交换着欣赏，挺有成就感的。有人摘抄好句子，边读边抄。一周一篇，星期四下午的作文课必不可少。而我比较特殊，两周一篇是常有的事。老师留给我了充裕的时间，使我能够有时间去琢磨每一篇作文，甚至有时候可以不按老师的作文题目或要求去写。课余有时间就去想，去思考，想好了，就随时写在某片废纸上。我有时也会捡拾烟盒，撕开，捋平，来写作文草稿，最后草稿完成了统一誊写到作文本上。一篇作文十张八张，一个学期一本作文本不够用。不记谁说过的话，学写作，要经过三个阶段，放——收——放。第一，要放开来写，写放胆文；第二要收，要用规矩去约束，写规矩文；第三，仍要放，在讲规矩的前提下，随心所欲地写，写熟练文。老师给了我机会，在初写阶段，可以天马行空地去想去写，使我的大脑最大限度地成了思维的跑马场。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七四年年底的一篇作文《心红似火》，经老师毛笔抄写，贴在了街上的元旦特刊里，足足有四张大白纸。题目是化用《智取威虎山》里参谋长的唱词“心红红似火,志坚坚如钢”而来的。作文是写两位饲养员郭太龙、周观书精心精心为队里养猪的事。养猪场就在学校对面的窑洞里，每天两位老人起早贪黑做豆腐、卖豆腐，用豆腐渣为生产队辛勤养猪，猪被养得膘肥体壮。写作文时，时值隆冬，夜晚放学，恰巧碰到他俩仍在灶火前，烧火做豆腐忙碌，我就以此为线索，经过反复构思，于是就有了这篇作文。时光已过几十年，而今我也进入花甲之年，也已退休，每当与友谈及此事，总会说，是老师给了我机会。同学们一部分上了高中，因为实行的是推荐制，我的落第是情理之中的事。那时遍地都是戴帽高中，为了和我一样的同学们，学校也凑合着办了一所高中。不过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也解散了。给队里放牛，是一种比较清闲的活儿，对于体弱的我来说，倒也适合。一天，在路上恰巧碰到了老师，躲又躲不过，只好低着头迎上去。“站住！”还是那熟悉的口气，“你也不寻人说说去上高中，就这样一直放牛。”后面老师的语气舒缓了许多。李老师原来是教物理的，教了我们二年语文后，又改教物理了。后来调乡政府工作，最后在市林业局退休了。风风雨雨，几十年过去了，尽管一路走来，沟沟坎坎，磕磕绊绊，但总忘不了起步时老师的拉扯与扶持之恩。
作者简介：张耀中，河南济源人。闲时偶尔写几篇文字，纯属率性之作，无所成就，唯图愉悦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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