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言碎语 022
*语言其实相当于一块放在我们和世界之间的磨砂镜片,有时它可以让我们获得光的温暖,有时它可以让我们避免光的伤害,有时它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朦胧的美,有时它又让我们难以识别一些恶行。它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的缓冲地带,它受我们支配,它又反噬我们,它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的中介物,它沾染的恶习却不是来自世界,而是来自我们。
*看语文方面的书,建国初期到60s成果扎实,条理分明,目标明确——文革后的研究成果根本比不上。再加上,90s后趋新好逸的倾向兴起,语文的教育教学更是五花八门了,很多教师不是教学学生,而是为自己攒资本。
*语言作为中介的工具,永远无法替代事实,即如画或照片再怎么接近事实样貌,但永远不会和事实划等号。
*基础教育教的是实在知识,不是抽象认识;教的是识文断字,不是风花雪月;教的是日用伦常,不是口舌灿莲花;教的是理解应用,不是文理哲思。
*道理是一回事,事实是另一回事。教育领域,尤其是语文界向来是有将错就错,积非成是的传统。
*大实话,大直话,可变不成学术成果。说实话,说直话,期刊编辑都看不上。这年头,真不真没关系,实不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搞头”“吸眼球”。还要有“噱头”。关键词☞热,不热议,不热点,怎么热卖?所以要跟“热点”,造“热度”,圈“热人”,还有立“热派”。热热辣辣搞起来,个人和期刊,获名的获名,得利的得利,win-win。
*文人梦,成功梦,公知梦,主人翁梦,一些语文教师最容易做这些梦,简称文成公主情节。
*方正公司做出来的东西并不都是方方正正,联想集团的产品并不都是联想出来的产物。当一个词语成为了商标或品牌,其代表的价值就不是原来的意思了。
*语文教育研究这一块,滥入词语的情况已经不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
*读书学习,理解是第一位。分段,概括段意,归纳中心思想,这些是弄清一篇文章内容的必由之路,也是基本步骤。主要是以前不懂得这些内容需要在动态情形下去掌握,从而把它们教条化了——这自然让学习者感觉厌烦。另外,教师往往对这个过程感觉没有必要,所以急着进入教师喜欢的环节,但对于学生来说这些环节其实还是很陌生的,即便是可以说出这些过程其实距离掌握还差得远。
*日本和台湾在引进各种西方理论时,都很注意某一理论的优点和缺点,而我们这儿引进时,往往只贩卖优点。因为优点往往是增长点。教育研究,就如渡河应知水深浅,不做提前的了解,匆忙下水,很容易搁浅或翻船。
* 语文之外的书,也是有帮助的,至少可以有助于清除一些语文内的不真实的幻相。
*教的时间长了,每位老师都会有一些固定的行为模式,大脑带着人往熟悉的路子上走,这其实很正常。
朱光潜先生说的“套版反应”在文艺创作上是行不通的,但确实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模式。为什么会常见?因为它有效。除非能够确定找到另外提高效率的模式,否则“套版”依然可以正常运行。
没有套版的存在,也就没有超越套版的可能性。但不能一上来就奔着超越去。
但问题是我们往往处在套版之中而不自知,怎么办?就得跳出去看看自己,然后再跳回到里面来改变自己。
一个教师的专业成长,不在于他阅读了多少书,那些书在各个领域可能很专业,可以让人获得一些专业的静态知识,但未必能使教学行为真正的专业起来。教师想要得到专业的成长必须养成以专业视角不断“跳进跳出”的习惯。
这道理其实也没什么新鲜的,就跟说“自己写的文章,放一放,隔几天再看”一样,不过是一种自我省察的方法罢了。
*以前有不少人靠批评“应试教育”来生存,现在又出现了想靠抱“应试教育”粗腿上位的人,问题是国家真的开展过“应试教育”吗?把合理的考试行为,做极端化的推理这是一部分人得以“安身立命”的法宝。而想抱粗腿的人则是为了掩盖另一种极端行为而在捞救命稻草,是试图把不当的教育行为政治化。这是强行把国家拉入到自己队里来,这种狐假虎威的方法也真是奇葩了。
*“一翻石板,先生就知道你没有”——这实际上是很多学院派研究者的套路。他们不会去考察具体的事实,他们只会用一两个极端(或错误)现象来证明自己的正确与高明。所要表达的不过是“你们语文教师不知道,但我(或我们)知道”而已。
*王荣生教授那句话(“在现在的中小学小说教学中除了被拧干的人物、情节、环境这三个概念,事实上已没有多少知识可教了”),拧干了什么的,经过理性思考的分析了吗?拧干了就是错的吗?基础阶段需要多少知识来教?需要教多少知识才适合呢?直接把先锋派,意识流,存在主义等等扔给学生就湿淋淋了?
提倡的东西,总是对别人进行要求,而不在自己身上先用,这是一些人“讲学问”的方式。
有的老师只会用知识差碾压学生,而有的教授只会用知识差碾压教师,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只负责碾压,不负责培养,因为只有碾压才能显示出他们的存在。
*我是在尽力消除恶劣影响,以免流毒散播。不怕碎片,鉴别有无毒性,碎片就够用了。
*制毒者可恶,贩毒者可耻,吸毒者可怜,以贩养吸者就是祸害了。
*一篇碾压文章中绝对会有一个或几个“新概念”“新词汇”而文章的展开绝对是只围绕着这几个“新”展开,至于“新”能解决什么,作者不管,他或她已经满足了。
*对学生的习作,教师要既有全程的指导,又有及时的修正,在过程的整体把握和词句运用细节上要兼顾。一般情况下的习作指导,只是侧重于某一环节的放大式指导,这样其实无助于学生写出属于自己的文章,学生如果只是知道了一个环节的不同样子,他们看不到“全象”自然只会成为摸象的盲人。
*凡是声称“XXX是语文之本”,“XXX是语文教学的出路”或不说明其自身局限性的研究,都是语文教师应该警惕的对象。
*感动是不可预知的,也是无法预设的,所以作文训练是为了培养“被感动那一瞬”的记录能力的。那个能力不是由感动开路的,而是为书写感动做准备的。也就是说,感动学生是一种错误的引导习作方案,过于理想化。学生的习作能力并不全是由感动建构起来的。除非有特别的共同经历,否则感动不能作为大众化训练思路。
*字理识字是一个丰富识字教学手段,也是让学生接触汉字文化的一个窗口,但目前尚未形成真正的意义上的方法,只能说是一个很好的辅助手段。不过要注意这种途径的局限性,一来学生有无必要掌握太多的字理知识,需要论证,二来汉字本身流变非常复杂,三来经过简化规范后很多字的字形变化极大,已经不是依靠字理能解说的了。故此,说字理教学适当的补充现行的识字教学尚可,但要说做到可普遍应用则恐怕未必能成立。
一个汉字自身的读音和一个汉字作为符号成为部首的名称之间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音和形对汉字来说是可分的。似乎不能用读音否定部首名称。再有,出于容易让学习者接受的目的,名称叫法从俗从简并不是错误,也未必会造成多坏的影响。我们不能靠夸大假想敌的错误而建立自己的正确基石。
*一般人只是根据自己所见来推导结论,而不会注意到所见的局限性。
*一个错误重复百遍能混淆人的认识,但并不能改变错误的实质。只能说,人作为一种群体性动物,容易被群体裹挟而已。
*不知道深入研究,随便找一个突出人物,然后归罪归恶于这个人,这真是有点“文化“的人才能做出来的事情。
*现在有很多日常行为被单独提出来并做研究状,其实只是找个由头,有的人以之增添资本,有的人以之填补空虚。
*科学总是走向可控和缩小范围的。研究要是想遵循科学精神,就要接受限制和检验。
限制体现在具体的方法上,而检验则包含了同行的批评。
站哪个队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不是能遵循科学精神,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或是在笔尖上唱高调、占领高度。
科学主义和科学精神并不是一回事,至于有人拜倒在科学主义的脚下,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自己不求甚解的缘故。科学,从来没有承诺过这个世界可以简化,也没有许诺过有速成的方法。
* 民国时很多关心国文国语建设的都是水平极高的学者,他们对教育教学的认识和设想,不但真切实用而且超越时代,而现在这些名家大多是“时势英雄”“武林宗师”。
*对拿幸福做话头的文章,都应该抱有一定程度的警惕,因为那种文章可能透支了幸福的含义。
*虚妄的价值和真实的价值,有何区别?前者是在想象中实现的,后者是在失去时就会显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