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一下，一个吃着炸鸡汉堡，使用智能手机的人，与手里握着长矛捕猎的原始部族人相遇，他们会怎样看待彼此？
▲2019年7月，亚马逊一神秘原始部落「阿瓦族」男子被拍到，阿瓦族人使用砍刀与长矛，在雨林狩猎生活。在全球化的今天，并不是所有人都在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成果。尽管飞机、互联网可以连通世界任何角落，但在中南非洲、南美、南亚等地，仍有许多人对现代世界困惑不解。我们该如何理解原始部族人看到飞机时的惊异？为什么这些便利的物件不是由他们的祖先最先发明？世界各地的人类文明发展为什么会如此不平衡？《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就尝试去解答这种困惑。这本书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是美国演化生物学家、生理学家。他认为，今天的原始部族人看到飞机的惊异，与五百年前美洲印加人看到骑着马的西班牙人的惊异，是一样的，他们看到的都是在本地闻所未闻的事物。现代人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之所以会对原始部族形成侵袭力量，甚至消灭一个种族，原因不是现代人特有的优越基因，而是地理环境的差异。这种差异自一万年前农业革命后世界各地人群定居时开始就存在，比如大陆的主轴线走向，以及供人类利用并驯化的动植物的分布不均等。在接下来的一万年间，这种地区间环境的差异逐渐放大，世界各地的文明便有了不同的走向。「明白」特邀社会人类学家，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郑少雄老师，通过解读《枪炮、病菌与钢铁》，带领我们从人类发展的整体视角，探索现代世界的力量之源。大约13000年前，人类祖先已经从非洲散布到其他大陆，开始定居下来繁衍生息。一开始，由于人口数量少，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是以狩猎、采集野果的方式获取食物，直到大约11000年前，部分族群开始转向农业生产。地中海东岸至两河流域的这片土地，如今看来干旱贫瘠，可是在一万年前，这里土壤肥沃，水源充足，因其形状被称为「新月沃地」。这里最早出现粮食产区，人们通过种植大麦、小麦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还有生活在亚洲东部的古中国人，他们种植谷物水稻，也步入了农业时代。▲粮食生产发源中心，带问号的地点表示不确定是独立出现还是受其他中心的影响。不仅是植物，人们对动物的驯化，也在九千年前开始了。山羊、绵羊、家猪，接着是牛、马等，人们不再需要狩猎，便有了稳定的肉类供应。而且，家畜可食用农作物的残渣，其粪便又可作为农作物的废料，由此形成了良性循环。戴蒙德在书中用「正反馈循环中的自身催化」来形容这个粮食生产的过程，他指出，这个过程一旦开始，速度就会越来越快。新月沃地和古代中国的人们尽管可能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农民，但这种向农业生产方式的过渡彻底改变了他们原来的生活面貌。比如，粮食生产使得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储藏的剩余粮食还可以养活一些「闲人散客」，他们由于不用下地干活，便可以从事其他专业工作，社会分工得以形成。社会复杂化进一步促使族群中出现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实现了从部落到国家的转变。因此，戴蒙德认为，粮食生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粮食生产上具有领先优势的族群，在通往枪炮、病菌和钢铁的道路上，也会取得同样的领先优势。可是，为什么是欧亚大陆最先取得这样的优势，而不是美洲、澳大利亚或者那些遍布世界的岛屿之地？郑少雄老师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提到，欧亚大陆与非洲、美洲、澳大利亚的分野与两个进程有关，其中之一便是粮食生产在时空上的不均衡分布。众所周知，欧亚大陆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大陆，广阔的土地上生存着数不清的动植物，因此，这里的人类一开始就具有天然的领先优势。而美洲等地的物种丰富度没有欧亚大陆高，能够被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更是少之又少。在20世纪前得到驯化的14种大型哺乳动物中，只有一种来自美洲，即美洲驼，其余包括羊、猪、牛、马等13种家畜的祖先都来自欧亚大陆，而在中南非洲和澳大利亚，竟没有一种当地的大型哺乳动物可以被驯化。再者，欧亚大陆的主轴线是东西向的，这意味着粮食生产能沿着相似的纬度环境传播。比如新月沃地在遭遇生态恶化之后，其种族很快就转移到了北非和欧洲，粮食的生产与技术的传播不至于断裂。反观美洲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它们都是呈南北走向，从北至南，各地的地理和生态千差万别，某一纬度环境中的族群，很难与另一纬度的族群产生交流。▲亚欧大陆的主轴线呈东西走向，美洲、非洲大陆的主轴线呈南北走向。戴蒙德在书中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车轮是在中美洲发明的，而美洲驼则被驯化于南美安第斯山脉中部，可是过了五千年的时间，这两者仍然没有「相遇」，因此无法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当然，正如郑少雄老师在讲读时所提到，从采集时代过渡到农业时代，不一定就意味着进步，当时的人们进行的不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而是相比于美洲等地，欧亚大陆的环境更有利于人们进入农耕文明。受戴蒙德影响，在十余年后写成《人类简史》的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就认为，所谓农业革命是一桩骗局：不是人类驯化了小麦等植物，而是这些植物驯化了人类。农耕并不比采集更轻松，且谷物营养不足，它只是「让更多的人以更糟的状况活下去」。而对大型动物的驯化，也使家畜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人类却从未考虑过它们的感受。不过，戴蒙德没有像赫拉利那样对农业革命带有如此大的偏见，他回避了价值判断，在书中反复强调说：然而，农业革命之所以称之为「革命」，也自有其原因。如果农耕只改变的是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的话，一个吃汉堡包的现代人赤手空拳不一定打得过原始部族人。可以说，农业生产为日后人类社会的变革奠定了基础。郑少雄老师在讲读中指出，欧亚大陆和非洲、美洲、澳大利亚的分野，除了因为粮食生产的不均衡分布之外，还有因粮食所导致的枪炮、细菌和钢铁的不平等。既然「粮食」不是世界各地的文明发展不平衡的直接原因，那么欧洲人是如何一跃而起，并走上征服世界之路的呢？让我们把目光拉回500年前，去看一场著名战事：卡哈马卡战役（Battle of Cajamarca）。1532年，来自西班牙的探险家弗郎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带着168名士兵及60余匹战马，在卡哈马卡打败了南美印加帝国的8万军队。在屠杀7000名印加士兵之后，皮萨罗俘虏了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Atahuallpa），随后也处死了他。拥有600万人口的印加帝国连同古老的印加文明一并消亡。▲卡哈马卡战役，这幅画也出现在《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封面上。八万印加军队在区区百余西班牙人面前，究竟为什么变得如此不堪一击？原因可以从《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书名找到，皮萨罗军团拥有当时印加人从未见闻过的几种物品：战马、病菌、枪炮和钢铁。郑少雄老师指出，这几种东西实际上是基于粮食生产而出现的文字、技术和中央化政治的表征物。马是欧亚大陆的族群在几千年前就驯服了的动物，它不仅能充当劳力，用于农耕、运输，还被广泛用于战场杀敌。郑少雄老师在讲读时提到一个细节，当印加人第一次看到皮萨罗胯下的战马时，脸上露出了惊恐的表情，他们从未在本地见过有人骑如此庞大之物。即使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出门也是由几十人抬轿行进。因此，眼见马匹冲锋而来，印加人只能四散奔逃。另外，人类自驯养像马这样的牲畜之后，便经常与致命的病菌打交道。比如，牛带来了麻疹、肺结核、天花；流感来自猪鸭，恶性疟疾来自禽鸟等。而欧亚大陆的人们自学会耕种，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人口数量迅速攀升，给了这些病菌繁衍演化的条件。欧亚大陆的人们曾因此深受其苦，但毕竟人口基数在那儿，病菌无法彻底灭绝人类。反而是一代代的人们在与病菌相处的过程中，逐渐增强了免疫力，适应了疾病肆虐的世界。可是，印加人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毫无防备地暴露在致命病菌面前，任由其寻找完美的宿主。就在卡哈马卡战役前不久，印加帝国的老皇帝、皇储，以及众多大臣都被西班牙人带来的天花夺去了生命。这些幽灵般的「致命礼物」使得帝国内部出现内乱，陷入四分五裂之境，正好中了皮萨罗之怀。最后，印加士兵身上的护身软垫，手里的木棒和石头，根本无法抵御身穿钢制盔甲、手握钢刀与枪炮的西班牙人；而钢铁和枪炮也是发达的农业文明社会才会出现的东西。总之，这场战争就是大航海时代开启后欧洲殖民者登陆美洲的缩影，战争双方不是一个重量级间的较量。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一书中对此形容：「美洲文明遇到西方白人，如同遇到外太空的入侵者。」 在戴蒙德看来，这种不平等，早在一万年前就出现了。上面提到，粮食生产养活了更多人口，通过社会分工，最终形成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即国家。欧亚大陆因为其足够广博，它内部各国家有更多的创新者，也能形成众多的相互合作与竞争。在奥斯曼帝国崛起前，中国与欧洲通过丝绸之路，一直互通往来，其路线中最艰难的部分只需穿越沙漠，且人们还有已被驯化的骆驼作为帮手。再看美洲，从北美到南美，要经过茂密的雨林之地，毒蛇怪兽丛生，其环境之险恶，即便20世纪连全副武装的美国大兵也不敢踏入，更别说手无寸铁的土著人。丝绸之路被切断以后，哥伦布为了给自己的远航筹资，曾在多个国家游说，屡屡受挫后，终于获得西班牙的赞助，最终登上美洲大陆。其他国家看到哥伦布的成果后也纷纷效仿，发展自己的航海事业，远赴海外探索未知世界。而足以横跨大洋的船只、指南针、航海知识、钢铁等这些，美洲的印加人都不具备。如此分析，卡哈马卡战役的结果似乎逐渐水落石出了。但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视西班牙人对印加人的大屠杀为正当的。西班牙人与印加人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聪明愚蠢之分。郑少雄老师在讲读这本书的结尾提到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的「文化相对论」，他说：「每一个地方都会基于自身的条件和基于自身的能动性，有效选择自己和环境互动的方式。哪怕在同样的类似的环境条件下，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群都会做出自身的选择，这些自身的选择其实是一种不同群体间的互相区分。」1972年，戴蒙德在新几内亚岛上研究鸟类时，一位叫作耶利的当地人对他这样问到：「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戴蒙德思考了近三十年，最终写成《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来回应「耶利之问」。正如副标题「人类社会的命运」所揭示的，这本书囊括生物地理学、遗传学、生态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结合考古研究，展现出世界各地人群自一万年以来的命运走向。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收回欧亚大陆内部会发现，除了「耶利之问」，针对中西方科技发展差异而提出的「李约瑟难题」依然让学者们感到头疼。和西欧相比，中国的地理环境也是得天独厚，并诞生出辉煌的文化，有发达的文字与技术，以及复杂的集中行政组织。可为什么近代以来，是欧洲在技术上领先，并在世界上占支配地位？更进一步，为什么中国不是征服世界的殖民者，却一度陷入被殖民的危机？戴蒙德对此也思考过，他认为，与支离破碎、多有崎岖的欧洲地形相比，中国大陆的主体平坦开阔，四通八达。长江和黄河，以及贯通两者的大运河，把中国连成一个整体，巩固了大一统的国家。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大一统便主宰了中国历史。这样的好处当然非常多，但在戴蒙德看来，坏处也非常明显：某个专制君主的一个决定就能使改革创新半途而废，而且曾不止一次地这样做。反观西方，零碎的地形使欧洲从未真正统一过，其内部的合作竞争，也使改革创新难以被某个专制君王中止，哥伦布便是一例。就连提出问题的李约瑟本人，也深深怀疑任何单从地理或种族角度去解释这种差异的理论。戴蒙德在书中也承认：「在任何时候，任何大陆上都有富有创新精神的社会，也有保守的社会。」所以关于「耶利之问」，我们仍然要深入历史、政治、文化、科学等多个领域，去探寻它的「冰山一角」。而戴蒙德的这本《枪炮、病菌与钢铁》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不要丢下人类整体命运的眼光，而是从「人类简史」中去窥见中国的沧桑。「人非孤岛，无人可以自全」，我们之所以仍要拨开历史的迷雾，正是因为那逝去的亡灵，与未来的生命，都与我们唇齿相依。👇欢迎扫描下方海报二维码，收听郑少雄老师关于《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完整精彩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