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永礼：琉璃厂书肆名估举隅
北京琉璃厂书肆兴旺繁荣长达二百余年，其间先后涌现出许多诚信敬业、精明强干、业务娴熟的古旧书业精英，受到业内外人士的推许，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与国学大师结缘的王子霖
王雨（1896—1980），初名连雨，后改名王雨，号子霖。河北省深县（今河北深州市）人，出生乡绅世家。九岁正式就学于私塾。后因家贫，十一岁转入乡村小学读书。十三岁弃学，随舅父到北京谋事，无意于市井商贾之业，十四岁时托人入琉璃厂鉴古堂书店学徒。他博闻强记，勤奋好学，平日留心学问，晚间把心得与见闻悉心记录，不断咏读背诵，日积月累，鉴定版本的能力大增，在同业中小有声名。十七岁时，经报馆经理徐沸苏介绍，与梁启超结识，精心为梁氏挑选书籍，送货上门，赢得梁氏信任，日久二人结为书友。梁启超移居天津后，二人鱼雁相通，王雨仍为其寻书，不厌其烦，专程赴津送书。1915年，王雨自立门户，向梁启超借贷三千银元开业，在琉璃厂开设“藻玉堂”书店，店名为梁氏所起，梁还亲笔题写了店匾。此后，梁启超又预付三千元供书店周转运营。二人相交多年，互信互助，梁启超著作等身，其中晚年著作所取资料，大多得之于王雨精选购存的书籍。1932年，王雨又在天津劝业场租赁用房，开设藻玉堂分店。
雷梦水在《琉璃厂掌故拾零》中记载了梁启超与王雨的交谊：“梁氏于民国初年开始购藏古旧书。多是为写作参考需要，以实用为主，并不迷恋古版，因常至书肆访书，得识书友王雨字子霖，以其年青信实可靠，故将购书事属予代办，并助以资金开设藻玉堂书店，为其题写匾额，教以书旨大意，往还十八载，待如家人。”据张涵锐《北京琉璃厂书肆逸乘》记载：“藻玉堂书店，在琉璃厂西门内路南，主人王雨，字子霖，尝为梁任公（启超）先生收书，故常往来于饮冰室。其人颇能辨识版本，1947年在天津得见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宋刻本六册，以为奇遇，不惜重价购之，售与北京图书馆;后知此书共二十四册，凡四函，所得不过四分之一，乃极力搜求，后卒配全。盖此书为清宫旧藏，溥仪出宫时携去，后流落东北所散出。书名曾见瞿氏铁琴铜剑楼书目，仅云残册。”雷梦水在《古籍的破镜重圆》中也记载了此书终成完璧的过程：“1946年，北京琉璃厂蜚英阁书店的裴子英先生，从长春尚古斋古玩字画店赵姓处购得传世极罕本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为宋国子监刻，宋元递修臻本六册（第一函，一至六卷）。裴精于版本学，即交由同业藻玉堂王子霖代售，将第二至六卷转售于前北平图书馆，复将首册得善价售于天津著名的版本学家周叔弢先生。此书为清宫旧藏，前清废帝溥仪出宫时携出。日本侵略者投降后，首函由伪满宫中散出，其余三函（七至第十三卷）归沈阳博物馆收藏，至1948年由国史馆馆长金静庵先生携归北平图书馆。周叔弢先生藏书甚丰，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将珍藏献给国家，这本《经典释文》的首册也捐赠北京图书馆，终于使这部珍籍破镜重圆，得以完璧。”而冀淑英在《自庄严堪善本书影》序中说：“1949年先生复以购自北京书肆的宋刻本《经典释文》第七卷一册捐赠故宫，盖此亦故宫旧藏之书，原书二十四册，故宫藏二十三册，得此一册，即成完书。”此说可与周珏良《我父亲和书》中的说法相印证，雷梦水先生所说不够准确。这部珠还剑合的《经典释文》最终入藏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
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中说王雨：“厂肆书业称三王，神妙犹推玉藻堂。如是我闻建德言，宋本眼界推雨苍。”琉璃厂书业称王雨、王文进、王富晋为“三王”，周叔弢推许王雨辨别宋、元本古籍的眼力为最高。周叔弢（1891—1980），原名明扬，后改为暹，字叔弢，晚年自号弢翁。安徽建德（今东至）人。出身官宦书香之家，当代著名藏书家，有自庄严堪、双南华馆等名藏室，与祁阳陈清华有“南陈北周”之称。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称周氏：“宋刊宋校蒙庄注，萧选陶诗一样精。可笑潜园徒识数，岂闻一璧抵连城。”注云：“建德周叔弢（暹）向藏北宋本《文选》、《汤注陶诗》最精，后又得海源阁宋刊、宋校《庄子注》。他宋、元本，皆不足数矣。”王雨曾为周叔弢搜得多年梦寐以求的《汤注陶诗》。此书原藏于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海源阁是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经过三世殷勤搜求，聚书南北名家珍籍，庋藏宏富，与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被称为“南瞿北杨”。民国十六、十七年间，海源阁藏书屡罹匪患，藏书多遭劫掠毁损，杨氏第四代传人杨敬夫如惊弓之鸟，避地津沽，海源阁藏书先后散出。海源阁旧藏有两部宋版陶诗，一部是宋刻递修本《陶渊明》十卷，有金俊明、孙延题签，汪骏昌跋，题签为元人手笔。此书1931年周氏已从杨敬夫手中购得。另一部是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注》四卷，《补注》一卷，宋汤汉注，简称《汤注陶诗》。有周春、顾自修、黄丕烈跋，孙延题签。此书递藏有序，字体秀逸，镌刻精良，黄纸初印，每册首尾均用金粟山藏经笺作护页，书匣为黄丕烈士礼居原物，堪称书中极品。王雨收购此书后，1933年11月以四千元转售于周叔弢，两部陶集归于一身，遂了周氏好书不失群的夙愿。有人讥讽周氏重金购书，“真知竺好”的周叔弢先生以为“人生几何，异书难遇”，淡然处之。王雨玉成周氏“陶陶回归”的梦想，特刻“陶经庵”图章作为纪念。元至正六年（1346）吴志淳好古斋刻书《复古编》也是海源阁旧藏，劫后流入天津。1934年8月，周叔弢从王雨手中购得此书，周氏特题跋云：“张有《复古编》宋元旧刻本传世极希，诸家书目所著录多为钞本，此元至正好古斋本，字画精雅，盖从宋本翻雕……甲戌，藻玉堂书估王子霖携以示余，因以重价收之。惜纸经染色，触手即破，乃命工重装，围以素纸，居然面目一新，以便观览，书之寿命亦得延长，因无慊于旧装矣。”
王雨与杨敬夫多年旧交，海源阁藏书星散时，得知杨氏携书求售，为避免这批国宝流失异域，急忙走報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梁启超。梁氏介绍他到北平图书馆议价，因馆方经费无着而未果。王雨还向傅增湘、周叔弢等藏书家推荐，多得成交，他本人也曾收得部分海源阁藏书，但有“走眼”的经历。据雷梦水《琉璃厂肆见闻》记载“漏货”：“藻玉堂主人王雨，素称书业专家，于三十年代收得聊城海源阁古籍一批，其中有宋刊《毛诗》一部，以百余元误作明刊本售于北平图书馆，为当时馆长徐森玉先生经手。后经徐先生指出，悔极。从此他遇到任何有怀疑的版本书，就更重考据了。”1948年，由王雨出面，组织藻玉堂、文奎堂、文渊阁、多文阁、东来阁、修文堂六家书店，合股买下海源阁最后一批劫余之书，共计两千万法币，资金多由银行贷款。在琉璃厂文昌会馆进行拍卖，历时一周，北平图书馆馆长赵万里选定了十种，有宋本《范文正公奏议》、《<礼记>讼文》，元本《文则》、《修辞鉴衡》、《集度勾诗》，明抄本《<说文解字>韵谱》等，后因定价未谐而未成交。此后，经王雨推荐，这部分书陆续归入北平图书馆庋藏。王雨曾撰《海源阁佣书记》以纪其事。
在多年贩书生涯中，王雨与众多文人、学者如林纾、罗振玉、傅斯年有交游唱答，结下情谊。他曾为郑振铎提供很多木刻信笺图谱，为鲁迅、郑振铎编印的《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出过力。王雨曾花巨资买下一部明版《<金瓶梅>词话》，郑振铎、赵万里均想收藏，王雨定价万元，郑、赵二人因阮囊羞涩而难以遂愿。三人商议，先将此书影印五百部出售，以飨嗜书之人，后将此珍本归于公藏。
1951年，王雨将多年收存的善本书籍以低价售与北京图书馆。从1958年开始，受中国书店委托，王雨开始撰写《古籍版本知识》，对多年鉴定古籍版本的经验进行总结，由魏隐儒协助整理。1961年油印出版，除在中国书店作为版本培训教材外，还列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作为参考书。1962年，王雨被历史博物馆顾问委员会任命为善本书顾问。据雷梦水《琉璃厂书肆四记》记载“藻玉堂”：“（王雨）颇识版本，所藏多古本、精钞、家刻之书。曾得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一批。又于1958年得会稽姒兼山先生藏书，约数千种，其中以清刻罕见本及有关会稽乡邦文献著述居多。王氏曾撰《古书版刻图书源流》一卷，已由中国书店编印于《古籍版本知识》一书内。”1927年，藻玉堂刊刻日本岛田翰撰《古文旧书考》四卷，附《访余录》一卷。
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全三册），包括《古籍版本学》四卷、《古籍善本经眼录》四卷、《日记、信札及其他》（附原件）等，为其经年随手所著，有助来学。文物专家史树青为文集作序：“余昔年读书辅仁大学，从武陵余季豫（嘉锡）、海宁赵斐云（万里）先生受业。二师皆著名学者，盛称琉璃厂书肆从业人员之中，不乏学问之渊博、服务之周到者。嘱读书问学应向琉璃厂通人请教，并称王子霖先生为梁任公（启超）所推荐，即通人也。”
深明大义的郭纪森
和大多数古旧书业从业人员一样，郭纪森也是学徒出身，经过自身努力，勤学苦练，终有所成。郭纪森，1941年生，字乔松，河北省冀州人。九岁入村塾就读，十五岁因家贫辍学，经其叔郭恒利介绍，进京在隆福寺稽古堂书铺学徒。据孙殿起《琉璃厂书肆三记》所记：“稽古堂郭乔生，字寿山，枣强县人，于民国三年开设。”郭纪森入行后刻苦学艺，据他在《贩书六十年杂忆》中回忆：“三年学徒期间，每天除必须做一切杂务活外，还要烧饭买菜，有空才能学习业务。首先是记书架上陈列的书，再按经、史、子、集学习四库分类法。读过张之洞的《书目问答》和范希曾的《书目问答补正》。两书是学习目录学和版本的必读课本，对记古书之名、朝代和著者姓名字号有很大帮助。”由于本身文化水平不高，全靠死记硬背，多看勤问。他按北图善本专家赵万里所说，熟记古书书名五千个，再记古书作者和名人学者五千个，以此打下学习古书业务的基本功。当时旧书店大多不明码标价，而是以暗码代替，须熟记暗码进行交易。如以“一嵇二生三意四兴五隆六古七财八源九茂十盛”为暗码，记在每本书或每部书的背后上角，店内人一看即知。此外，还要学习掌握装订修补古书的技术，如换皮订线、粘补虫蛀溜口、齐栏包角衬纸镶书，以使全书整旧如新，或整旧如旧。
学徒期将满，郭纪森开始被派赴各大图书馆送书，同时也为一些收藏家、学者提供服务。他广泛结识了许多专家学者，如郑振铎、冯友兰、朱自清、张申府、洪业、邓之诚、容庚、顾颉刚、翁独健等，根据他们的所需不辞辛苦地尽心办理，也与外地的专家学者建立了联系，如为上海的顾廷龙、武汉的朱士嘉提供古籍文献资料，和他保持联系与交往的专家学者多达百余人。
1939年，郭纪森应琉璃厂勤有堂崔世璋之邀，到该书店任副经理。至1943年，他在琉璃厂文化街创办开通书社，独立经营，自任经理。回忆自己的从业生涯，郭纪森说：“当我走访专家学者登门收购时，只要一摸到有书的线索就力争一追到底，从来不计较工作时间长短和往返次数多寡，跑一趟不行就再跑两趟、三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正是这种韧劲赢得了专家学者和读者的信任，视之为书友。金石考古学家容庚编纂《金石编》、《商周彝器通考》，郭纪森为他寻得《金石聚》、《金石索》、《西清古鉴》等珍贵古籍作为参考。史学家顾颉刚创办《禹贡》杂志，郭纪森为他找到许多各省地方志和地图以及地理、风俗方面的文献。洪业主持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先后编纂出版经、史、子、集各引得和“堪靠灯”六十四种八十一册，郭纪森协助他们提供了“四部丛书”初、二、三编和明初藩刻本《静嘉堂秘籍志》，明万历张之象刻本《史通》、影印本《大清历朝实录》等古今图书、目录多达百种。顾学颉编注《白香山诗集注》，郭纪森为他觅得一部影印本《白氏长庆集》作为底本。胡厚宣编纂《甲骨文合编》，郭纪森为他找到一部原印本《古钱大辞典》作为参照。翁独健在为中华书局校点《元史》时，郭纪森为他找到了一部最佳的百衲本《元史》作为底本，是写《校勘记》最好的参考书。中央民族古籍办公室影印出版《西域同文志》时，民院虽有抄本，仍托郭纪森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借到一部复印原刻本。
郭纪森不仅是有心人、细心人，而且是有责任心的人。他多次从收购的废品和将化为还魂纸的废纸中拣选出古旧书刊，为抢救保护中华文化遗产做出贡献。早在1936年，还在隆福寺稽古堂当店伙期间，他在广安门老君地发现一家废纸坊内存有大批官方处理的单据和有图有文字的档案，心存疑惑的他捡出一份样张，请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鉴定。蒋氏看过，认为这是明清户口、土地、赋税、徭役管理档案黄册和鱼鳞册，对历史研究颇有价值。于是他将这批千余斤档案资料全部购回给清华大学送去。1948年，郭纪森听说天津收废纸的小商贩把古书当成还魂化浆纸论斤称卖，于是他和富晋书社的王富晋合伙，三赴天津，把险些送到造纸厂的一大批书抢救出来，竟然是清雍正年间铜活字殿版、开化纸印刷的初印本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全书连目录计一万零四十卷五千零二十册。此书初印仅六十五部，极为珍贵。此外，他还从一个藏書家家中收购到两百余种珍稀古籍，其中有罕见的宋、元、明百衲本《史记》，元刻本《静修先生集》，明蓝格抄本《册府元龟》、《皇明常熟文献志》等。他还在北海公园快雪堂松坡图书馆存放的一批古书木版中发现“食旧堂丛书”、《宋六十名家词》、《纪元通考》等五种旧书原版，淘回后由中国书店复印发行。“文革”期间，他还从崇文、丰台、宣武三个区九个废品站挑选出古旧书刊，十年间先后抢救出二万四千公斤有用书刊，其中有《天津县志》、《杭州府志》、《沈氏尊生书》、《医统正脉》、《赤水玄珠》等书，还有1920年出版的革命文献《共产党员》杂志和一全套《新华月报》及《辞源》、《辞海》、《英华词典》等中、外文工具书。郭纪森从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处得到信息，原燕京大学图书馆存有多种古书木版，后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他积极与北大联系，从北大图书馆仓库中寻出“敬跻堂丛书”、“晨风阁丛书”、《读书敏求记校正》、《书舶庸谈》等八种，经接洽由中国书店重印发行。还与北师大刘乃和教授商洽，将陈垣先生所藏《励耕书屋丛刻》、《元典章校补》木版清点运回中国书店重印。
郭纪森还是有正义感的人，为人处世颇讲交谊，肯担当。他在稽古堂书店时，在厂甸摆书摊与洪业教授相识，此后常去燕南园五十四号洪家送书，由相稔而相知。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宪兵占领燕京大学，按照预谋的黑名单，对燕大师生进行迫害，陆志韦、赵承信、张东荪、洪业、邓之诚、侯仁之等先后以“抗日嫌疑”的罪名被逮捕入狱，是为日本侵华期间有名的“燕大教授案”。洪业家无人照应，郭纪森主动帮助洪家整理存书，从城外把书一箱箱搬进城里。1942年5月，洪业获释，在家仍受到监视。侯仁之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6月18日，侯仁之出狱后连夜赶往天津岳父母家与妻子张玮英和刚出生的儿子团聚。洪业与侯仁之师生之间消息阻隔，二人的联系全靠郭纪森为之奔走操劳，他们由书友而成稔友。郭纪森在回忆中说：“有一次我去洪家，他（指洪业）说写信不方便，趁我去天津收售旧书之便，托我捎个口讯给他的学生侯仁之，洪嘱侯仁之坚决不要替日本人工作。”1995年，侯仁之在《<洪业传>读后题记》中旧事重提：“当时，在敌伪统治下的艰苦岁月中，师生分居平、津，难于朝夕趋谒，使我完全丧失如在校期间亲炙教益的机会。幸而赖有友好代为传递音信，却又使我享受意外的收获。”文后附有洪业致他的四封函件，其第一函中提到：“郭君转来邮来及钟翰携来共三函，皆已阅悉。《金水河考》已匆匆读过一遍，得见创获累累，胸中为之一快。”文中的“友好”和信中的“郭君”即指郭纪森，他把侯仁之撰写的《北京金水河考》初稿转呈洪业审订。其第三函中又说：“郭君带来手书，谨悉。”2013年，侯仁之去世。其子侯馥兴整理家中资料时，意外发现一封1942年9月2日洪业从北京寄给天津侯仁之的明信片，上书“钱牧斋钞本李义山诗近忽寻获，可以奉还矣”等字句。据1992年侯仁之与美籍华人收藏家翁万戈的通信，解释此明信片的真实含义：“煨莲师（洪业）'明信片中有关钱牧斋钞本李义山诗集一事，此话实系隐语，暗示北京友人仗义筹集现金，以接济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遭日寇逮捕又被缓刑出狱的燕大同仁……煨莲师用一'明信片寄我，暗示友人义助之分配我者，暂存他处，即所谓'钱钞'义山之诗者也。其他来信一向由北京琉璃厂书商郭纪森便中传递，不曾邮寄。此'明信片例外付邮，既不见疑于敌伪，又便于及时早有所知，此正吾师用心处也。”2014年3月19日，侯馥兴特撰《洪师赐函明信暗语》详述其事。由此也可以看出，郭纪森在书友落难受窘之际甘冒风险，不仅伸出援手，而且受人之托，终人之事，可谓有情有义之人。1946年，洪业赴美讲学，行前委托郭纪森代买十余种有关研究所用之书。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洪业得知他委托郭纪森代买之书保存完好，让他的学生致送精美笔筒和砚台给郭纪森作为纪念，后又托侯仁之的夫人张玮英从美国带回委托书，把洪氏在北京的一处房产赠予郭纪森。郭纪森认为此项礼物太厚重，不能接受，后来把这处房产交给了国家。
郭纪森深爱自己从事的工作，1956年公私合营后，曾任中国书店古书店副经理、收购员，后被聘为业务顾问，享受国务院有特殊贡献的专家津贴。他一生专力于古旧书业，心无旁骛，一以贯之，乐此不疲。在《贩书六十年杂忆》中他表示：“过去常听人说，吃行恨行，许多从事古旧书业者，改行的改行，半途而废的为数也不少。我学古书这个行业六十年来，可以说吃行爱行。”“学者写文章固然出名了，我看平日给他们提供文献资料的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古旧书业同行们，也是十分光荣的，这是我个人最大的欣慰。”
劬学成才的魏隐儒
与古旧书业从业者多为学徒出身不同，魏隐儒是半路改行。與家境寒素、文化程度不高的入行学徒者不同，魏隐儒受过较好的教育，且擅书画。与学徒中终成大器者相同的是，魏隐儒和他们一样苦心学艺，以恒心和毅力终于练就了眼别真赝、心识古今的古籍版本鉴定功夫。
魏隐儒（1916—1993），河北束鹿人。自幼酷爱书画，对名书法绘潜心追摹。1935年，考入北平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师从一代写意画宗师李苦禅。中国传统绘画的浸润，以及对古典艺术美的认知，对其日后从事古籍版本、字体鉴定大有裨益。1936年毕业后，魏隐儒先后在中、小学任教。他广泛阅读历代书画典籍，对流略之学渐萌兴趣，有志于从事古籍版本鉴定工作。
1949年以后，魏隐儒先后在中华书局、中国图书公司、新华书店工作，1956年转入中国书店，早年研究古籍版本的夙愿得以实现。他被分派在划价组做古旧书刊定价工作，同时编辑《古旧书刊介绍》。从业期间，他手过眼见大量古籍，心营目识，检阅公私藏书目录，不辞烦劳，走访各类图书馆细心记录，写下数百万字的书史资料，积累了鉴定古籍版本的丰富经验。经数十年的淬砺与锤炼，魏隐儒终于成为一位学裕识广的古籍版本学家，被请到大学讲授版本学，被各地公共图书馆和大专院校图书馆邀请，协助鉴定古籍版本，并为各地举办的古籍培训班培养专业人才，开设古籍雕版发展史、版本鉴定等课程。他还有多部撰著问世，先后出版了《中国古籍印刷史》、《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印刷史话》、《古籍鉴定》、《藏书家传略》、《书林掇英——魏隐儒古籍版本知见录》。
在古籍鉴定上，魏隐儒积学功深，多有过人之处。1945年，通学斋书店主人孙殿起曾访得康熙年间泰山磁版书《<周易>说略》八卷，入藏燕京大学图书馆。1949年后原燕大图书馆馆长偷出此书，卖给隆福寺文殿阁主人王平斋，王居为奇货。王平斋死后，1961年其家人将书售与中国书店。北京图书馆赵万里见到此书大为惊喜，收归北图公藏。此书封面上题“泰山磁版”，磁版书世上鲜见，有关史料仅见于清王士禛《池北偶谈》：“益都翟进士某，为饶州府推官，甚横暴。一日，集窑户造青瓷《易经》一部，楷法精妙，如西安石刻十三经，式凡数易，然后成。蒲城王孝綡官益都令，曾见之。”《<周易>说略》和《蒿庵闲话》为山东泰安人徐志定创制的磁版书，系为同乡张尔岐所印。《<周易>说略》刊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封面上题“泰山磁版”，封后有徐志定序，略称：“戊戌冬，偶创磁刊，坚致胜木，因极为次第校正，逾己亥春而《易》先成。”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根据清金埴《巾箱说》所说“康熙五十六七年间，泰安州有士人忘其姓名，能锻泥成字为活字版”，推断此即徐志定所印《<周易>说略》，书为磁活字本。魏隐儒反复谛视检验，发现此书中文字断版、裂版有十一处，而且版框高低不一，这绝非活字本应有的现象。活字印书经拼版成版面后是不会断裂的，行线也不会变成弓形，出现这种现象，分明是火锻造成的。他请教一位耐火材料工程师，得出“此乃磁版烧锻所致”的结论。徐志定也自称此书为磁刊或磁版。恰好济南古籍书店也购得《蒿庵闲话》，书末有徐志定书斋之名“真合斋磁版”五个字。审看此书，字体、版式、纸墨均与《<周易>说略》相同，行间有界线，弯曲不直，并非活字摆印。而且两书均未提及“泥字”、“活字”、“磁活字”或“摆字”、“排字”等表明其工艺的字样。磁活字本既不见藏家著录，也未见传世本。据此，魏隐儒在《中国古籍印刷史》中主张二书是磁版印本而非活字印本。此外，他还以讳字或一字之改以确定版本。如《全唐诗》有清康熙间内府刻本和仿刻本之分，内府刻本第一册目录总目中杨重玄的“玄”字缺末笔，仿刻本则改“玄”为“元”，据此可以区分出两种刻本。又如，《<楚辞>章句》十七卷，明隆庆辛未豫章夫容馆重刻宋本，最为精善，传本甚稀。初印本卷二第十三叶彗星的“彗”字原刻为“慧”，后印本改正为“彗”，据此“彗”字之改易，可断定孰为初印和后印。
从业数十年，饱览古籍无数，魏隐儒对鉴定活字本形成独门秘诀。区分活字本的年代，须按字体、纸张、墨色、讳字或书中序跋、封面、牌记等情况进行考核，他在《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中总结出活字本的十条基本特征：活字本在栏线四角的横线竖线衔接处，多数有隔开的缝隙;排字行气不整齐，有时倾斜不直;字的大小不一致;笔画粗细不匀，墨色浓淡不均;活字与活字的笔画之间绝不交叉;书口上下栏线整齐;活字印本无断版裂版现象;版心鱼尾与两边行线有隔离痕迹;行格界线时有时无。这十条特征，主要体现在版心鱼尾上，因为它总是离不开左右行线的。据此经验辨正纠谬，历历不爽。如清雍正三年（1725）汪亮采南陔堂活字排印本《眉山诗集》排印甚精，字行整饬，几与雕版无异，被北京市文物局、黑龙江大学误定为刻本。魏隐儒经细心审定，认为书中版心鱼尾排版离开左右线，这一常为人们忽略的细节，恰恰证明此书为活字摆印而非刻本。明刻本《水东日记》行字歪斜不整、高矮不平，字体大小不一，栏线接头处多有离开，被吉林大学认为是活字本。魏隐儒慎重对待，持此书与北京市委图书馆藏本详加核对，发现卷中有版断裂多处，因而推勘此书应为明刻本而非活字本。
古书作伪为常见现象，贸贩鬻利之徒以残充全、改易刻印年代、挖补裁换等卑劣手法繁多，魏隐儒细心如发，抉发隐微，还原书本来面目。武汉大学藏有明宣德甲寅朱氏尊德堂刻本《增修附注<資治通鉴>节要续编》，旧著为元大德刻本。1979年，湖北省图书馆请魏隐儒审定。初看此书字体、纸张，略似元末风气。魏隐儒经审看，发现似为明初刻书。再经考订，书中年代乖违，核对年表，元代大德年间并无“甲寅”干支纪年。而明代宣德有“甲寅”干支，为宣德九年（1434）。再经仔细审阅，并在阳光下照看，发现元代大德的“大”字是“宣”字所挖改，“宣”字被挖除下段，留下上段的“宀”被描成“大”字，改后用一枚闲文章钤盖，加以掩饰。这一字之挖改，明代宣德变成了元代大德。正是那枚挖改处钤盖的闲文章不合常理，引起了魏隐儒的注意，炯目如炬的他如老吏断狱，一锤定音，勘破真相。
2010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书林掇英——魏隐儒古籍版本知见录》是其从事古旧书业数十年心力所萃，是一部提要式古籍善本书目。书中著录二千八百三十种珍稀古籍，均为作者经见之书，几乎涵盖了所有版本形式，同时保存了许多书林掌故和书史资料。黄裳先生为之作序，称赞魏隐儒“在版本著录上所下的功夫在在都有突破前人之处，举凡书名、卷数、作者、断代、行格、版式、封面、刻工、题跋、藏印、纸张诸项无不一一著录，使一书的全貌粲若列眉，对藏书家和版本研究者都是绝好的参考资料”，认为此书“上可与傅增湘的《藏园群书经眼录》相衔接，旁参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百年来我国善本书的流转聚散，大致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