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菊韵：天安门城楼开放前后

     天安门城楼开放前后

文/姚菊韵

走过汉白玉铺就的金水桥，穿过厚重庄严的红漆大门，一步步登上铺着红毯的台阶。20年来，已经超过4000万人次的游客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很多人眼里，登天安门城楼，和登长城、参观天安门广场一样，是到北京后必不可少的一个旅游项目。

天安门，昔日的皇家禁地，现今是共和国神圣而庄严的象征。曾被赋予多重政治意义的天安门城楼，一层层脱茧而成一个普通的旅游景点。在这个变化背后，是一个国家逐渐开放的过程。

龙年到城楼开

1988年1月1日，一个格外晴朗的日子。

北京市旅游局局长怀里抱着一大包东西，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天安门城楼。经过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杨登彦身边的时候，杨登彦拦住了他：“拿了什么好东西？给我看看。”

局长解开怀里的包，是两个一尺多高的景泰蓝花瓶，外形大方，图案典雅。

这一天，是天安门城楼开放的第一天。筹备者为此精心准备了两份大红证书。一大早，局长又从北京饭店找来了这一对漂亮的景泰蓝花瓶作为礼物，准备一会儿分别发给第一位中国游客和第一位外国游客。

清晨5时，国旗刚刚在旗杆上飘扬，天边刚刚透出第一丝曙光，天安门的值勤人员便发现有人跨过金水桥，径直朝城门走来。值勤人员忙迎上去询问，得到的回答却是反问－－“今天天安门城楼正式开放，你不知道？”

值勤人员愣了一下，他没料到这么早就有人来，赶快给这位游客指引购票地点。随后，一个、两个……希望尽早登上天安门的中外游人陆续来到城楼下的售票处，队伍越来越长。

“如果不是亲临那种场面，你根本无法体会到排队时的庄严肃静的气氛。个个一本正经，仿佛不是来游览，而是准备发表就职演说，准备接受电视采访似的。”当时在现场采访的记者董保存描述说。

9时整，一声铃响，天安门东西马道的朱红色大门缓缓打开了，等候已久的游人们第一次体验到“马道通天”的感觉，一步步走上了城楼。一位妈妈领着自己的小女儿边走边俯下身子轻声教导：“这是毛主席宣布共和国成立的地方。”

自溥仪出宫之后，故宫被辟为博物院，但始终没有人能够登上天安门城楼。新中国成立后，天安门城楼那巨大的拱门终于打开了。普通人可以自由地穿过金水桥，走进皇家禁地，去看看过去皇上的金銮殿、龙椅和龙床。但天安门城楼作为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平常人是不能上的。

而自这一天起，建成以来就从未向大众开放过的天安门城楼，面向游人敞开了怀抱。

“人民不来叫什么人民大会堂。”

作为人们心目中神圣的政治场所，天安门城楼并不是第一个开放的禁地。此前，同样作为重要政治活动场所的人民大会堂早已率先开放。算起来，人民大会堂的开放要比天安门城楼早八年多。

自从20世纪50年代末建成之后，人民大会堂一直就笼罩着神秘的光环，一道铁护栏横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广场上，警卫线则一直向东延伸到广场西侧的马路牙子上。平时，大家只能站在远处观望这座宏伟的建筑。

1978年，人民大会堂的解禁提到了议事日程上。这一年，影响深远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会上休息时，与会人员回顾起了当年大会堂命名的故事:

这是一座汇聚了3万多人心血的建筑。建成前夕，毛主席亲临视察，工作人员向他介绍：“这座建筑物现在还没有名字，周总理曾说过，等建好后由主席命名。”“你们现在怎么称呼这座建筑？”毛主席问。“我们一般叫'大会堂’或者'人大会堂’。”随行的万里回答说。“那就叫'人民大会堂’吧。”毛主席一锤定音。

人民大会堂定名的故事引发了与会人员的热烈讨论。有人提出，是否可以考虑在不举行重大活动的时候，将人民大会堂向各界人士开放参观？“如果人民不能来，那还叫什么人民大会堂？”有位高级领导人当场提议，“人民大会堂作为党和国家政治活动的最重要场所，地位在全党全国人民心中极为重要，为了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体现我们党拨乱反正的决心，人民大会堂应该而且可以在不进行重大活动时，向各界群众开放。”

这个建议刚刚提出来，就得到了周围同仁的一致赞成。人民大会堂开放，就这样变成了现实。

1979年1月27日晚，一度中断15年的首都群众欢庆春节联欢晚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颖超在联欢会上讲话，她激动地说，过去的人民大会堂，人民不能来，现在人民大会堂的禁区已经被打破，将向各界群众开放。话音一落，掌声四起，长久不息，在场的人不禁拍红了手掌。开放的脚步比预想得更快。

当年3月10日，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警戒铁栏杆被全部拆除。大会堂的大门打开，开始拥抱人民。7月15日，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礼堂及部分大厅正式对外开放，人们可以参观、游览、照相留念。自此，每天广场上静候入场的人群如同长龙一般，络绎不绝，他们神色庄严地慢慢踱入，满脸笑意地漫步出来。

在当时的环境下，人民大会堂的开放姿态无疑是有着象征意味的。大会堂解禁，受到了海外各界人士和国际友人的好评，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信号”。

接踵而来的开放步伐

通过揭开面纱，接纳游客参观，处于祖国心脏地带的人民大会堂打破了以往给人留下的神秘感觉。而三角钱一张的门票价格虽然不高，却也给这里带来了一些经济收入。

而这，仅仅是人民大会堂开放的第一步。

人民大会堂里时常有数千人同时就餐，为此拥有数百名厨师，其中特级厨师就有30多名。他们具备娴熟的烹调绝技，掌握着中国八大菜系以及各种西餐的正宗做法。但人民大会堂也并非天天都有国宴，并非天天都有数千人就餐，那这么多的烹调大师和优秀服务员该做些什么呢？过去的做法是，有宴会时，工作；没有宴会时，学习。对于身怀绝技的厨师们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浪费。

从1984年起，人民大会堂开始卖快餐了，这被游客们惊喜地称为“大会堂练摊儿”。这一年，人民大会堂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开始实行部分企业化管理。

在绝对保证党和国家政治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大会堂拟定出“五年改革设想”，提出“保证逐年减少国家行政拨款，力争五年内达到行政经费自给自足，以减轻国家负担”。对于这份人民大会堂提请的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欣然批复“同意”。

于是，人民大会堂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开始向参观者卖快餐。万人大礼堂可以参观，宴会厅里可以就餐，会议厅可以租借……人民大会堂从此结束了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历史。

既算政治账，又算经济账，“两条腿”走路给人民大会堂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1984年到1986年，仅仅两年的时间，人民大会堂的行政经费便实现了自给自足。

也是在这一年，北京友谊商店同样向普通人敞开了怀抱。

始建于1964年的北京友谊商店是中国最大的一家涉外商店。自1973年迁至长安街东侧营业后，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友谊商店可谓独享尊荣。国人只能凭护照出入、商店里只收外汇券、很多外面买不到的紧俏货品都能在这里找到……这些都在表明友谊商店与众不同的地位。

当时，出入友谊商店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凭借外汇券购买到一些紧俏货则是人们炫耀的资本，对访华的各国领导人来说，逛一逛友谊商店几乎成了他们访华的“保留节目”。

从1984年开始，一直板着面孔的友谊商店慢慢放下了它高贵的身段。第一步，是从一张小小的“夜市券”开始的。

和很多同时期流传的精美票据相比，由友谊商店自己印制的“夜市券”显得有些简陋。它不过是一张和粮票一样大小的小小黄色纸片，油印着“夜市券”三个大字，并在下面注明“某年某月某日晚7时至9时有效”。

不过，千万不要小看这张不起眼的“夜市券”。这一张张两指宽的小纸片，就像是通往幸福大道的入场券，让数以千计率先富起来的中国人买到了自行车、黑白电视机乃至彩电、收音机等梦寐以求的商品，让他们实现了家庭梦想。

和人民大会堂相比，友谊商店的开放显得悄无声息。一家商店，即使身份再特殊，也不会如何轰轰烈烈。不过，友谊商店的开放和国人的生活水平更加息息相关。家住北京西城的周月明老先生至今都记得，儿子在友谊商店买了进口糖果招待来家做客的朋友，结果这些新鲜的零食让客人们羡慕不已。告辞的时候，周老先生给每人送了5块糖，大家都如获至宝。

进口食品、自行车、缝纫机、皮鞋、洋酒、外贸服装……这些当时只能在友谊商店出现的高级商品，随着友谊商店的开放，也向寻常百姓露出了笑脸。如果说，人民大会堂的开放颇富象征意义，代表着中国政治上的进一步放开，那么，友谊商店这一张小小的夜市券，则是改革开放中无数国人想要过上更好的日子、想要拥有更高生活水平的真实写照。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就在这一年，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对外开放。1984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全部开放中国沿海港口城市，从北到南包括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共14个大中港口城市。有如雄鸡的共和国版图上，开放的大潮迎面而来。

龙年之前一定开放

1986年的“五一”节，天安门城楼组织了一次内部开放，接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英模代表。当这些人兴高采烈地登上城楼时，他们想到的不仅仅是自己享有了一种荣誉，而是更深更远。

有的代表问工作人员：“什么时候天安门能正式开放啊？”而人大代表庄庆汉更是直接在留言簿上写下：“天安门城楼的开放，将是我国民主化进程的重大标志。”

此后，每逢“五一”或国庆，天安门城楼上都会迎来一批客人，有时是辛勤工作多年的劳模，有时是优秀教师、工农兵代表等英雄群体。站在城楼上远眺，广阔的天安门广场尽收眼底。

而在此前的1985年，天安门广场上还有了一些小小的变化。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北京的旅游业逐渐发展起来。而无论是中外游客还是港澳同胞，只要来了北京，天安门广场是必不可少的游览之地。

天安门广场逐渐遇到了难题。偌大的广场上空空如也，大老远过来参观的客人们噘起了嘴。“这是什么天安门？”游客们的意见像雪片般飞向天安门管理处，他们给广场概括了三个特点，“饿的天安门、渴的天安门、憋的天安门”，即埋怨到天安门游览时，没得吃、没得喝，就连上厕所也不方便。

1985年5月18日，作为天安门城楼开放配套设施的天安门旅游服务部率先正式开业，广场两侧也设立了流动厕所。此后，在广场和故宫参观的游人能够方便地买到饼干、饮料、香烟、纪念品等商品，也不会在广场上无处“方便”了。

设立这些便民措施，看起来是很不起眼的事情，却也需要一番周折。据当时在天安门管理处工作的冯人凯回忆，直到1980年，天安门管理处还只有八名工作人员，因此被戏称为“八大员”。在计划建立服务部后，管理处不仅要精心招聘、培训员工，更是连每件商品都要用心挑选。“天安门无小事。”冯人凯回忆说，“在天安门，不能出现服务态度不好的现象，卖的食品和香烟更是不能出问题。”

天安门旅游服务部，成了天安门开放的先行军。“等到天安门城楼正式开放的时候，我们在城楼上设立服务处，卖一些食品饮料和纪念品的时候，就已经驾轻就熟了。”冯人凯说。而像冯人凯这样的历史见证者也许没有意识到，几个小小的摊位，却不亚于天安门迈向开放的第一步。从天安门旅游服务部开始，大家的思想逐渐放开。既然把天安门作为一个旅游景点来布置，自然也就不会认为在这片曾无比神圣的广场上卖东西、拍照片或者设置厕所有什么不对了。

但是，当时的城楼上还不能让普通人自由买票上去参观，甚至是常年工作在天安门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也绝不能随便登楼。城楼开放前，所有为城楼做日常保洁、整修的登楼人员都在中央警卫局备案，均需经过极为严格的政治审查，每次登楼前均需用电话向中央警卫局请示，得到许可后才能登楼。

不过，一切都阻挡不住开放的脚步。可以为之佐证的是，1985年2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区被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成为我国实施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重要战略意义布局。

1986年年底，北京市旅游局组建成立。第一任局长刚刚履新，就把筹备天安门开放列为了自己的几个重点工作之一。

1987年，对外开放了近8年的北京迎来了第100万位旅游者。带着旅游局的工作人员，旅游局局长一早便到机场等候，还亲自用一辆装饰着花束的汽车把第100万位旅游者送到了宾馆住下。在他看来，这个100万的数字，既是改革开放8年的成就，也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

接下来的1988年恰好是龙年，北京市旅游局把1988年定为“北京国际旅游年”，整个1987年全年，全局上下都在围绕着第二年的“旅游年”筹备活动。

舞龙比赛、自贡花灯节、北展系列展览……经过了几个月的筹备，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被设计出来，排上日程。可是，旅游局局长还是觉得有点不满意。“头一炮一定要打响。”他在全局大会上说，“一定要给'国际旅游年’想一个够分量的开头。”

于是，搁置了一段时间的天安门城楼开放，被正式摆上了议事日程。

北京市旅游局局长说做就做，当即写了个报告，再度向中央申请天安门城楼开放。正好赶上当年7月底的北戴河会议，当时的中央领导全在北戴河开会。局长二话不说，就带人直奔北戴河，一个字－－“磨”。

在他的努力下，王震等几位领导人都先后批复了“同意”。

天安门城楼，距离大众越来越近了。

1987年国庆后，天安门管理处收到了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杨登彦的正式通知，为1988年1月1日天安门城楼开放做好所有准备。

有人说，旅游局局长是天安门城楼最终得以开放的“功臣”，但他却对这个评价逊谢再三。“主要是从中央到北京市，对天安门城楼开放的态度都很统一，也很坚决。各个环节都非常顺，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他后来回忆天安门城楼筹备开放的全过程时，用了一句成语来形容，“势如破竹”。

“1987年，改革开放不足十年。也许在外国人眼里，中国还是那个灰色、蓝色衣服唱主调，自我封闭的国家。但是我们身在其中的人却清楚地知道，最大的潮流就是改革开放的深入人心。几年来，中国人一边前进一边破除旧律。既敢做，也敢想了。”旅游局局长说，“在筹备的时候，觉得这可能是件挺大、挺难的事情，等做成以后回头一看，大是挺大，但是不难。”

正如旅游局局长所说，天安门城楼的开放过程，也是这个国家走向开放的一个缩影。

就照开国大典的样子布置

总共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要筹备的事情却实在不少。

要想城楼开放，先得搬家。之前，每逢“五一”、国庆或春节，国家领导人经常会登上天安门城楼，向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挥手致意。可是，如果因此就认为天安门城楼上随时可以接待客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彩旗、护栏、灯笼、屏风……这些集会上要用到的东西平时就堆放在天安门城楼上，把城楼上堆得像个大仓库一样。别的不说，就只那四对直径2.5米的大红灯笼，就整整占满了一间房。

等把东西清理出去之后，人们再四下一看，才发现，需要收拾整理的地方还真不少。

“想想看，一个仓库搬空了，环境能好吗？”时任天安门管理处处长姜承达回忆道，当时城楼上的门窗、天花板都有污损，需要重新粉刷和油饰，城楼上的一些柱子甚至连漆都没刷，就直接袒露着原木。按照城楼复建的要求，光干燥柱子和粉刷油漆就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开放在即，时间太紧。怎么办呢？姜承达想了个法子：在原木外面包上三合板，再在三合板上刷上红漆。弄完一看，也挺漂亮。

一番辛劳之后，面对着整饬一新却空空如也的城楼，该怎么布置呢？工作人员们又犯了难。这时，北京市里的意见刚好批下来，简单明了，“就按照开国大典时的样子布置”。桌椅、沙发、茶具、挂钟、屏风……一件件都按照开国大典时的原样摆放，丝毫不差。

唯一有些不同的地方是：城楼大厅中的大型屏风是做隔断用的，先前没有任何的装饰。为了更加美观，天安门管理处特地在屏风上张挂了一批著名画家的画作。

至2014年，天安门城楼已接待宾客6000多万人次

甄选画作时的故事值得一提。对于该在屏风上挂什么样的画，先后有几个不同的方案。先是有人提出来挂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现任国家领导人的画像，但很快被否定了。否定的原因很简单－－天安门城楼本来就是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地方，如果再挂上一些领导人的画像，就显得太郑重了。“毕竟，天安门城楼开放的目的是为了旅游。”时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杨登彦回忆说，“一个旅游景点布置得政治性那么强，多不好。”

挂画像这个提议被否定了，大家一起继续出谋划策，改为挂山水画。不过，人们又在选择山水主题上大费周章。祖国山河壮美，能够备选的主题太多了。泰山、桂林、黄河、长江……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们历数下来，似乎哪个都能够代表中国，但是哪个也都不足以完全概括改革大潮下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挂山水画的这个想法也被放弃了。

最后，杨登彦找到了当时的中国文联副主席尹瘦石帮忙，拍板决定画花鸟，他请来了田世光、郭怡宗、王庆生三位大画家挥毫作画。雍容的牡丹、清雅的翠竹、奔放的腊梅……在三位画家的妙笔之下，原本雪白一片的屏风上绽放出了美丽的风景，美观之外却又气派庄严，看得工作人员们心旷神怡，连连称好。

另外，工作人员还到历史博物馆去专程翻拍了著名的油画《开国大典》，悬挂在大厅的正中央。画中远处天高云淡，近处红墙碧瓦的景色，正好和天安门城楼交相呼应，合为一体。

一番辛苦过后，天安门城楼终于整洁一新。杨登彦老人一直都清晰地记得那一天的感受：天空蔚蓝，城楼上格外整洁，还带着淡淡的油漆味道，阳光不加掩饰地倾泻下来。抬眼望去，人们三五成群地在广场上参观、嬉戏。“确实太壮观了。”他忍不住感叹。

票价十元

如果说，对天安门城楼内部的布置已经是煞费心思，那么，接下来的一些准备工作就更显得考虑周全。工作人员将大厅里原来铺设的纯毛地毯换下，在楼梯、平台、大厅等所有游客行经的地方铺上红色的化纤地毯。游客只要一经过安检门，就能踏上红地毯，一直走到城楼上面。这样设计，有两个好处：一是游客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是走在红地毯上，就像走向一场盛大的仪式，庄重美观。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地毯对毯下的青砖地能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当时，故宫已经出现了节假日游人过多、古老的地砖磨损严重的问题。沿路铺上红地毯，也是天安门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专门向故宫借鉴了经验才想出来的主意。

另一个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的问题，便是天安门城楼的票价。当时，人民大会堂的参观票价是三角钱，颐和园是1元钱，故宫是5元钱，而天安门广场自从开放后一直都是免费参观的。

天安门城楼开放的票价该是多少呢？北京市旅游局已经不记得为这个问题开过多少次会了。计委、物价局、旅游局、外办等几个单位坐在一起，共同会商，绝不是谁一拍脑门儿就能定下来的。

之所以经历这么多次讨论，是因为在票价定价时有两个听起来看似相互矛盾的原则：第一，票价不能太高，要让普通百姓能够买得起；第二，票价不能太低，要能够通过经济手段控制登城楼参观的人数，达到保护文物的目的。

最终，在北京市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上，通过了这样的决定：

1. 外宾每人次40元（外汇人民币）；1988年龙年旅游年优惠票价为30元。

2. 内宾每人次10元。

3. 有家长带领的身高1.3米以下（不含1.3米）的儿童免票（每个成人只允许带一名）。

4. 和当时人们通常几十元的月收入，以及其他旅游景点的门票价格相比，登一次天安门城楼实在不便宜。北京市旅游局一度还担心这个票价会让人望而却步，不过，随后参观的滚滚人流则证明了这一票价的合理。在带来可观经济收入的同时，天安门城楼上从未因为哪一天游客过多而产生安全隐患。根据后来的记录，1988年全年，天安门城楼参观人数最多的一天达4230人次，最少的则为425人次，全部在安保的安全范围内。

不仅是票价经过了多次讨论，对于允许观众带照相机一事，也反复磋商了好几次。在最初的方案中，从安全角度考虑，规定参观者一律不许带照相机。但方案上报后，有的领导认为，群众登天安门城楼，肯定都希望能够合影留念。如果不设专门的摄影点，又不允许带照相机，大家会感到遗憾。允许带照相机，虽然增加了保卫工作的难度，却符合了广大参观者的意愿。

为此，北京市旅游局最终决定参观者可以带照相机，除了大厅内禁止拍照外，天安门城楼上可以随处留影。

向旁边的人民大会堂取经，引进安检设备；多次设计门票样式，最终选定了对折的请柬形式；印制纪念册，向游人全面介绍天安门城楼的沧桑经历和辉煌历史……经过天安门管理处工作人员几个月的精心筹备，城楼开放的这一天，终于要来了。

巧合中的必然

1988年1月1日，“北京国际旅游年”的第一天，天安门城楼正式向中国、向世界的广大人民开放。

在游人登楼前，北京市旅游局在城楼上举行了一个非常简短的剪彩开放仪式，没有领导人参加。在人们心目中，仿佛真的只把天安门城楼的开放等同于一个旅游景点的开放。

当国内第一位登楼者、北京东四人民商场的退休会计高锡武接过旅游局局长赠送的景泰蓝花瓶和证书时，又惊又喜，不禁流出热泪。而第一位登上城楼的外国人是来自美国的卡特，得到礼物后，他也同样惊喜莫名。

一早便在现场等候的记者董保存站在城楼上，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笔，记录下了当天参观人群的激扬情感。

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穿一身整洁的工装，由孙女陪伴，缓缓走上城楼。他从东到西，看得格外仔细。工作人员同他攀谈，才知道他是重修天安门时的工人。“我一定得上来看看。那时候，咱修城楼，今儿个，咱是登城楼的。”

一位腰板挺直的老人，姿态和步伐透露了他曾经的军人身份。“在延安那阵子，离毛主席的住处很近，经常见到他，挺亲切。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老人家在这上面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回我也站在城楼上，觉得党和国家领导人离我们更近了。”

站在这位老军人身旁的，是个40岁上下的中年妇女。她站在毛泽东同志朝群众招手的地方，久久伫立着。望着长安街上川流不息的车队，望着人民大会堂上猎猎的红旗，望着广场上照相留影的人群。望着望着，她的眼圈里含满了泪水。工作人员以为有什么事情，来安慰她，她更是忍不住哭出声来。周围的人都纷纷猜测：天安门一定是勾起了她的某种回忆。

这一天，登上城楼的中外游客共有2000多人，可谓宾客满门，其乐融融。当月，共有38253人次的游客登上城楼，带来了超过40万元的收入。

随着天安门城楼的开放，天安门管理处的体制也发生了变化，摆脱了一直以来依靠财政全额拨款的局面。经营数字也很可观，仅开放头一年，就接待了超过60万人次的游客，全年参观票款近780万元。这个数字，不仅足够天安门管理处的管理费用，还大有节余。此后兴建天安门广场过街通道，以及进行每年一度的天安门城楼粉刷修缮，都或多或少有着天安门城楼开放的功劳。

在天安门城楼开放后的几个月里，中央接连做出了几项重大的开放决定。1988年年初，中央决定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全部对外开放，同已经开放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等连成一片，形成环渤海开放区。3月4日，又继续扩大了沿海经济开放区，使全国沿海对外开放前沿地带的市、县总数增加到了288个，面积约32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1.6亿人。随后，在4月举行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建立海南省和海南经济特区的两项决定，海南岛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邓小平评价这个举动“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一间礼堂、一家商店、一座城楼……当它们敞开怀抱迎纳四海来宾之时，它们所在的这个国度，也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切的一切，会是巧合吗？

而今，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城楼每天的参观游客依然络绎不绝，但友谊商店早已在周边后起商圈的映衬下显得黯淡无光。它们的命运，随着整个国家的脉搏起伏跳动，而斗转星移之间，也无声地见证了这个国家的开放和进步。这时，当我们再回头看这些不经意的巧合时，才能由衷地说，巧合之中，有着历史的必然。

作者简介：姚菊韵，女，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原编辑，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