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和魏征两人是一代的明君良相？魏征死后李世民对他毁碑掘墓
李世民和魏征两人是一代的明君良相？魏征死后李世民对他毁碑掘墓
前言：在历史上，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两人的关系一直是用来被标榜的：明君良相，一个胸怀若谷宽宏大量，一个是敢于犯颜直谏知无不言。所以一直到现在，提起李世民和魏征的关系，无论是上级领导、还是下级官员都会津津乐道，上面的人就会自以为自己也有“明君”高度了，下面的人往往自以为自己是“魏征”的格局。历史的真相是不是这样的呢？是又不是。
为什么说是又不是呢？因为在李世民和魏征的前半段关系基本是“明君良相”；但在魏征死后，两人的关系就异化了。
李世民与魏征
一、唐太宗对魏征非常包容，但也有很多次差一点就要杀魏征的头了，这时候有一个人多次为魏征说了好话。
魏征的人生经历其实很复杂，作为读书人的他一定很想出人头地。
上进无门年轻时的魏征无奈中做过道士、上瓦岗寨当过反贼、当过小文官，后来冒着生命危险主动要求去劝降大将徐世绩才开始出头，当了太子洗马成为李建成的心腹。
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后，为了政局的稳定，就把太子的人马魏征当成了一个标杆重用了，讲良心话最初这只是一个面子工程。
魏征这时候也在给自己重新定位：想要成功就不能走常人所走的路子，因为他清醒地知道，唐初李世民的身边聚拢了大量的文臣武将，他一个被杀的太子的旧臣要想从正常的途径上奋斗，永远都不可能有出头之日。
所以魏征很好地利用了李世民想要当尧舜的心理，他就把自己打磨成了一个“明君”身边一定要有的“谏诤之臣”的形象。
魏征自然还知道，自己选择的这条路是有着巨大的风险的，但历来富贵险中求，无论你是要名还是要利，不付出自然没有收获，魏征这一把押（梭哈）下去的，就是自己的人头！
魏征的一生，要的是忠臣和名臣的名声，为了这外名，他可以不要命
于是在朝堂上，魏征对李世民提起批评，那是一针见血，好多次把李世民气得要吐血，以至于李世民回到后宫就向长孙皇后抱怨：那个谁谁谁姓魏的，今天又骂我了一点面子都不给我，我要杀了他！
如果没有长孙皇后，我估计魏征有100颗脑袋恐怕都不够杀的。
所以魏征要感谢长孙皇后，因为长孙皇后自己也想当一个“后世留名的皇后”，她每每就微笑对李世民说：“有人骂你是你的福份，你以为尧舜都是那么好当的吗？如果一个魏征你都容不下，以后谁还敢跟你提意见说真话呢？那就是一个暴君了。”
李世民和长孙皇后
这话李世民是真的听进心里去了，所以后来他就故意更加放任魏征对自己的批评（当然是你批评你的，我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大不了你再来啰嗦而已）。
二、为什么在魏征死后，李世民要对他毁碑掘墓？忍无可忍不需再忍。
魏征死后不久，唐太宗对魏征做了几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1.下旨解除衡山公主和魏征的儿子魏书玉的婚约；2.带人亲手将魏征墓碑砸毁（墓碑还是李世民自己写的）。
魏征的墓，上面的字迹早已风化没有了
历史上记载，李世民之所以这么干，原因有三：
1.魏征死前向李世民推荐了两个宰相人选，一个是杜正伦，一个是侯君集。可惜的是，杜正伦很快因错误罢了官，而侯君集又卷入了太子李承乾谋反案中。
2.魏征维护山东的世族集团。魏征出身于山东，也在瓦岗寨干过，所以与山东世族集团有着太多的利益关系。但是李世民出身于陇西集团，历史上就对山东集团看不顺眼，就一直想找山东集团的毛病，而魏征成了山东集团的代表，这应该是魏征自己没有认识到的最大的错误。
3.魏征把自己对李世民的谏言底稿，都给了史官看，这自然是要史官为自己美言，但这却是李世民所最不能容忍的。
也许这些事情太过于让人不好接受，所以后来的文人也好，史官也罢，总之大家都选择地故意忽略这一部分，那是可以理解的。
魏征与李世民的关系的资料，还是好找的，新旧唐书里都有
三、为什么李世民后来又下令给魏征重新立碑？说到底，还是为了要一个“明君”之名。
魏征生前是一直反对李世民要对高丽（朝鲜）用兵的，因为东北地区路途遥远崎岖气候寒冷，大军多了展不开、少了又打不赢。
隋朝于612年、613年和614年，由杨坚（第一次）和杨广三次御驾亲征，但结果都是劳民伤财，还把国家于618年给搞没有了。
但李世民认为隋朝的亲戚们表爷爷表步做不成的事，他一定可以做好，成就他的天可汗的威名。
但他还是走了杨坚和杨广一样失败（惨败）的老路。
同时经过了反思，李世民也认识到，自己与一个已经死了的人较劲有什么意思呢？更何况，让这个人出点小名（当忠臣诤臣）还可以更以衬托出自己的明君的伟大。
所以李世民就借征战高丽失败这事，给自己来了个台：我没有听魏征的话所以才失败了啊，你们看，魏征是个多好的忠臣啊（潜台词是：你们为什么不劝我不要出征高丽呢？所以我的失败就是因为你们啊），于是下令重新给魏征恢复名誉重新修墓！
其实魏征这时候也想通了：我都死了，你爱修墓就修吧，等哪天你不高兴了，你就再来砸一遍，反正是帝心难测我从此不再测。
结束语：李世民和魏征两人的历史已经成为了昨日黄花。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的这种关系明君与良臣的明确的自我定位，对于贞观之治这一页，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共同开辟了大唐王朝新的一页，让我们今天还为之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