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师方前

方前先生是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老师，是人师。

除了在开学和几次学校开全体学生会上听过方前先生讲话外，我没有上过一次他的课，但他却是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

在我俩的人生旅程第一次发生关联的是1981年。那年我参加高考，他是徽州师专赴合肥招生的领队，当时《安徽青年报》刊发安徽省高校招生信息时把徽州师专整个漏掉了，于是方前先生向安徽省招生办公室提出：因为出现了这种情况，造成没有学生报我们学校，我们请求在达到本科线的考生中挑选志愿表上填了“服从调剂”的学生。这一请求获得准许，所以1981年徽州师专在徽州地区以外招收的学生考分都是本科线以上的。其中与我同县的一位胡同学的分数在当年超过了北大的录取线，他也被徽州师专录取，我也以高出本科的分数线被徽州师专物理专业录取。于是，这开启了我和方前先生的缘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我迷上陶行知研究。

进校后学校召集新生开会，安排领导讲话，时任副校长的方老师第二个讲，由于第一位领导是照稿子念，四百位同学听得有的开小差了，有的开“小会”了。方老师手上也拿了张纸，但也许纸上只有提纲，因为他是用低中音不紧不慢地讲而不是照本宣科地念。而且讲的主题是要稳定思想，尤其针对大多数同学都觉得自己考了本科成绩却进了专科学校吃亏了，屈才了的想法，方老师劝诫大家要安定思想，安心学习，不要在后续的各门功课考试中吃败仗。同学们听到这些话，觉得比较实在。这是我对方老师的第一印象。

此后，由于我给广播站和当时油印的《徽州师专》校报写稿，要把稿子送到行政办公楼的宣传部稿箱，上下楼偶尔就碰到当时已是校长的方前老师。我会自然和他点头示意打招呼，他也微笑着向我点头还礼。在有点森严感的行政办公楼里，我感到是难得的惬意。方老师对学生的尊重显然也是一种激励和教育，尤其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我知道他是校长，他不知道我是谁，只知道我是学生，我完全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记住我的名字。

直到1983年春，有一天我到屯溪的一些工厂调查后沿着延安路走回学校，忽然听到身后有个人叫我的名字：“储朝晖，回学校吗？上我的自行车吧！”我转身一看，正是方校长。此前我没有跳上别人正骑着车的经历，心里还有点怵，便推却说：“我走回去，没事的，您先走吧。”不料方校长把车速放慢了催着说：“上来吧，顺便嘛。”于是我手忙脚乱地骑上方校长自行车的后座，回到学校。从此以后我们见面就是熟人了，见面相互说的话就多了。

此后，又有一天，我在行政楼的楼梯上同时遇到方校长和当时在学校资料室工作的徐之珩老师。因为我经常泡在资料室，所徐以和徐老师很熟悉。曾有一次他偶然看到我写的诗和文章，一问得知我是物理系的，很惊讶，便与我交谈了几句，之后我们关系就更加亲密了。徐老师让我帮他做些资料室里的体力活，也让我看些一般师生看不到的资料。后来我才了解到，徐老师1928年生于浙江德清，比方前老师年长6岁，祖上名门望族，五世祖徐倬曾任翰林院编修，主持编校《全唐诗录》。徐老师因袭祖传，工于诗词，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被分配到安徽师范学院物理系任教；后经历坎坷，本身高才，却未能发挥。那次在楼道里三人相会打招呼的场景我没在意，历经沧桑的徐老师观察得很仔细。事后一次到资料室，徐老师把我拉到角落轻声问我：“你怎么跟方校长关系那么好？”这是一个我从未想过也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我正在那里发楞的时候，徐老师笑着说：“你别装傻，我那天一眼就看出来了。”后面他补述了很多，大意是说：这是好事，方校长的学问怎么样我不知道，为人是好的，见面总是笑嘻嘻，没有其他领导那种给人不舒服的感觉。这是我第一次从一位历经磨难的老师那听到对方老师的评价，也为我此后观察人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1984年，我们在此前对陶行知进行学习和调查的基础上成立了名为“徽州师专教育科学研究协会”的学生社团，同年6月13日，同学们会议讨论决定，请方前、钱继芳、黄安澜几位老师为顾问，推我为主席。6月16日我们准备了一些材料后就去找方校长汇报，他听了很高兴。我们准备在7月1日开成立会，想请他参加。方校长看了自己的日程表，说7月1日已经有其他安排，最后他拍板确定在6月24日。不料这个时间还是跟教务处开教务会议的时间重叠了，后来教务处副处长在办公楼楼道里见到我直喊：“储朝晖，你搞什么名堂，我们好不容易凑个时间开学校教务会议，你倒把校长拉到你那里去了！”事实上我确实不知道那天学校要开教务会议，倒我觉得方前老师会前肯定是知道的。然而两相权衡，他选择全程出席我们学生社团的成立会上，更让我由衷感佩。

1984年6月24日，徽州师专教育科学研究协会成立会召开，方校长不仅自己来了，还带来了教务处副处长宋英发、宣传部副部长苏雪卿、校团委书记钱萍。我对各位领导老师到会表示感谢，并介绍本协会成立缘起，开展活动的设想，何慧冰宣读协会章程后，方前校长就我们的活动设想和章程说：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一是说明对搞好师范教育有自己的想法；二是说明大家都有志于教育科学的研究。我相信以你们为种子，就会有更多的同学参加教育研究。

协会成立后后，对于你们开展的研究活动，我提几点想法。１.研究一定要有中心议题。可以请老师当参谋、指导。这是学校成立第二教学渠道，是出人才的渠道，所以大家开了个好头，请教务处考虑给予一定的费用。２.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三个面向”，目前的研究可以从理论上探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不同层次的教育怎样体现“三个面向”。３.教育很大的一头在农村。农村教育值得研究，如歙县是全省第一个普及小学教育的县。初中教育及其师资、财源问题也值得研究。教育学、心理学上新的分支，理论上研究都可进行。暑假到农村去调查是很好的方式，具体组织可向教务处提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也值得研究，今年十月有十几个省参加陶行知研究会议，你们也争取参加，理论联系实际。最后，希望协会不断发展，我们表示祝贺！

宋英发说：“我代表教务处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不仅教育学，其他各学科的研究也需要你们这样的精神。你们研究时，要理出提纲，要持之以恒，要几代人坚持。”因那边要开教务会，他先离开了。苏雪卿说：“你们敢想，敢干，一定有成就！我们宣传部大力支持”。钱萍说：“我很高兴，教育科学研究协会的成立是我们学校教育与教学发展的一个飞跃……要培养具有革新的能力和创造的能力的人才，就如在座的所有同学一样。”还有教学教师黄安澜说“要处理好专业学习与教育科研的关系。教育科学研究不能孤立地研究，它和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相关。要用这些方面的知识来武装自己，要获取新的信息”。

在听完老师和会员的发言讨论后，方前校长叮嘱：“现在时代要培养开拓型，创造型的人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大家想了很多，这是很好。研究任何问题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大家要看到改革的曙光，做探索的先锋。”

各位领导老师离会后，我们讨论确定了协会的组织成员组成和这年暑假进行调研的方案。此后以6月24日作为协会成立的纪念日。

由于方老师的态度，学校各部门都支持我们协会，这对同学们鼓舞很大。1985年１月17日，教务处副处长宋英发第二次参加协会的会议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应该支持协会。这一年协会力量壮大了。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的成绩，特别是暑期调查。这对今后如何培养合格中学教师很有意义，对学校实施教学改革也大有助益。以前我的思想还有点保守，后来事实教育了我——你们为了研究教育科学，确实付出了很多，以后定会做出更大贡献的。像这样好的组织，我二十年来还是第一次见到。我们的钻研精神相当好，以后要继续坚持下去。”

由于当时我还担任校广播站编辑负责人，学校开展的各种活动有时有我安排人去报道，有时自己参与采访；所以学校一旦有什么紧急的事，我都能看到方校长的身影。有一次学校被洪水淹了，方校长卷起裤腿满校园跑，对师生遇到的难处及时想办法解决。

这样我与方老师一起参加活动的机会相对比一般同学多，至今尚有印象的是1984年11月，方前老师以徽州学学会副会长身份主持第一次召开纪念戴震诞辰260周年学术座谈会，印发了一份有戴震头像的折页，联想到方校长就住在校内门口有一对狮子的那栋房子就是戴震的故居，他肯定花时间研究琢磨过戴震，我就从那次会上初步了解了戴震及其哲学思想，并与陶行知继承他“遂民之欲，达民之情”的思想贯通。

1984年下半年，我除了写了调查报告，12月21日还写了一篇题为《实践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创办徽州社会大学》的文章，经程嘉兴副处长（后任校党委副书记）推荐，我参加了当时召开的徽州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战略讨论会，而我是与会的唯一一名学生。大会主持人特地为我安排了一次大会发言。在我发言时坐在会场前排的方前校长听得满面笑容。

在1985年临近毕业分配时，在崇一旧址上新建的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馆里的程仁浩老师专程到师专，找到校领导，要求把我分到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工作，并征求我个人的意见，当时连同陶行知纪念馆有三个单位都跟我说希望我去工作，我都做了原则的回复——服从分配。但我内心还是希望从事陶行知研究。学校领导综合各方面意见，也倾向于把我分到陶行知纪念馆。但这件事遇到两大阻力：一是我的家乡安庆坚决要我回去；二是歙县籍徽州师专的学生较多，他们都想回歙县，而回去的名额有限。为解决这两大难题，方校长和其他学校领导不辞劳苦，多次开会研究。数学系主任汪沸老师提出用一名数学系毕业生顶我的名额去安庆，安庆那边不同意；又有人提出减少安庆去部队的指标。学校就在当年来自我家乡岳西的毕业生中发了张调查表，内容就是询问是否回岳西。由于三家希望我去工作的单位都不在岳西，我就明确选了“否”。而另一位从岳西来此读书任校学生会主要干部的同学与学校一位老师的女儿谈了恋爱，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却和其他几位同学一样填了“回”。那位老师自然和方前老师很熟悉，据说两家还有亲戚关系，那位老师在女儿的要求下也就此事找过方校长，但方老师没有照应这层亲戚和熟人关系，最后学校坚持原则，将那位同学分会岳西，竟导致热恋夫妻两地分居多年。我一直心存内疚的同时，又从内心敬佩方老师坚持原则的精神。当时主管分配工作的组织部长杜雪华老师作了大量工作，仍未能解决我的分配问题，到了7月初还不能定下来。她告诉我：“你回家等消息吧，这里的事我们负责，我们尽可能使你发挥专长。”我回家后，收到她7月15日写的信。信中说学校将我这一特殊情况汇报给省教育厅，王世杰副厅长对此很重视。省教育厅专门为此发了一个文件，将我分配到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工作。后来到徽州师专见到杜雪华时，她告诉我：“为了你的毕业工作分配，学校开了不下20次专题会议。”

1985年6月29日，我准备离校回家前，方前老师为我写了“学习陶行知先生，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朝晖同学共勉”的赠言。

1985年9月，我工作后的第一件事是带着《陶行知农村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报告》去合肥参加安徽省教育工作会议。当在江淮饭店三楼楼梯口遇到同来开会的方前校长时，方校长笑着祝贺我：“您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激动地说了声：“首先要谢谢您！”

此后，我俩的直接联系少了，我仅从自己兼课并开展教改实验的安徽省行知中学的同事——方老师的妹妹方完处听到一些他的消息。1990年至2000年的10年里，我俩仅有两次见面：一次是方老师任黄山市政协副主席时，我骑自行车从歙县到屯溪的市政协办公室看望他，他开导我勇敢面对人生困难；另一次是外省一位政协副主席到黄山想看陶行知纪念馆，那位副主席曾经也是学校领导，方老师与他有相同的人生经历和对世事的看法，便专门陪同，我为他们做了讲解。

转眼就到2013年7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组织了一次在屯溪的培训，安排了我去讲课。当时在市政府行政岗位退下来、热心陶行知研究的汪智明老人问我到屯溪还想看哪些人，他都熟悉，我就提到了方前老师。于是我们约定17日一起去看望了方老师。这是大约15年未曾相见后的又一次见面，我们都感到十分难得。

2020年8月，在全国人大工作的一位熟人转发了一个关于教育问题的帖子，并告诉我说是方前转发的。我当时就意识到可能是方前老师有意让他转发我的，就问他有方老师的微信。于是我和方老师加上微信了。8月16日他从微信发来一段话：

朝暉研究员:你好！常在电视或报刊上看到你对当前教育领域的一些突出问题发表真知灼见，很为你的成就感到高兴！对当年你在师专和歙县陶馆时的情况，我仍历历在目，深感珍惜人才的重要。我已年迈，身体不是很好，但仍对教育事业十分关心。希望你永远以陶为师，在工作中做出更大成绩！

2020年9月10日，我转发了《教师博览》刊发的我写赵振华老师的文章《人品与学问价值永恒——追忆赵振华先生》， 9月11日，方老师看了后在微信上回复：

你以敬佩和感恩的真情，追忆赵振华老师的人品与学问，写得真实而感人。赵振华先生确是一位好老师！他一生坎坷，但在党的十一庙三中全会后获得了重生。你在文中写了他不少情节，其实从1979年我请他来师专任教至86年退休前竭力为他评为副教授从而为他画上一个较为园满的人生结局。然而其间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情节。你如想了解，可在今后重来屯溪时，再向你详述。祝学术精进，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安康！

此后，我们便偶有微信问候。2020年12月4日早起，我发了信息说：“方老师，昨晚梦见您，近来身体可好？”方老师回了幅皖南特色的图片：一群老人拿着手提火炉在房前烤火晒太阳。

2021年2月11日，春节前语音向方老师问候，又听到他爽朗的笑声，我趁机问：“我知道2021年是您米寿之年，但我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您的生日是哪天，您能不能告诉我？到时候我发个信息祝贺一下。”得到的回答是：“我不会告诉你的，你要到黄山一定到我这来玩啊……”我确实多方打听，都说不知道，这就是方前老师的境界。

2021年5月19日，考虑到写有与方老师的交往，我将《中国教育科学》2021年第3期发表的我的文章《我从事陶行知研究40年的回眸与感悟》微信发给方老师。不料10天后他回复：

朝暉同志:谢谢你寄来“回眸与感悟”长文，我连续多天，每天挤时间阅读。读后深为你四十年如一日，一以贯之学陶师陶的精神与学术成就而感佩，同时也为原徽州师专有你这样的校友而骄傲！文中所述当年你在校期间所开展的各种学陶师陶活动，我都清楚记得，特别是毕业分配时的那场博弈，最后是我亲去省厅修改了派遣计划，才使你如愿以偿走上了终生以陶为师的道路。四十年来你己取得丰硕的学术成就，如今仍在继续奋斗！不久前党中央开会研究了教育改革工作，望你继续深入调研，运用陶师理念，着力破解教育领域急难愁盼问题，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再做贡献！同时随着年龄渐长，还望多多注意身体。

我只能继续努力。

本文发表《教师博览》2021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