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眼中的布列松和帕索里尼 | 李洋导读
大旗虎皮按：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批评家，他因结构主义运动而蜚声法国，但他不像其他思想家那样喜欢撰写大部头理论著作，而是写了许多精短而才华横溢的批评散文，巴特的语言飘逸生动，辞藻清奇，喜欢用典，在法国批评界独树一帜。
他的经历也很传奇，我在这个学期的“影视美学专题课”上，专门以他为例讲述法国知识分子的特质和批评的尊严。罗兰·巴特晚年的《明室》是关于摄影和影像的重要理论著作，我几乎每年都给学生讲这本书。
一般认为，罗兰·巴特的成就，体现在文学批评上，他写了《写作的零度》《符号学原理》等，其实，从1943年到他因车祸逝世的1980年，罗兰·巴特陆陆续续写了大概30多篇电影的评论，只不过这些文章散落在不同时期的报刊角落，没有引起重视。
2014年，美国匹兹堡大学教师菲利普·瓦茨整理了这些文章，我在其中选了两篇，这两篇文章分别谈到了两个我很喜欢的导演：布列松和帕索里尼，而且，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恰好覆盖了罗兰·巴特评论电影的早期（1943年）和晚期（1975年），涉及到的两部影片《罪恶天使》和《萨罗或索多玛120天》也是两部主题有相似之处的作品，对于我们认识这位传奇批评家的电影观很有帮助。
今天我们先给大家奉上第一篇。翻译由黄兆杰同学完成，与喜欢电影理论的朋友们分享。
译 | 黄兆杰
谈布列松的《罪恶天使》（1943）
这些“天使”们绝不是傻瓜；她们是接纳出狱的坏女孩们的修女，给这些女孩们穿上多米尼克教派服饰，倾听和供养她们，教育她们得体地举止，然后偶尔发现自己温柔的付出能够得到回报，即看到这些女孩改过自新，或是皈依天主。瑞奈·福尔（Renée Faure），一个刚离开资产阶级舒适生活的小傻瓜唠叨鬼，就是这些“上帝的裁缝”们中的一员。
她拥有信仰，但同时也具有某种高傲；她热心但鲁莽，充满活力却又有几分傲慢；她被一些修女们宠爱，又被另一些所嫉恨。怀着这样的性格，她正试图拯救一个迷失的灵魂：嘉妮·霍尔特（Jany Holt），一个有着充满恨意的黑眼睛、神情执拗且说话尖酸刻薄的姑娘。
嘉妮刚从牢中获释，就杀了一个先前背叛她的男人。经过一番权衡思量，她决定前来修道院寻求避难。如同羊入狼口，对于尚有瑕疵的天使瑞奈·福尔而言，嘉妮就是别西卜。瑞奈为了拯救嘉妮不惜一切代价，但她所做的只会更加激怒嘉妮：跟踪、窒息、伤害和恐吓，尽管这一切都是出于好心。
嘉妮开始了她的复仇，利用黑猫，这个别西卜的动物化身，煽动善良但羞怯的瑞奈反抗慈悲为怀的修道院戒律。最后，天使离开了她的天堂，她的心却留了下来；她在夜里偷偷潜回修道院，饱受爱与自尊心的折磨，这只可怜的小鸟失去了她欢乐的白色翅膀，在一个寒冷的雨夜中被暴风雨击倒在修道院阴森的花园里。
修女们第二天早晨发现了她——染上了肺炎——她被带到医务室，在那里迎来了魂归天堂的快乐结局。这是拯救嘉妮·霍尔特灵魂的代价；在影片结尾，瑞奈为了嘉妮追出修道院，却因此意外身亡，嘉妮最终被瑞奈这一仁慈的举动和牺牲所征服。
这部有力的电影原本面临着许多方面的风险，这些危险可能导致影片令人无法忍受：标题、布景，以及剧本。布景上存在着很多危险的陷阱；我们都知道电影人通常是如何炮制修道院和修女的，尽管颇具才华，但布景设计师们从来无法在摄影棚里创造出一间真正的教堂；总会有太多的柱子、太多的花朵，以及太多的鸣钟与风琴。
而女演员们，尽管她们的角色具有可塑性，她们却向来难以演绎好一个修女的角色；她们的眉毛画得太过弯曲，嘴唇上也施了过多胭脂，于是，这些试图让她们看起来显得更加圣洁的努力，却反而让她们的脸被虚伪所玷污，她们的妆容无法掩饰一种世俗生活的气色（请看1938年的电影Ramuntcho的结尾）。
而布列松的这部电影则完全没有这些问题；修道院端庄、精细、整洁；教堂并不过分修饰；我们偶尔能看见回廊上的线条，但更多数时候则是一座小而晴朗的花园、一间缝纫室和厨房，还有一条走廊；没有风琴，有一个只响过一两次的钟；片中有一些旋律简单的歌曲，对白简洁、踏实而刚健。
布列松塑造的修女们是可信的：她们没有过分化妆，知道如何穿好修女服，如何走路、祈祷和谈话；她们不会永远眼睛上扬好似望着天堂，或是低头凝视地面；她们鲜活而不矫饰，和蔼而不挑逗。
西尔维扮演的修道院院长，从她的伞，精致的嘴和真诚可爱的眼睛里，我们终于看见了一个与真实的修女相似的角色，而不是一个伪装起来的老鸨。画面质感也很出色。
深黑色、简洁的粗布衣，墙上明亮、生机勃勃、炽热的石灰涂层，细致明快的薄纱般的光——当影片对白将我们带入尘世之上的宇宙时，摄影师则聚焦在上述这三个视觉维度：修道院的亲切气氛像粗麻布一般，温暖而平静；骄傲与忏悔的交织碰撞出的火花如墙上石灰般明亮；而慈悲与信仰则像是光线在空气中的运动。
创作这样的剧本也同样暗藏风险。宣扬神示的电影很少能拍得好，并且宗教题材电影也总是很难创作，因为它们集合了两个对于艺术而言最可怕的敌人：才华的缺失和善良的心肠。
观看1936年的电影《沉默的呼唤》（The Call of Silence），一部关于撒哈拉传教士富科（le Père de Foucauld）的电影时，观众们由于不适和尴尬而局促不安。
但我们谈论的这部电影是由一位多米尼克派神父布吕克贝热（他也是一本名为《信仰的准则》[《Ligne de faîte》]的学术研究书籍的作者，该书研究了克洛代尔[Claudel]、马利坦[Maritain]、贝尔纳诺斯[Bernanos]的托马斯主义神学）所写。
我认为即使在作者的脑海里，剧本也并没有什么宏大的意图；最为关键的是勾勒出一种景象，简洁到仅仅是创作出一段情节，让这些“罪恶天使”们能够在电影这数平米大的银幕天地里聚集两个小时。影片的主题经过了细致的构思，具有深度，需要给予神父称赞的还有他对修女安妮-玛丽（瑞奈·福尔）难以容忍的人物个性，以及泰莱丝（嘉妮·霍尔特）令人信服的反抗形象的塑造。
虽然毫无疑问最后是安妮-玛丽获得了胜利（对于基督徒而言，死得其所便是一种胜利），正义胜出，但这付出了多少代价？在观影过程中我们感受到正义与邪恶其实相距不远，两股势力之间其实存在某种共性，在此两者得以相互融合直至无法分离，就像我们实际生活中一样；如果作者不是个多米尼克神父，这种悲观主义的视角可能会将编剧与伟大的悲剧传统联系起来。
神父隶属于教会这一事实，保障了我们能在结尾看到安抚人心的魂归天主情节，圣母经的响起使影院的观众感动落泪；但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位好心的修女才会在花园里收到如此荒谬的暴风雨袭击；对布吕克贝热神父而言，安妮-玛丽必须死。
但为何要死于暴风雨？一个人会为失败而死吗？可惜的是现实中并非如此，但我们知道神父和导演出于各自的理由，都喜欢一场壮烈的美丽死亡。
影片的对白向我们展现了编剧让·季洛杜的非凡才能，尽管这不太像他的风格。倾听这部影片的对白是对身心的极大愉悦。
片中没有一处过于煽情的句子或是迂腐的教条，没有教义问答，没有情感的迸发；对话都是充满人性且包含庄严与善良；它紧紧攥住了人类的灵魂，而不带任何宗教修辞的欺骗；偶尔的一瞬间，它甚至用玩笑而温柔的一瞥，给我们提供了更加精妙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