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和暴动的历史地位

平和县地处福建省闽南金三角的漳州市西南部，毗邻厦门、汕头两个经济特区。地理坐标为北纬24°02′-24°35′，东经 116°54′-117°31′。全境面积2328.6平方公里，人口52.8万，其中非农业人口12.48万人辖16个乡镇（场）。是福建省重点侨乡之一，也是台胞的重要祖籍地。全县旅居海外的侨胞，分布世界18个国家和地区。通行闽南方言厦门话。也是著名文学巨匠林语堂的故乡。

　　1928年3月8日，在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和中共平和临时县委的领导下，平和县农民武装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八七会议所制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永定和广东饶平、大埔等地农民武装的配合下，高举武装暴动的大旗，一举攻占县城九峰镇，演出了“福建农民自动夺取政权的第一幕”，点燃了“土地革命在福建开始的信号”，成为“全福建暴动的先声”和“空前的壮举”，汇成“整个中国革命潮流的一支”，在福建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灿烂的新篇章，并在“整个党的有关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具有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平和暴动纪念馆

　　一、平和暴动是福建人民武装夺取政权的一次英勇的尝试，它有效地“引导福建工农走上暴动的道路”

　　中共平和临时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关于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指示精神，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有组织有计划地领导了3月8日的农民暴动，进行了武装夺取政权的一次英勇尝试。它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扫了反动派的威风。从前农民那种害怕地主豪绅、官吏、军阀，不敢反抗的心理，经过这次平和暴动的洗礼，大为改观。它使革命群众认识到：“只有大家起来自己动手推翻反动统治阶级政权，建设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才能得到解放。”因此，这次暴动成为“全福建工农兵平民自求解放的信号”。虽然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次暴动没能推翻反动政权而建立工农兵政权，但是，正如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所指出的：“全福建工农群众的革命情绪将受着暴动的烈焰的燃烧而高涨起来。”因为这次暴动给广大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使他们认识到“共产军是我们百姓的军队，是好的”。同时，平和暴动“增加农民信任自己力量的心理”，使“一般农民总觉得我们有力量，可以反抗豪绅，攻打城市反动势力”，从而增强“农民反抗统治阶级的决心”，“引导福建工农走上暴动的道路”，揭开了“福建农民自动夺取政权的第一幕”。在平和暴动的影响和鼓舞下，福建各地的农民暴动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其中主要的有1928年6月25日上杭蛟洋农民自卫军千余人，在县委书记郭柏屏和农民自卫军领导人傅柏翠的指挥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蛟洋暴动。紧接着在同年6月30日，张鼎丞等又领导了永定暴动，这次暴动是当时福建农民暴动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暴动，4000多名暴动大军，一举攻占了县城。9月底、10月初，在闽北的崇安和浦城交界的上下梅地区，又爆发了徐履峻等人领导的上下梅暴动（又称崇浦暴动）。接着又发生了松溪的路下桥暴动和南靖的程溪暴动等等。由此可见，平和暴动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二、平和暴动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宣布了反动国民党军阀的死刑”

　　正当国民革命军入闽取得重大胜利，福建人民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刻，为了篡夺革命的胜利果实，在蒋介石的指挥下，福建的国民党右派于1927年4月3日和4月9日，先后在福州和厦门发动反革命政变，接着又在全省各地，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镇压工农运动，使全省处于一派白色恐怖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四三”反革命政变至年底，全省被捕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工农群众达1305人，其中569人被杀害。但是，福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在这方面，平和人民为全省人民树立了楷模，他们在平和临时县委的领导下，在全省首先英勇地高举武装暴动的大旗，一举攻占平和县城，使人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使福建的“反动派吓得魂不附体”，“一夕数惊，恐慌异常”，县长方日中不敢回来复职，慌忙跑到漳州，“请张贞加派大兵”；官僚地主“怕在平和做县长”，“想将县公署移至琯溪(接近南靖，有水路通漳州)，以备'共祸’”。关于平和暴动的消息，全省“各报连载数日，说得声势甚壮大”，引起全省反动派的恐慌，“附近各县的县长，亦要请出兵防备”，“漳码当局特别戒严”，“思明县(即厦门市)党部电报他们的中央”，“福州军政当局对此事亦有函电注意戒备”。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使反动派胆战心惊。由此可见，平和暴动给以国民党在福建的反动统治以沉重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