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主儿子离奇丧生，债主本人为何入狱？揭露明朝民间借贷乱象

明穆宗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海瑞外放应天（南直隶）巡抚。对高利贷及土地兼并现象深恶痛绝的他，立即向救命恩人——前内阁首辅徐阶家族举起“正义之剑”，铁面无私地对徐阶家族巧取豪夺大量良田的问题加以处置。徐阶家族拥有的田产一说在24万亩至40万亩之间，据信其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发放高利贷、蚕食鲸吞债务人的田地而来。

徐阶家族的财富增殖轨迹是明朝土地兼并的一种典型模式（不是唯一）。明代广大农民、小商贩缺少生产资源，往往要借助民间借贷途径获取急需的生产要素。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每遇天灾人祸，一些人不光生产资料匮乏，就连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物资也须仰赖民间借贷。借贷标的物常见的有各种农作物的种子、粮食，等等。伴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繁荣发展和白银货币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债主要求债务人用银子偿还债务。而明廷旨在防控高利贷的有关规定却很少得以切实地贯彻执行。许多债务人的财务负担日益沉重，最终，部分人不得不忍痛割舍家庭仅有的土地，用于偿债。

海瑞以为自己以徐阶家族为突破口，就能够以点带面，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清除民间借贷当中存在的乱象——尤其是高利贷问题。他豪气干云地展开一场大扫荡，每天受理3000至4000份相关“禀帖”。然而，隆庆四年春（1570年），上任未满一年的海瑞就失去了应天巡抚的位置，整治高利贷的行动无果而终。致使海瑞离职的客观因素很复杂，其大刀阔斧地打击高利贷、四面树敌恰恰是一项重要原因。

不知“出师未捷先下课”的海瑞可曾读过明宪宗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大理寺卿王槩的工作笔记？他是否知晓，早在“海瑞”名扬天下90年以前，明代“野生放养”式的民间借贷体系就已孵化出一些令人头痛不已的大麻烦，包括人命案。

事起福建某地，黑豆、柏叶等经济作物种植区。古人认为食用黑豆有益寿延年之功效；柏叶可入药，并用作香料和酿酒的辅料。有需求就有供给，福建种植黑豆、柏叶的历史悠久，到明代已发展为当地知名的特色产业。明廷在福建设立公营产业园——“官园”，设置专业“杂役户”——“果户”。列为“果户”的百姓从事特定的经济作物种植工作，以劳动成果或以劳动成果折算为银子缴纳赋役，同时全部或部分免除普通人所须承担的其他种类杂役。不过，专业“杂役户”并非旱涝保收，实质也要自力更生、自负盈亏。有时遭逢歉收年，无力足额缴纳征赋的专业杂役户被迫举债甚至卖儿卖女、举家逃跑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即便在寻常时期，杂役户为了维持、扩大生产规模而互通有无、相互借贷的情形也不罕见。

福建这一片黑豆、柏叶种植区有一位精明能干的刘女士，明朝人称之为“刘氏”，其将家业操持得有声有色。但一个人如果只有准确、冷酷的算计而缺乏人情味，不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未免容易招人憎恨。刘氏放债给武从信、谷友亮、张福华、刘王、何昇、李秉义等多家“果户”，约定折变成银子偿还；她自家又从武从信家借得黑豆六斗，约定用柏叶偿还。然则，刘氏似乎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如期偿还武从信的黑豆，那些黑豆被她视为武从信提供的抵押品或附加利息。可是武从信等人欠她的款项呢，七算八算，连本带息每家已累积至银子若干。不料“果户”们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彼此紧密联络，结成“diss刘寡妇”同盟，一致拒绝向刘氏还债，不管是银子还是实物，一律不还、坚决不还。

刘氏大为光火，派儿子石名上门催收，要求武从信等债务人每家先偿还首期2钱银子再说。石名首先找到武从信家，转达刘氏的意思。武从信一口驳回：“你们说好了拿柏叶偿还我的黑豆呢？一片柏叶都没见着，倒问我要银子！”石友回嘴，大概说：“跟你欠我家的银子相比，你借给我家的那点破黑豆算个屁！”武从信恼怒，撵石名出去：“你且挑柏叶来还了我的黑豆，再谈银子的事！胆敢在这里拿大，小心我揍你！”于是，双方“争骂”起来……

另一边，刘氏在家左等右等，不见石名返回，竟等来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噩耗：乡亲发现石名挂在“官园”的树上，已经断气了！

表面上看，石名貌似“自挂东南枝”。但刘氏绝不肯相信。她留意到儿子遗体的额、颅、腮、脸颊等头面部及肩胛、肚腹等肢体部位均分布有“青、赤”色伤痕。刘氏向衙司申告，说明自己的怀疑：石名是被武从信、谷友亮、张福华等人群殴致亡的！衙司派仵作勘验，查明石名身上的伤痕确实与刘氏的证词相吻合。假如刘氏的怀疑成立，武从信、谷友亮、张福华等人应当按斗殴致亡论处，要全部处以绞决！

武从信坚称，他并未动手，只是大骂了石名一顿，扬言：“你这奴才，快送柏叶还我黑豆钱便罢，不然月后我撞见你就打！”石名气急，羞愤交加，一时糊涂，竟跑到“官园”自缢。至于石名身上的伤痕，武从信辩称不知情。

双方各执一词，孰真孰假？

如前所述，一个有贪婪刻薄名声的放债者通常很难得到世人的同情。假设刘氏“单挑”武从信一家，或许还有较高的胜算。可是她千不该、万不该，在客观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非要把谷友亮、张福华等几家都牵扯进来。在宗族文化强大、民风彪悍的明代福建，一位没有强力宗族为后盾的寡妇，丧子之痛淹没了理智，感情用事，企图将好几家已经结盟的“果户”一棍子掀翻，胜面能有多大？

闹来闹去，衙司作出结论：采信武从信一方的辩词，认定刘氏诬告，判处杖一百、徒（刑）三年；武从信威逼石名致其寻短见，杖九十；谷友亮、张福华、刘王、何昇、李秉义也有行为不当之处——估计是指拒不还债等情节，对石名自尽负有一定责任，依明律的万金油条款“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重者”处以杖责七十。蹊跷的是，刘氏居然改口认可了这份结论——这是为什么？读过本系列前期文章的读者自然了解明代衙司的手段，必定明白个中奥妙，本文不再赘述。

卷宗呈送至大理寺。大理寺卿王槩一看，气不打一处来，毫不留情地予以批驳。下文结合笔者个人理解进行阐述：

一、刘氏及石名家只欠武从信六斗黑豆，并不是“重债”。尤其相对于刘氏、石名一家掌握的债权来说，六斗黑豆不可能成为压垮石名生存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按武从信的说法，他没有殴打石名，仅仅骂了几句。请问，石名是母亲刘氏经营借贷业务的得力助手，承担催收任务，这种人的脸皮如果不是比城墙还厚，只怕都说不过去，怎么会因为武从信骂了那几句不算出奇的话就羞愧自缢？难道石名的心理比一般人还要脆弱？他的脸皮真有那么薄吗？

三、武从信的供词疑点重重。他反复强调他原本不认识石名、与之“不相干”，意思是两人在石名堵门催收那天才初次相识，没有宿怨，他不具备伤害石名的动机。这就非常不可思议了。武从信与石名、刘氏一家的债务纠葛纷繁搅扰多时，他和石名却素昧平生，这样的可能性有几何？从王槩的口吻来看，调查走访的结果并不支持武从信的说辞。

那么，武从信为什么谎称其与石名素不相识？王槩指出，很有可能是武从信心虚，脱身心切，故而作出画蛇添足之举；反之，假如他果真句句属实，何妨坦荡地承认自己与石名相识？

四、地方衙司的结论完全回避了石名身上的累累伤痕。受伤原因是什么？伤势如何？伤痕与石名的亡故有何关联？卷宗对这些关键问题未作半句回答，简直匪夷所思。

综上所述，王槩几乎是明晰地说出了自己的推断：武从信与石名因借贷纠纷斗殴、致石名负伤身故、后伪造石名自缢假象等一系列嫌疑极大。王槩气愤地写道：对石名亡故的“根因”，地方上“不行究问明白，刘氏为子伸冤，反坐诬告重罪。死者衔冤，生者受屈。似此断狱，恐亏公道，实难平允。”

王槩好像差点儿就要直说了：“你们是不是因刘氏放债而对她抱有成见？因此在武从信等人的家族施加影响之后，你们就顺水推舟、偏听偏信，顺便'修理’刘氏？至于武从信等人采取哪些措施引导你们作此判断，咱就不知道了，咱也不敢问……”

王槩以客观公正为准则。在他看来，无论刘氏的借贷行为正当与否、人品如何，都不应影响人们严谨探究石名命案的真相。只是，即使本案终究会给他一个答案，诱发本案的明代民间借贷疴疾也是无解的。王槩难解，近百年之后，知名度更高的海瑞依然难解。大明王朝，终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明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大潮中，将出现无数民间借贷破产者的身影。

本文参考资料：明代王槩《王恭毅公驳稿》，彭峰《高利贷葬送明帝国》、陈辰《明代私债探析》、高寿仙《明代北京杂役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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