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 | 由“福”“祸” 之辨说开去

春节前夕，人民文学出版社向读者发出一封“致歉信”，原因有点邪乎：出版社想乘着春节推出一种“新年礼盒”，其中收录的名家手迹“福”居然错为“祸”字。虽然福祸相依，但是大过年的，误把“福”写成“祸”总是一件糟心事吧？这“祸”闯得有点大，向读者道歉，也算理所当然。

平心而论，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点冤，因为他们闯的这种文字祸，其实当下已是并不鲜见的社会现象，只是没有赶在春节祈福的这个风口上，所以一般也上不了热搜，大家或不明就里，或见怪不怪，于是也就听之任之。比如说他们这次闯祸，直接的来源就是《启功书法字汇》，道歉信中彩笔圈出祸根字样，网友们直呼“甩锅”，我倒觉得这锅该甩，不能只是枪打出头鸟，分清责任嘛。再比如此祸事一出，好事者就用支付宝AR“扫福字集五福”去扫这个福冠祸戴的草书，居然也能领到福卡。不妨再举两个例子。

其一，上海教育电视台有一个《中国之最》节目，内容很好，但是节目有一个古文字印文形式的logo，却把“最”字写成了“

”。

这个字形看上去似乎与我们今天熟悉的“最”字很对应：上面是“日”，左下是“耳”，右下是“又”。错了吗？真错了。首先，“最”的古文字形最早见于睡虎地秦简，形体为

。其字《说文解字》小篆形体作“

”，解为“犯而取之。从冃、从取”，这是此字的本义。古文字形“最”的上部明显可见为“冃”旁，而节目logo中却按照现在简体字“最”的结构写为了“日”旁，所以从文字结构上看，是驴唇不对马嘴。其次，“

”这个字形，明显是模仿先秦古文字字形，而“最”字却是始见于秦代，这在字体（或曰书体）使用上又是关公战秦琼。须知，这可是出现在“教育”电视台传统文化类节目中的错误，这是不是也算闯了个文字“祸”呢？

其二，春节期间，上海一家“新雅食品旗舰店”推出促销合体字对联，其中有如下字形：

字显然不难认：第一个是“五福临门”，第二个是“恭喜发财”，第三个是“七星高照”。此种文字，其实属于一种传统民俗现象，所以被称为“民俗合体字”。作为一种文字形式的民俗艺术，“民俗合体字”就是要利用汉字合体字组合规律的框架，来表达某种有意义的语段。对这种艺术字形的评估标准，其实就是两条：一是要准确，即按照汉字合体的组合规律，可以清晰地辨识组成语段的各个文字字形；二是要精妙，就是通过偏旁组合的共享简省，出人意料地构成一个既具有外在美观性又内含美好语义逻辑的字符组合体。能够体现上述两条标准的传统民俗合体字很多，比如下图的“招财进宝”“好学孔孟”“反正都有”，只要稍加审视，观者自可体悟其中之精妙，不烦笔者赘说。

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相形之下，上述“五福临门”“恭喜发财”“七星高照”等字形的问题立现。正确都做不到，精妙就更无从说起：“五福临门”的“临”在哪里？“恭喜发财”的“发”又是如何组合的？“七星高照”之“高”的那一点，又怎能变成四点？由此不免生出一些担心：此类民俗合体字，在当今商业广告宣传中出现得越来越多，如果随之出笼越来越多似是而非的不良字形，对于我们的文字生活而言，一定是祸不是福。

综合上述的几种文字应用的“祸”事，不难发现“祸”出有因，那就是人们一旦在文字的应用中涉及历史传统，就容易生出祸事来：以“祸”为“福”，是不辨草书，草书是王羲之那个时代成形的；“最”的误写，是误用商周时代的古文字；“五福临门”之类尴尬，同样是在效仿颇有历史渊源的民俗合体字传统。由此不能不引发进一步的思考。

我们使用的是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积淀的文字，由于字脉未断，即使当今的文字使用，也往往自然而然地产生调动这种历史资源来丰富我们的文字意蕴表达的现实需求。这是我们独有的文化财富，是汉民族作为文字的“世家”的万贯家财，有了这笔资源不用，那是把自己降格为文字历史积淀的家徒四壁者，算是败家子。因此，运用草书、古文字、民俗合体字等传统资源来助力当今文字应用，无疑是应该得到点赞的。然而，事情都有两面，财富的另一面是负担。要想享用这笔历史财富，就需要有能力穿越历史隧道，恰到好处地消费这笔传统资源。然而，要具备这种能力，又谈何容易。没有金刚钻又要揽瓷器活儿，时不时闯些祸，也就在所难免了。

如何来改变这种现状呢？从根本上说，当然是要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母语文字水平。当然，这不是短时期可以完成的。远水到来之前近渴怎么办？其实也好办，只要我们对自己的母语文字多一点敬畏之心，在运用文字的历史资源进行“创意”之际少一点天不怕地不怕，多一点学习、查阅、请教，消灾免祸还是大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