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谏官，源于商周，始于秦汉，兴于唐宋，废于元明

谏官指古代皇帝设置的用来专门直言进谏的官职，在朝廷占着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古之帝王集大权与一身，不受法律制裁，动辄以生杀使命，可以说掌握着整个国家的命运，为了弥补这种由于帝王独断专行可能造成的损害，谏官制度便应运而生了。《孔子家语·子路初见》中有“为人君而无谏臣则失正”，指出谏臣的重要性。

进谏者往往秉着口快、刚正不阿、正直无畏，发现弊端能及时指出，避免皇帝由于独断专行产生错误；皇帝同时也能广开言路、耳聪目明，从而权衡利弊，做出最佳的决定。

“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司马光《谏院题名记》）

谏官的作用实际是由皇帝的重视程度来决定的。皇帝善于纳谏，则会推动谏者丛生，利于国家革故鼎新，繁荣发展，如汉武帝、唐太宗创立的盛世都与善于纳谏有很大的关系；反之，若夏桀、商纣、隋炀那般凶残暴虐，人人自危、如履薄冰，谁还敢犯颜直谏，拿生命去开玩笑呢？

一、谏者起于尧舜时期，谏官源于商周时期

最早的进谏历史起源于五帝的尧时期，《淮南子·主术训》：“尧置敢谏之鼓”，指尧时设鼓于庭，人人可击鼓进谏。那时还未设置官职，也不存在专门进谏的官，是迄今知道最早的进谏故事。

《吕氏春秋·自知》记载，商汤王时已有“司过之士”，皇帝有过错，可以由“司过之士”提出或者纠正，“司过之士”已近似于谏官。《周礼·地官》“保氏掌谏王恶”，由此可见“保氏”乃是最早的谏官。春秋战国时，直接以“谏”命官，称为谏官。齐桓公设“大谏”之职，晋国的中大夫、赵国的左右司过、楚国的左徒等都属于谏官性质。谏官处在君王身边，专司其过，找君王的缺点毛病。

齐威王时，邹忌为相，他善于从旁引诱步入正题，从细微小处见大政道理，比如他知道齐王爱弹琴，就从夸奖齐王的琴艺谈起，然后谈到治理国家跟弹琴一个道理，提到“琴不谈不鸣，国不治不强”，“不可弃琴不弹，要多弦并弹”使齐王大受启发。邹忌还能婉言纳谏，使齐王鼓励垦荒、厉行节约、选贤任能、整顿军队等，还能使齐王广开言路、广征意见，亲贤臣、远小人。从此，齐国在诸侯国中威望倍增。

二、秦汉时期谏官开始受到重视

《后汉书·百官志二》记载：“秦代置谏议大夫之官，专掌议论”。谏议大夫归九卿中的郎中令所属，有数十人。汉朝建立初没有设置谏官，到了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又开始设置了“谏大夫”，归属光禄勋（原来的郎中令），专掌指陈朝政缺失之职。光武帝时增“议”字，始称“谏议大夫”，东汉侍中、中常侍成为正式官称，属少府。到三国两晋南北朝，中间断断续续，或有或无，有时也是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其真正的作用了。

汉武帝时期，有个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叫汲黯，他为人刚正不阿，品行端正，治理能力很强，很受人敬畏，却生性十分傲慢，有时还不讲究礼数，因此得罪了好多人。一次朝堂之上汉武帝说到自己要如何如何时，他便直言汉武帝心里欲望太多，只是表面施行仁义，如何能达到尧舜的功绩呢？气的汉武帝罢朝后说他太愚直、太过分了。

汲黯的直言不讳连汉武帝都很敬畏他。一次汉武帝在武帐中没有戴帽子，远远看见汲黯走来，连忙躲进了帐内，汲黯所奏事情，汉武帝就派人传话同意了。由于汲黯崇尚道家学说，而汉武帝独推崇儒家，两人经常政见不合，后来汉武帝找了个理由让汲黯当淮阳太守去了。

三、唐宋时期谏官制度得以兴盛

到了隋初，谏官隶属门下省，从四品，隋炀帝时废。唐建立初又设置，从正五品上，武则天时增置左、右拾遗与左右补阙。宋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设谏院，作左右谏议大夫为长官，司谏、正言为其所属，“主管规谏讽谕，凡朝政缺失，百官任非其人，各级官府办事违失，都可谏正”。

宋神宗元丰年间改制，升从四品，复专掌讽喻规谏，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兼领登闻检院，登闻鼓院。唐时著名谏官有魏征、褚遂良、孙伏伽、萧钧等，宋时有司马光、欧阳修、范仲淹、王禹、苏辙等。

唐太宗李世民时，魏征为谏议大夫，知无不言，敢于直谏。魏征曾多次直言进谏惹怒皇帝，但李世民随即发现是自己的错误，就立马改正了。长乐公主出嫁时，李世民想增加嫁妆的数量，唯有魏征表示反对，长乐公主的母亲长孙皇后听说后感叹魏征能“引礼义抑人主之情”，并支持魏征。

魏征多次的直言进谏让李世民很下不了台，一次李世民对魏征说：“你当时应承一下，顾全我的体面，退朝之后，再单独向我进谏，难道不行吗？”魏征解释道：“从前，舜告诫群臣，不要当面顺从我，背后又另讲一套，这不是臣下忠君的表现，而是阳奉阴违的奸佞行为。对于您的看法，为臣不敢苟同。”太宗非常赞赏魏征的意见。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魏征向李世民写了《谏太宗十思疏》，从十个方面告诫皇帝要修身养德、勤政爱民、治国理政。李世民将“十疏谏”抄在屏风上，时刻提醒自己不敢忘记。贞观十七年魏征病故，李世民非常伤心，他常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将魏征比作自己的一面镜子，魏征去世，自己少了一面镜子。

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欧阳修著《与高司谏书》，痛斥当时的谏官高若讷“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司马光于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嘉祐八年著《谏院题名记》，指出谏官的重大责任“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并提出谏言的侧重点“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以及应有的品德“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

四、元明时期谏官废止，有也形同虚设

元代废门下省，谏议、司谏、正言也随之俱废，因而未设专职谏官。明代亦无专职谏官。明万历年间，御史袁可立多次奏章，力谏皇帝“亲郊祀，勤朝讲，批章奏，录遗贤，明赏罚，化朋党”（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触怒了皇帝被削职为民，史称“震门之冤”。清时期，虽设置有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两班人马，但基本上形同虚设，谏官也起不到它的真正作用了。

谏官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性。唐代重谏官，轻御史，而宋代的御史多由谏官兼权，谏官归属宰相，不仅可直谏皇帝，还可谏文武百官，势必引起君权和相权之间的矛盾。宰相不便直接向君王陈述的事可借谏官之口发表意见，谏官反而成了政府的掣肘。

谏官往往借着“谏者无罪”的免死金牌挑君王的毛病和错误，毫不顾忌君王的感受。须知人都是有自尊的，即使这次没有治罪，保不定下次就会找借口来实施报复了。魏征因直言进谏几次差点丢掉性命，汲黯后来被打发到地方任职去了，范仲淹、袁可立几次被贬职，这些还是不错的了，若遇上暴君直接就推出去斩首示众了，商纣时的丞相比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