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批评的考证： 评马里扬《内美的镶边：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

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多集中于诗、文、笔记等以往关注较少的文体领域，而传统的词学研究则相对较为沉寂。在此背景下，新近出版的《内美的镶边——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一书，可谓为宋词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尝试。作者马里扬毕业于北京大学，师从袁行霈先生，是词学界锋芒初具的新锐学者。是书为其多年来潜心宋词研究的成果汇集。书中所收文章，涉及与宋词相关的文献、历史、音律方面之考论，多曾发表于《文学遗产》《北京大学学报》《词学》等刊物。然而此书又非简单的论文集，作者贯穿全书的自觉理论追求与明确问题意识，将全书统一为具有一贯性的整体，为宋词研究应当具有的品格及可能的研究范式做出了值得尊敬的探索。

作者对其研究有着非常自觉的反省，以“内美的镶边”这一巧妙譬喻为其所做工作定位。所谓“内美”，盖指词“意内言外”“要眇宜修”的内在特质，即词之为词的文体特性。深入阐明这一点固为词学研究的根本要旨，然而作者自谓本书的研究并不直接探索“内美”，而将先从“镶边”的工作做起。所谓“镶边”，作者借用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一书中的“外缘研究”概念加以阐发，谓其为对与宋词文体特质相关的外缘因素之考察，但又与以文献、历史考证本身为目的的“外部研究”有所不同：“外围或外部研究，侧重于文献的整理与作家生平及作品背景的查考，而外缘的研究则是在文学本体研究之内的，也可以说是文学的历史与文化的批评，不是单纯的文献与历史的研究”，其意图在于“借助文献学或历史学的方法，要来进入对文本的文学特性的研究”（P8）。书名副标题中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两个概念，正是作者进行“外缘研究”所采用的两条路径，全书也因之分成上、下两编：上编“文本形态”，以《白石道人歌曲》、王安石集句词、大曲《水调歌头》、张子野词及柳词分片问题等具体个案为例，讨论乐谱、手书、词集等不同文本形态对文本意义生成的影响，并将集句词、校律等词学问题置于文本形态的动态变化过程中予以考量，进而得出新的结论。下编“历史考证”，亦以具体词人为个案，通过对相关历史环境、个人境遇、交游关系、文化传统等外部元素的考查，呈现如欧阳修《采桑子》《朝中措》等词中的政治心态、苏轼杭州时期歌词中的“眉山记忆”等宋词文本之深层寄寓，勾勒晏幾道《乐府补亡》、黄庭坚《小山集序》等宋词批评文献的思想史背景，还原理解李清照南渡事迹、秦少游狱事始末、柳永词中地名意涵的历史、文化语境。

虽以对宋词“内美”的关怀为底色，然而占据本书主体并最能体现作者研究功力的部分，仍是大量扎实、细腻、甚至趋于繁琐的实证性考据工作。书中所呈现的判断与观点，皆建立在对诸如“犯曲”结构与文辞格式、王安石文集编撰、欧阳修写作《采桑子》词之时地人事、苏轼与杨绘之交往、晏幾道歌词“投赠”事件、李清照“南渡”之时间、地点、原因等具体问题的考索辨析之上。在直接材料有限、史实面目不清的情况下，作者在茫茫史料间勾陈爬梳，如农民耕种般对一手文献材料一寸一寸地耐心耕耘，遂使史料间的隐晦联系逐渐显影、模糊的历史事件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而对宋词校律等艰深晦涩的专门之学，作者亦以不惧其难的探索精神，勉力给出了自己的阐释。

尤令人敬佩的是，虽以深厚的考证功力见长，作者呈现于书中的学术探索却不止于此。事实上，作者屡次在书中表达了“以考证为批评”的观点，欲“阐发考证作为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独特应用”（P14）。在作者看来，实证性的考据工作，可以并终将应当通向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揭示与阐明：“我们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当中的‘考证’本身，恐怕不只是一种态度、方式与基础，或者应该本就是一种批评”（P249）。或许可以这样理解：真正有效的“外缘”研究，足以扩展对文学“内部”问题的理解——文学的呈现媒介虽为语言文字，但其意义生成则在一个远更复杂的场域中，受多种文化元素的影响与牵制。而宋词兼涉音乐艺术与案头文学、士大夫写作与市民娱乐传统、雅与俗的特殊文体性质，使之得以与传统文化的多重面相产生交集，进而增加了其意义内涵的复杂与不确定性。因而作者的研究，看似是谦卑地退至“外缘研究”的边缘领域，实则透露出极大的野心：要将更为广阔、丰富、多元的文化观照，一并纳入至对词体的理解及其审美阐释的可能路径中，通过唤起文本与外在历史文化之间的充分共振，激活文学所内蕴的巨大可能。正如作者反复所言的：“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就此去理解文本特质所具有的内在境界——这应该是极其阔大深广的”（P13），“文学作品的内在境界，则是具备有无限的可能，历史的考证不过是通向它的一种进路”（P12）。这样一种以历史文化考证作为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可用作者后记中所言的“词外求词”予以概括：“研究宋词，恐怕至少应该关注也算是‘词外’的两个传统：一个是士大夫的文学传统，一个是诗乐的文化传统。脱离了前者，‘宋’就没有着落；脱离了后者，‘词’就等同于‘辞藻’之‘辞’。”本书所实践的外缘研究，正是通过将词外的文化传统尽可能充分地纳入对词体本身的观照中，展示宋词之“内美”所可能具有的深邃旷远的内涵。

而要让事实性的考证真正生发出对具体问题的认识作用与批评效力，却并非易事，需靠研究者有效勾连内外的“镶”的功力。正是作者闪现于书中的艺术感悟力与思辨力，赋予其考证工作以阐释的深度。书中涉及文学审美的议论不多，然多有灼见。如论姜白石词编集时的“补序”问题，提及这一现象或可作为理解白石词“兴寄深微”特征的另一路径：正是词序与正文之间或补充或“排除”的互文关系，使文本意义显示出多元的可能（P57）。又如考察王安石集句词的“异文”现象，将之与王安石词“雍容独特”之艺术面目相联系：“作者能够‘灭尽针线之迹’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王安石在解脱诗句原本限制的基础上，先行将其泛化，并用来和半山园相吻合……在王安石笔下，却能略去现实生活的苦境，借助前人成句注入个体情感，形成王灼所谓的‘雍容独特’之面目。”（P77）无论是评欧阳修：“欧阳修的坦荡胸怀，的确无劳寓言委曲出之；但在具体创作中，他内蕴的思想与发抒的情感会在文字间形成一种‘彼此变换’的效应。仅仅以平易视之，有失欧阳修创作的胜处所在”（P181），亦或是论晏小山：“以‘山谷诗’与‘小山词’在时间、地点与人事的重合性推断，《临江仙》词表象虽为与‘莲红云苹’诸位歌妓的离情别绪，但此种哀伤与无奈的情绪并非是单一的，其中不免夹杂有熙宁、元丰之际士大夫间相同的感慨，而这种情感也是整个时代氛围所造成的，无论黄庭坚抑或晏幾道，都无可逃避”（P231），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对更为广阔的思想文化背景的观察，如何得以返回到对具体文本艺术思想的理解中，进而拓展词学批评的深度。

也许稍显遗憾的是，上述这般对考证之批评效力的运用与发挥，在本书中并不十分多见，作者之用力深处仍在“考证”，而非“批评”。本书描述式而非论证分析式的写作语言也强化了这一点。诚然作者的研究旨趣并不在理论阐释，然而一旦“外缘”要向“内美”靠近，则从陈述事实迈向分析评述的“超越”工作便必不可缺。作者似乎预设了“内美”之不可言说，以此为自己的工作划明边界：“从常州词派与王国维都在借助‘楚辞’对它作描述来看，这个属于‘内美’的特质，相当程度上是不落言筌的。如何从‘形式’与‘情境’的角度对它进行阐释，仍旧是需要作进一步的努力，尤其是要有更多的针对不同的词人、具体的词作以及各异的词调展开批评的实践”（P14）；“因此，这里并不急于去‘解释’——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如果没有足够可用的研究条件，则还是停留在‘外缘研究’本身为妥当”（P9）。纵观全书，“外缘”之翔实清晰，与作者所论“内美”的恍惚莫测形成鲜明之对比。作者一再强调“内美”问题对于宋词研究的重要性，却又一再悬置对其进行正面探讨。虽然外缘研究本身有其独立的价值，但若作者的学术抱负并不止此，则往“内”走的努力应当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本书描绘式的研究方法所显示的另一特点是：作者没有将任何既成的理论概念或研究范式简单套在研究对象之上——虽然本书的研究不乏对诸如“文本形态”“手抄文化”等流行概念的呼应。诚如“镶边”一词所示，作者所作的工作是沿着具体问题的边缘，呈现其具有独一性的图案，“针对不同的词人、具体的词作以及各异的词调展开批评的实践”（P14）。拒绝概念先行、寻找具体文本的启示，而非用已知的答案嵌套并简化未知的现象——这样的“镶边式”研究，宛如以匠人精神而为的手工制作，虽赶不上流水线生产的标准化与高效率，却可能保存了文学所本应拥有的复杂性，并提供真正的原创可能。但反过来看，本书的每一例个案考察都具有启示性，但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如何生发出更为普遍化的意义，对学术界产生启示与对话，或许是作者可以进一步用力之处。马里扬君用整个秋天来解释一片叶子的纹理，而如何从描绘一片叶子，走向呈现一棵树，进而重塑世人对秋天的感知，大约是笔者对作者今后研究的期待。

《内美的镶边：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