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那个最像施耐庵的人
寻找那个最像施耐庵的人
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讲了108位将士聚义梁山的故事，如今，有一位诸暨画家，用了2年时间，不光把108将用水墨的方式画了下来，还多画了一将：109将。他叫陈励忠，诸暨枫桥人，明代大画家陈洪绶第13代族孙。109位英雄好汉除了三十六天罡星和七十二地煞星之外，还有托塔天王晁盖。
我不是文史研究专家，也不是水浒研究专家，我只是站在阅读者的角度，通过杨维桢与水浒的比较阅读，猜测施耐庵可能就是杨维桢。2016年我写过一本《寻找施耐庵》的书，除了收获大量中肯的批评和意见，还额外收获了不少嘲笑、讽刺和批判，不少文友还为我的寻找觉得很不值，并深表忱惜，在他们看来，我的“寻施”简直就是“找死”。
寻找施耐庵过程回顾
寻找施耐庵的过程，让我越来越坚信，杨维桢就是那个最像施耐庵的人。
2016年5月，浙江水浒研究会在枫桥举办了一个“枫桥三贤与水浒文化研讨会”，我应邀参加旁听。会上，绍兴文理学院佘德余教授提出了“《水浒传》的作者可能是杨维桢”的观点。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相信佘教授的观点，虽然佘教授曾经是我师专读书时的老师，而且是个很低调务实的老师。研讨会后，为了证明杨维桢不可能写水浒小说，我开始阅读水浒小说和杨维桢的文章。比较阅读的结果是，我竟发生180度大转弯，自食其言了，出尔反尔了。这一年年底，浙江水浒研究会将在店口举行研讨会，接到约稿通知后我开始写文章，在短短四个月时间里，我对诸暨特别是枫桥的文史进行了一次大起底，就水浒小说中的诸暨元素作了详细的列举，这就有了《寻找施耐庵》一书。
《寻找施耐庵》写得仓促，貌似在水浒小说中找到了许多诸暨元素，但这些元素没有唯一性，书中充斥着诸多联想和想象，故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它入不了专家法眼，它不是文史考证，它属于“水煮”水浒。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倒也是诸暨文史的一次普及，也是杨维桢研究的一个开端。特别是在古镇枫桥，《寻找施耐庵》得到了民众普遍的认同与喝彩，并由此促成了“古镇枫桥三贤文化研究会”的成立。
为了期待“施耐庵可能是杨维桢”一说能够成立，我的“寻施之旅”继续进行，我继续阅读水浒小说，系统梳理杨维桢诗文，通过一年多的努力，又编写了两本“寻施”之书：一本是《南楼美人——杨维桢笔记小说选编》，编写此书的目的，在于说明杨维桢会写小说，向人们展示杨维桢小说创作的事实；一本是《杨维桢与水浒》，紧扣杨维桢与水浒小说文本，找出杨维桢与水浒之间的某些内在联系。完成这两本书后，我脑子里形成这样一个判断：在水浒小说形成过程中，杨维桢必定参与其中，即使施耐庵不是杨维桢，但小说依然有取材于杨维桢的可能，水浒背后可能隐藏着杨维桢这张“老底片”。
但我又很无奈：因为从文史考证的角度，无论我尽多大的努力，也是找不到施耐庵的，几百年了，若真能找到此人，专家们早该找到了，也不会出现施耐庵的造假事件。同样，无论我尽多大的努力，要找到“施耐庵就是杨维桢”的证据，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施耐庵”原本就是一个化名，从它诞生之时起就是一个秘密，经历六七百年后，更成了一桩解不开的悬案。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现在寻找那个最像施耐庵的人，唯一的办法可能就只剩下“比对”这一个笨招了。这有点像DNA检测，哪个人的近似度最高，那个人就可能是施耐庵，离开了这样的比照，任何猜测和判断都是空洞无力的。2016年佘德余教授提出“杨维桢可能是施耐庵”，就是基于这样的比对，他提取了杨维桢的生活经历、政治理想、宗教观、妇女观、文艺思想等，与水浒小说进行比对，得出了初步的判断。我写《寻找施耐庵》，提取了诸暨的方言、风俗、地理、杨维桢经历等，与水浒小说进行比对。我写《南楼美人》，提取了杨维桢小说创作的实践，与水浒小说进行比对。我写《杨维桢与水浒》，提取了杨维桢“五论”，与水浒小说进行比对。2015年编写的《蓼莪情》，提取了杨维桢的咏孝诗，也是与水浒小说的一次比对。比对的结果是：在元末明初的文化圈子里，除了杨维桢，好像很难找得出第二个人，可以与水浒进行“相提并论”。
今年我投入到了王冕的研究，开始撰写《王冕评传》，在考证过程中，接触到了不少与王冕同时代、与杨维桢同朋友圈的文人，我有意识地用比对的办法考察他们，发现他们身上基本没有可比性，即使有也不可与杨维桢同日而语，这更坚定了我的判断：杨维桢最有资格被猜测成施耐庵。
杨维桢的实力与地位
诸暨话有个词语叫“隔生”，“隔生”就是“不熟”，因为不熟，所以品尝起来疙里疙瘩，没有滋味。在“施耐庵可能是杨维桢”的观点抛出以后，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就是因为有“隔生”存在。“隔生”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对水浒的“隔”。人们通常是通过电视剧熟悉水浒的，其实他们并没有细心地去读过《水浒传》小说。这就给“比对”造成了一层隔膜。我认为，不读《水浒传》小说，是不能说“我熟悉水浒”这句话的。更何况，目前我们看到的《水浒传》，距离它当初的“本”即“钱塘施耐庵的本”已进行过大整容。
第二，是对杨维桢的“隔”。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也是人们不相信“杨维桢可能是施耐庵”的症结所在。就像我当初对杨维桢隔生，所以武断地说“杨维桢不可能写水浒”。杨维桢的艺术造诣相当高，但对他的研究却存在大片空白。我们现在能看到杨维桢的诗，但很难看到杨维桢的文。就算能看到杨维桢的作品，在浅阅读盛行的当下，也没有几个人会硬着头皮去啃那艰涩难懂的古文。
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就永远存在“隔生”，就无法将杨维桢与水浒小说联系起来。如果你读杨维桢比我更全面，更深入，你或许会比我更信服“杨维桢最有可能施耐庵”这个判断。这里有必要说一说杨维桢的实力与地位：
一、杨维桢会写小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综合近年来杨维桢与文言小说的研究成果，我撰写了一篇《杨维桢与文言小说摭拾》一文，收录在《南楼美人》书中。这篇文章从七个方面进行了阐述：1）杨维桢有意抬高小说地位；2）杨维桢对小说功能的认识；3）以杨维桢为中心的江南小说作家群；4）杨维桢参与小说创作；5）杨维桢参与小说创作的印证；6）杨维桢关于小说的论点。结论是，杨维桢会写小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最近又看到几则文献资料：
明人王锜（1432—1499）认为，《剪灯新话》并不是瞿佑所作，而是瞿佑偶然获得了这部书稿，经过篡改之后据为己有，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寓圃杂记》卷五这样记载：“《剪灯新话》，固非可传之书，亦非瞿宗吉所作。廉夫杨先生，阻雪于钱塘西湖之富氏，不两宵而成。富乃文忠之后也。后宗吉偶得其稿，窜入三篇，遂终窃其名。此周伯器之言，得之审者。”
都穆（1458—1525）明代大臣、金石学家、藏书家。他在《都公谈纂》中说：“予尝闻嘉兴周先生鼎云：'《新话》非宗吉著。元末有富某者，宋相郑公之后，家杭州吴山上。杨廉夫在杭，尝至其家。富生以事他出，值大雪，廉夫留旬日，戏为此作，将以贻主人也。宗吉少时，为富氏养婿。尝侍廉夫，得其稿，后遂掩为己有。唯《秋香亭记》一篇，乃其自笔。’今观《新话》之文，不类廉夫。周先生之言，岂别有本耶？”
看来周鼎说《剪灯新话》系杨维桢所作的话，不止一个人听到过。周鼎（1401-1487），字伯器，嘉善西塘人。正统中授沐阳典史。年近九十，修杭州志，灯下书蝇头字，界画乌阑，信手舆目，不折纸为范，毫发不爽。其书结法亦潇洒。卒年八十七。他的《土苴[jū]集》第一首诗就是写杨维桢的，《经铁崖先生故居》：“不见铁仙骑鹤来，行人犹说草玄台。孤城落日山九点，蔓草寒烟春几回。争许寰中闲史笔，每于云外忆龙媒。唯应不死金钱月，多少清光溢上台。”
郎瑛（1487—1566）《七修类稿》（卷二十三·辩证类）有“诗文托名”一节，其中也提到了这部《剪灯新话》：“昔宋太史景濂辨廉仁公勤四箴，乃王迈实之之作，但西山爱此四铭，特揭座右。自赵松雪误言为西山之作，世遂成讹也，辩证甚悉。今《西山集》第二十卷中，果自言其所以，奈何一讹之后，虽名人学士，不复知也。如杜律虞注，乃元季京口进士张伯诚所注，今山西所刻七言注解，黄海亭后跋，已悉之矣。《剪灯新话》乃杨廉夫所著，惟后《秋香亭记》，乃瞿宗吉撰也，观其词气不类可知矣。《香奁集》鄙亵者非杨廉夫，乃韩致光之诗。然三者非欲借重于人，则一时刊误，亦到今尚有未知者。”
郎瑛在《七修类稿》中最早提出了《水浒传》作者是“钱塘施耐庵”，这段文字同样在卷二十三：“《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郎瑛当然没有将施耐庵与杨维桢联系起来，但郎瑛也没有说施耐庵是谁，说明施耐庵在郎瑛时代可能就是一个谜。但是，郎瑛却说《剪灯新话》的真正作者是杨维桢而不是瞿宗吉，只有《秋香亭记》一篇才是瞿宗吉写的，因为这篇文章的语气与之前的完全不同。
综上，王锜说周鼎的话“得之审者”，即值得分析推究；都穆说“岂别有本乎”，即周鼎说的杨维桢之戏作不是《剪灯新话》，可能是另外一本小说；郎瑛说是“一时刊误”，承认《剪灯新话》出自杨维桢之手。三个人的说法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杨维桢来杭州找富氏时，曾有“留旬日，戏为此作，将以贻主人”的细节。这个留旬日的具体时间不明确，但杨维桢与富子明及瞿佑叔祖交往密切则有铁证：一是杨维桢初居杭城在至正元年冬（1341），时年杨维桢46岁，“居吴山铁冶岭，与姑苏富子明为邻，时造访之。”（孙小力《杨维桢年谱》75页）杨维桢离开杭州后，后来“余过杭必馆其所”（杨维桢《有余清轩记》），“（杨维桢）或过杭，必访予叔祖。……因以《鞋杯》命题，予制《沁园春》以呈”（瞿佑《归田诗话》卷下《香奁八题》）。杨维桢与瞿佑和诗一事发生于1366年，杨维桢称瞿佑“君家（瞿佑叔祖士衡）千里驹也”。这一年瞿佑20岁，杨维桢71岁。笔者以为，无论是在哪个时段，不管是初居杭州时，还是隐居松江后，杨维桢戏作小说都有可能。
笔者阅读《剪灯新话》，也确实发现了杨维桢的痕迹。如《剪灯新话》中的《绿衣人传》，就是根据杨维桢的《南楼美人传》改编的。《剪灯新话》中的绝大多数故事，都发生于杨维桢时代，而非瞿佑时代。《剪灯新话》中的“遇日而康，遇月而发，遇云而衰，遇电而没”（《富贵发迹司志》）及部分小说中的情节，也让人不自然地与水浒小说相联系。
杨维桢有小说创作的实践与理论，但中国文学史却忽视了杨维桢在小说创作上的成就。在编写《南楼美人》一书时，杨维桢的几篇小说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南楼美人传》是一篇情爱小说，也是一篇志怪小说。这篇小说如果放进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简直难分伯仲，但杨维桢的这篇小说却比蒲松龄早了整整三百多年。《中山盗录》写的是盗贼故事，一帮强盗对贪官污吏“刲指”“啖肉”“散财”“焚室”“杀人”“放火”，其凶残手段与梁山好汉的剖腹割心、杀人放火完全相同。《舒志录》中的舒刺客，从啸聚山林到最后为朝廷尽忠，跟梁山好汉的命运安排完全相似。《青眼道人志》《一默老人传》是构思奇特的小说，如果不熟悉杨维桢，很容易上当受骗，以为这是杨维桢写的两篇人物传记，其实这两篇文章写的是杨维桢自己，他巧妙地将自己伪装隐藏，由此可见杨维桢超常的构思……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事实证明，杨维桢的不少笔记小说里，或多或少能寻找到水浒的痕迹，关于这一点，我已在《南楼美人》一书中作过比较。
二、杨维桢的创作实力，堪当《宋江》小说之重任。
《水浒传》脱胎于“钱塘施耐庵的本”——《宋江》，从《宋江》发展到《水浒传》，中间发生了多次、多人的编辑修改，但《宋江》一定也是一本构思独特、人物众多的文言小说。构建这么一部了不起的作品，非一般人能堪此重任，必须是一个学识渊博、精通文史、会写小说、心怀忠义的文章大家。而在元末明初的江南作家群落中，只有杨维桢具备这样的实力。
宋濂评价杨维桢的文学地位用了“文章巨公”四个字。（《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元之中世，有文章巨公，起于浙河之间，曰铁崖君。声光殷殷，磨戛霄汉，吴越诸生多归之，殆犹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余年乃终。”）《明史》评价杨维桢的文学地位用了“尤号名家”四个字。（《明史》：“诗震荡陵厉，鬼设神施，尤号名家云。”）
杨维桢如山之宗岱、河之走海的文学影响与地位，不仅见于史书记载，也见于小说创作。明代有一本短篇平话小说集，叫《西湖二集》，刊行年代大概是在明末崇帧年间，作者是周清原，别署济川子，武林人。小说共有平话34篇，都是说发生在西湖上的故事。第一篇《吴越王再世索江山》，一开篇就写了瞿宗吉得杨维桢赏识、从此名扬天下的事，小说里这样说杨维桢：“那时第一个有才的是杨维桢。”而《西湖二集》第二十三卷《救金鲤海龙王报德》，整篇写的杨维桢好人得善报的故事，一半是真事，一半是神话。由《西湖二集》可以看出，杨维桢在明代仍保持着江南“第一有才”的声誉，不说别的，单是杨维桢倡导发起的“西湖竹枝词”，确实也是后人难以超越的一座丰碑。
杨维桢获得如此高的文学地位和评价，是与他的创作实绩分不开的。杨维桢一生到底完成了多少作品，其实是一个未知数。史书记载杨维桢有《四书一贯录》《五经钤键》《春秋透天关》《礼经约》《历代史钺补》《三史纲目》《富春人物志》《丽则遗音》《古乐府》《上皇帝书》《劝忠词》《平鸣》《琼台》《洞庭》《云间雅吟》传于世。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有其诗歌约1500余首，已经以《杨维桢诗集》的形式出版，以《东维子集》《丽则遗音》《历代史钺》为主要内容的文章约100余万字，收在《全元文》41、42卷中，其余文集如《富春人物志》等已遗失不见。明代戏曲家臧懋循（1550—1620）曾刊刻过杨维桢的《仙游》《梦游》《侠游》《冥游》弹词，均已遗失不见。杨维桢小说《南楼美人》，今虽收录于《全元文》，选自《绿窗女史·妖艳部·幻妾》，但它并不收录在上述杨维桢的文集中，结合郎瑛关于《剪灯新话》的作者之辨，说明杨维桢在世时尚有未命名或未结集的小说作品存在。此外，笔者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了杨维桢的不少佚文，譬如，收录在杨维桢文集中的谱序只有一篇，而我却找到了没有收录的其它十余篇。
杨维桢创作数量的不可统计，还有他自己的一句话可以证明，杨维桢《有宝志》中这样写道：
“杨子为人落魄而寡欲，家之生产、屋庐、推与弟兄，至无家以居；爵禄推与同僚，而身任其过客；有投千金购其文为己，又却金而文亦委与之。”
有人出千金购买杨维桢的文章，杨维桢“仗义疏文”，不仅没有收人家的钱，还将文章白白送给人家。这个价值千金的“文”到底指什么文，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但这至少说明，杨维桢并不计较个人的著作权和署名权。为此，我又不禁猜想，说不定文言小说《宋江》也是这样的遭遇，它出自杨维桢之手，但它不署杨维桢的名字。
现在评价杨维桢，总是这样说：“元末明初著名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和戏曲家。”其实，当你真正了解了杨维桢后，你会觉得这样的评价不足以概括其实力和能力。在江南文人中，杨维桢无疑是第一有才的文人。杨维桢是进士身份，而且首开进士任命县尹的先例，是含金量极高的进士。（因为蒙元统治期间，科举制度存在着严重的歧视政策，汉人与南人居于三等、四等，杨维桢能中进士，在当时实属凤毛麟角。）我评价杨维桢是个奇才，是个通才，是个全才，他什么都懂，什么都精，这也说明他完全具备创作水浒小说的扎实功底。杨维桢还为自己取了一个号，叫“东维子”，就是“东方之子”的意思。
向大家说几个具体的例子：
1、他精通道学，是个道学家，以“道人”自居，与道人交往，晚年自称是“神仙中人”，这足以支撑起水浒小说中潜藏着的道学思想。
2、他精通音律，是个音乐家，一生铁笛相伴，是昆曲的创始者之一，晚年创办戏班演出，沦落为“江南散乐家”，这足以证明杨维桢对说唱艺术的重视，与水浒小说中勾栏戏曲可相呼应。
3、他精通军事，是个军事家，曾参与明朝礼乐书的编篡，创作了军歌——《铙歌鼓吹曲》，又有“五论”这样的治国领兵韬略，且多次受张士诚招募，这足以支撑水浒小说招安与作战的描写。
4、他精通服饰，是个服装设计师，他所戴的帽子叫“四方平定巾”，他穿的衣服叫“海晏河清服”，后朱元璋号令天下，在全国通行杨维桢的穿戴样板，这足以支撑水浒小说中的服饰描写。
5、他精通水利，是半个水利专家，生活在江南水乡，撰写了大量关于水利方面的文章，这足以支撑水浒小说中水泊的描写。
6、他精通历史，是个历史学家，写过《三史统辩》等不少史学著作，这足以支撑水浒小说中历史人文的描写。
7、他熟悉官场，是个为民请命的清官。任天台县尹时惩治“八雕”（地方黑恶势力）；在钱清场盐司令任上，为减轻盐民赋税愤怒弃官；在杭州任四务提举期间，日夜爬梳，兢兢业业；他还在建德做过掌治刑狱的推官，等等，所有这些足以支撑水浒小说中朝廷、官场及监狱的刻画。
8、他“忠孝节义”，是“佛子”杨文修的曾孙，他是孝子，是忠诚，是义士。孝子有他的咏孝诗可以证明。义气有他笔下众多义士可以反映。节操体现在他的节妇文章及劝德文章中。尤其是他对朝廷的“忠义”，更是可圈可点，在辞去钱清盐司令一职以后，遭遇了十年不调的不公平待遇，他屡屡上书，谋求复官，既为光宗耀祖，又为报效朝廷。他在《越州新城记》中说过：“忠义为之维，道德为之塞，众心为之凭，守固之上也。”“忠义”始终是杨维桢为人处世的准则，这与水浒小说中的“忠义”思想完全合拍。
9、他有“知止而达”的人生思考，晚年告别官场，隐居松江，他还自称“铁牛”。他懂得乱世“醉民”的深层次社会原因。这些也足以支撑水浒小说关于鲁智深为什么取名鲁达、为什么鲁智深“遇江而止”，为什么梁山好汉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人物塑造，如此等等。
10、他精通《春秋》，以《春秋》中进士，后以《春秋》授徒为业。《春秋》是一部什么书？《孟子·滕文公下》有一句评价：“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叙事，于行文中分别善恶，暗寓褒贬，善者褒之，恶者贬之，人们从中可以吸收经验教训，而那些乱国奸臣、祸民贼子则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心怀畏惧。杨维桢对《春秋》的了然如胸，足以成为他创作劝人“忠义”的水浒小说的思想依据。杨维桢得意弟子瞿佑在《<剪灯新话>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诗》《书》《易》《春秋》皆圣笔之所述作，以为万世大经大法者也；然而《易》言龙战于野，《书》载雉雊于鼎，《国风》取淫奔之诗，《春秋》纪乱贼之事，是又不可执一论也。今余此编，虽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补，而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之一义云尔。”这个观点与杨维桢的小说观点完全一致。杨维桢晚年“所书今不过山经野史”（《画沙锥赠陆颖贵笔师序》），还说“自兵兴，摧城陷郭者十年未已，吾尝网罗世之忠孝人，私有所论著”（《姚孝子传》），“余自离乱弃官十余年，以觚简著作为事，绝交于势要”（《竺隐集序》），这个“野史”或“私著”，可能就是类似于《春秋》纪乱贼之事的水浒小说。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当所有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集中在一起时，便成为一个奇特的文学现象。在元末明初江南作家群中，这样的现象是独一无二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比对，所以我们说“杨维桢最有可能是施耐庵”。
三、杨维桢的生活足迹，在水浒小说中充分体现。
杨维桢一生的生活足迹，始终没有离开过“吴越两山”（见杨维桢《吴越两山亭记》）这个范围，“吴越两山”的范围就是指钱塘江为界的浙东和浙西。我根据杨维桢年谱，对其居住地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
枫桥全堂35年/松江11年/杭州9.5年/绍兴、钱清6年/江苏（姑苏、昆山、松江）4年/天台3年/建德、富阳2年9个月/吴兴（湖州长兴）1.5年
在《寻找施耐庵》中，我已经就杨维桢生活足迹与水浒小说的地名进行了罗列和比较，以此来证明施耐庵可能是杨维桢。水浒研究专家一致认为，施耐庵是个“杭州通”，这没有异疑。而在元末明初有能力写水浒小说的所有“杭州通”中，我认为杨维桢应该予以重点考虑，应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一个在杭州定居长达十年的人，一个被《西湖二集》称作杭州“第一有才”的人，一个倡导了“西湖竹枝词”的人，说他是个“杭州通”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况且，还有杨维桢自己的诗文可以作证，因为水浒小说中出现的杭州城内的小地名，同样也出现在杨维桢的笔下，由此可见杨维桢对杭州的熟悉程度。
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浙江水浒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历年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地点，均选择在浙江范围内水浒故事的发生地召开，而这些地方，恰恰正是杨维桢生活过、非常熟悉的地方。浙江水浒研究会在1983年举行了首届学术讨论会，已先后在杭州、建德、温州、绍兴、丽水、湖州、金华、千岛湖、诸暨、淳安等地召开了年会。[查有记录的有：1983年第1次杭州/1984年第2次杭州/1985年第3次建德/1986年第4次温州师院/1987年第5届绍兴/1988年第6届丽水/1989年第7届湖洲/1990年第8届金华/1994年第11届杭州/1995年第12次建德梅城（睦州）/1997年第14届千岛湖/2001年第16届杭州（杭师院）/2003年第20届杭州（商业职业学院）/2009年第26届杭州/2012年第29届建德/2013年第30届树人大学/2014年第31届杭州（杭师大）/2015年第32届杭州/2016年第三十三届诸暨/2017年第三十四届淳安/2018年第三十五届诸暨]其中杭州最多，建德、诸暨次之，绍兴、湖州又次之。而这些地方，无一不是杨维桢曾经活跃过的地方。
这个现象固然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也从一个侧面应证了“杨维桢最有可能是施耐庵”的猜测。甚至，我还敢预言，浙江水浒研究会今后每年召开研讨会，一定仍然不会偏离杨维桢的足迹。（让我们拭目以待，一起来见证奇迹。）
那么试问，在元末明初的江南作家中，还有哪一个文人，可以像杨维桢这样，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与浙江水浒研讨会始终不离不弃呢？恳请浙江水浒研究会，今后当以杭州为中心，是否可以起底元明之际活跃在杭州的文人，从他们的作品入手，看看他们谁长得最像施耐庵，一个个文人排查过去，一个个都做一次文学作品上的基因检测，就一定可以找到那个最像施耐庵的人！
猜想和寻找永远在路上
因为我们抱定了“杨维桢最有可能是施耐庵”，但要说得让人心服口服，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所以猜想和寻找还要继续，寻施永远在路上。
关于“施耐庵”的猜想
如果施耐庵生活在元末明初，与杨维桢的生卒年相当，那么，这个人理应现身于元末江南的文人雅集中，如顾瑛与杨维桢主持的玉山雅集，是一个持续20年之久、参加者近400人的大型雅集。如果施耐庵不是杨维桢，而是所谓的江苏施彦端，那么在自家门口举行的如此持久、盛况空前的玉山雅集上，施彦端理应参与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他的名字应该出现在诗集中，否则从情理上也说不通。但是遍查玉山雅集的所有参与者，并没有发现施彦端其人。虽然同时也找不到施耐庵这个名字，但会写小说的施耐庵，猜想那时一定潜藏在玉山雅集的文化圈子里。施耐庵是一个精通诗词、精通道学、精通军事的人才，在玉山雅集里具有这种才能，最可以对上号的，当且仅当只有一个，那就是杨维桢（或者是以杨维桢为首的一个秘密写作班子）。所以“钱塘施耐庵”，“钱塘”是真实的，而“施耐庵”一定是个化名。
关于“梁山泊”的猜想
水浒里的梁山泊与山东的梁山泊对不上号，这是因为施耐庵不熟悉山东，只是假托山东而已。我认为，梁山泊可能取材于“吴越两山”的多个水泊。包括西湖、湘湖、太湖、白湖（白塔湖），这些都是杨维桢很熟悉的水泊，梁山水泊可能是这些原型的综合。杨维桢在《吴越两山亭记》一文中明确写出道：“古吴越，东南百粤之国，皆在斗牛分野，淮海之间为吴分，自豫章东至会稽、南逾岭徼为越分。又按：夫差增越封东句甬（宁波）、西槜李（嘉兴）、南姑末（龙游）、北平原（上海南部），纵横八百里，悉以属越。”水浒小说中“方圆八百里”的梁山水泊，实际相当于古越国那么大。2016年店口水浒研究会提出梁山泊有诸暨白塔湖的影子，有人指责为无稽之谈，但如果结合杨维桢来考察，疑问便不难解答了。杨维桢的原配夫人是江藻钱池人，杨维桢当时往来于全堂与钱池之间，可以走陆路，也可以走水路。无论怎么走，鸡笼石始终是一个地理标志，鸡笼石到了，意味着钱池也快到了。元末浦阳江在鸡笼石附近有大湾，鸡笼石正处于枫桥江与草湖江的丁字路口。以鸡笼石为中心，周边的地名及风物，都能在水浒小说中找到对应。如李家道口（李家）、张顺（附近斗门闸有张顺庙）、阮氏三雄（与阮家埠的阮姓相契合）、石碣湖（像马塘湖）、梁山泊（像白塔湖）、何涛与河清（鸡笼石附近长山村是何氏居住地）、小孤山（钱池对面至今有大孤山、杨志山）、潘氏（钱池旁边有潘家村、陈潘村）、顾大嫂（斗门附近有大顾家、小顾家），等等。这些元素都集中在江藻钱池附近，这个区域杨维桢很熟悉，这就难怪我们在梁山泊里能看到白塔湖的影子了。
关于《水浒传》的主题
我细读《水浒传》有三次，每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收获，新的体验，特别是因为自己坚信杨维桢就是施耐庵，所以总是不自觉地在小说人物身上寻找杨维桢的痕迹，比如：杨志卖刀误杀恶霸牛二，有杨维桢在天台劝民卖刀还椟、惩治八雕的影子；林冲逆来顺受火烧草料场，有杨维桢贬官钱清场盐司令时逆来顺受弃官而去的影子；武松、林冲、宋江投奔仗义疏财、结纳四方豪杰的柴进，有杨维桢投靠顾瑛的影子；柴进庄园有玉山雅集的影子；宋江一味要求招安，有杨维桢不断请求复官的影子；宋江与李逵，是一个有趣的矛盾体，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所以宋江死的时候，李逵也必须死，宋江的形象就是杨维桢忠诚的形象，李逵的形象就是藏在杨维桢内心的反叛者形象；宋江死后，吴用、花荣也自缢身世并葬于宋江墓侧，也有杨维桢的影子，杨维桢、陆居仁、钱惟善同葬干山，成为“元末三高士墓”（这是否可以说明，从《宋江》到《水浒传》之间，编写者确实是以杨维桢为人物原型）……由于我每次阅读时，总是用杨维桢来观照，所以我始终觉得《水浒传》的主题是一曲荡气回肠的“忠义之歌”，水浒小说其实是杨维桢忠义思想的一个反映。我个人坚决不同意小说主题的“起义说”。最近读到马成生教授1988年发表在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上的《浙江水浒研究会第五次学术讨论会综述》，进一步鼓舞了我的信心。关于水浒主题的讨论，马成生教授这样记录：“有的同志提出，过去的'起义说’'市民说’'忠义说’等不能完满地说明《水浒》主题思想之内，而那种'身外乱世、沉抑下僚的封建士子的痛苦求索，也应该包括在《水浒》主题思想之内。’”承认这个主题，便又拉近了杨维桢与施耐庵之间的距离。
关于《水浒传》的创传
聂绀弩先生曾经说过：“《水浒传》不是一人写成的，也不是一次写成的；是经过很多人、很长时期、很多次修改才完成的。它的创作过程经历过三个阶段：人民大众口头传说阶段；民间艺人讲述和记录阶段；作家的编辑、加工或改写阶段。”如果杨维桢参与了水浒小说的创作，那么他大概处于聂绀驽所说的第二阶段，即记录阶段，也就是《宋江》的成书阶段。可是，为什么杨维桢以及他的朋友圈，都没有留下关于这本书的任何蛛丝马迹？我猜想这可能还是因为杨维桢一开始就在回避和隐瞒身份，因为写小说在当时毕竟是不入流的，另一方面，明代的文字狱其实很变态、很凶残，作为作者不得不顾及生命与家庭的安全。这里还得再提一下瞿宗吉这个人物，瞿宗吉最崇拜杨维桢，他既然会用杨维桢的小说刊刻《剪灯新话》，那么杨维桢生前与这位学生有没有某种约定和托付呢？瞿宗吉在《剪灯新话》序言中说：“余既编辑古今怪奇之事。以为《剪灯录》，凡四十卷矣。”可是《剪灯新话》只用了其中的四卷，那么余下的三十六卷文字在哪里？瞿佑还曾遭遇过文字狱，他在《归田诗话》下卷“和狱中诗”条中说：“永乐间，予闭锦衣卫狱，胡子昂亦以诗祸继至，同处囹圄中。”明确无误地点明了自己罹罪的缘由是“诗祸”，那么他到底是如何遭致“诗祸”的，他跟水浒小说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当然，这纯属我个人一厢情愿的想象，具体的考证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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