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高工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旅程

上海有一项政策:高职退休人员每月享受1000元政府补贴。
一位叫“朱健”的高级经济师兴冲冲地跑去申报。他的证书是18年前在新疆工作时,由新疆“人事厅”颁发的,社保中心要求他让原单位出具一份证明。
虽然朱健在自己的档案里查到了当时的评审表和相关手续的凭证,但社保中心说不行,还得有证明。
虽然觉得这是“你妈是你妈”式的证明,但朱健还是“八千里迢迢”飞回新疆。
新疆“人事厅”一名处长跟他严正指出,这种证明太过荒唐,上海不应该将球踢给他们。
“人事厅”现在已改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处长说,过去的事我也说不清,这个证明不好开。
换成其他人,大概只好打道回府了。朱健恰好有个大学同学就在“人事厅”任厅级调研员。
老同学嘛,这个忙自然要帮的。老同学安排人员帮他翻箱倒柜,却没能找到朱健的底档——那个处长不开证明果然是对的,不然怎么说得清楚?
老同学报告了厅里“最高领导”杨书记。杨书记召集有关人员研究之后,最终还是给他开具了这个证明。
感觉自己成了唐僧,历尽劫难终于取经成功朱健盖了章回到上海,将证明交到了社保中心。
社保中心人员告知:还需要所在单位开具一份关于当年调入上海时没有办理高级职称资格认证的说明,并附上检查。
朱健打了退堂鼓:为了自己的事,还得麻烦单位去写一份检查,而且也说不清当年调入时没认证,是自己忘了还是单位耽搁了。算毬,不办了。
但天无绝人之路,一位“曾在政府工作过”的同事热心相助,主动帮他完成了临门一脚。他终于成为这项理应享受的政策受惠者。
当事人感慨万千:这可是在上海,自己所在的公司还是全球前300强、上海前三强,换成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真不知道是什么结果。
其实这个结果是明摆着的:他所经历的一切,就像一头牛穿过一个针鼻一样不可复制。
别人“不可能”正好有一个老同学,“不可能”在找不到底档的情况下,还有一个通情达理的杨书记批准开具证明;最后也“不可能”有一位曾在政府工作过熟悉“套路”的同事帮他的忙。
每一步都充满变数。朱健享受政策并不是什么特殊照顾,却全是靠着“特事特办”的人情关系才办妥。
有人说,这是下面的和尚把经念歪了。我并不这样认为。“社保中心”要求开具证明,新疆“人事厅”那个处长,从他们的角度,只是“坚持原则”照章办理而已。
人们呼吁要按制度办事,问题是许多应办的事,按制度却是办不了的。
朱健先生其实是幸运的。我的一位一直单身的同学,疑似心脏病去世后,因为老家派出所找不到念大学时迁出的底档,母亲无法证明她生过这个儿子,无法到银行和房产管理部门查核他留下的存款和住房。
这种“你妈是你妈”的证明,其荒唐就在于个人义务与政府责任的错位。因为有关部门要的这类证明,并不属于个人义务,而是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的责任。
我把这件事讲给一个小老板听,他呵呵一笑:这个高工是“四方木脑袋”,自己写个证明街头刻个章一盖,交上去不就完事了?顶多几百块钱。还飞新疆,有钱没地方花呀?
我想起满大街看到的“办证”小广告。到过的大部分城市,几乎都有这样一道同样的“风景线”。过去是歪歪扭扭的涂鸦加电话号码,现在变成了小卡片名印刷体。
“广告这么多,你想得到办假证的人该有多少。”小老板说。
想起曾有媒体报道,某企业的入职人员档案,假毕业证比例超过三成。不时爆出的假档案、假学历,造假比例之高,可想而知。
归根结底,这都是“证明你妈是你妈”造成的。
想起某一次开车,忘记带驾驶证,被交警拦住要以“无证开车”处罚。我说,我有无驾驶证,交警最清楚,电脑一查就能知道。
现在出门要带身份证,开车要带驾驶证,考公务员或求职要有毕业证,买火车票要凭学生证……这证那证,都是“有关部门”办理和管理的,为什么还要个人随身携带或临时出具呢?
想起当记者时采访过一个案子:民警从一对湖南双峰籍夫妇租住的房子,起获数以十万计的印章和式样,上到“中央军委”、“国务院”以及各部委,下到街道办和村委会,还有各种职称证、毕业证和技术证书。
我从那个案子得知,全国超过八成的假证都源自双峰县。造假证成为当地不少人发家致富的黑色产业。
造假固然可恶,但有多少人,遇到类似朱健这种鬼打墙的情形,会忍住不走“办假证”的捷径呢?如果不是品德高尚的人,有多少人能摆脱追求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经济人假设”呢?
圣人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公章作为一种证明,其效力其实是用部门或单位的“公信力”替个人背书。机构动辄为个人“背书”,“公信力”就会变得廉价,而那些通过假证蒙混过关的,等于用宝贵的信用,为造假作抵押。
对于个人,没有了信用,就是人格的破产;对于机构,则变得毫无名誉和权威。所有制造、使用和宽容假证的人,其实都在一锹一锹地掘着那个叫“塔西陀陷阱”的深坑。
人们常说“办事难”,这种难,是每个人在承受失信的代价。正如那句流行的俗话所说,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照片取自朱健先生原文《一枚公章》,点击可链接)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