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山人黄埔6期生曾希孔：真没想到，我流浪香港30多年

京山人曾希孔：我在香港生活了三十年

1903年，我出生在京山县钱场镇龙泉村。生父曾凡恺，母亲裴氏，兄弟姐妹6人，4个兄长，1个姐姐，我是最小的兄弟。我2岁时，给到永兴王场王永松家继承门户。此家比较富裕，50多亩田，2幢房屋。我6岁时学读书，四书五经，孔孟之道都读过。14岁时成婚，取妻李兰英，直到16岁时我才停学。过了4年，我4个兄弟都相继去世，只剩下我一根独苗。

我下学以后，踏入社会，交朋结友，吃喝玩乐，终日嫖赌逍遥。当地有个土匪叫曹发秀，娶小老婆大摆宴席请客，我当被邀之列。做客时，我赌了3天3夜，输了1650串钱，（当时1块银元兑换4串半钱），我无钱偿还这笔赌债，赌棍宋家顺逼着我卖了12亩5分田和1幢房屋，并立下了契约。家产几乎被我败光。

族人王文明怂恿着我说:“你是个男子汉，又读过书，此仇不报，此恨难消。”于是，由他推荐，到联合团去当司书生，从此，我就离开了家庭，浪荡于社会。

我20岁时去南京，找到了同乡孙铁人，经孙铁人介绍去广州，住进了黄埔军校第6期政治军官研究班，一年多后，毕业于南京。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见习员。不久，又到湖北省社会局当科员，后又调到汉川县系马口任公安局长。一段时间以后，我又分配到公安县任社训教官兼社训总队长，这时，国民党当局授予我少校军衔。

1938年，日机轰炸京山前我曾回到京山，又到建始县任职。后来，社训班改组为国民兵团，我担任国民兵团中校副团长，不久，又调我到湖北省国民党兵团政治处任上校参谋，但我却没有到职上任。

1945年日军投降以后我再回到京山，任国民党县政府参议员，在此期间，我在城关西街买了一间房屋闲住，以教书为业，但多半时间在龙泉。解放前直到解放初这一段时间，我仍旧在教书。

1950年，京山县人民政府根据当时的有关政策和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陆续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原来与我共过事的国民党乡长汪登武被枪决，和我较好的乡保长胡家勋也畏罪上吊自缢。这时，我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担心有一天，厄运将降临在我身上。

恰好这时，1950年的6月份，政府通知我到吴岭区公所开会，规定7天会议集训。参加集训的人员都是在日伪和国民党政权里干过事的军政人物，我在国民党手里当过官，想必，这次集训会决不会轻易放过我。因此，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

在集训会报到的当天晚上，我偷跑回家，与三婆（填房的妻子）暗地商量：坐着等死不如跑出去寻找一线生路。于是，三婆给了一只金戒指让我作路费，连夜赶到天门搭船到武汉，急迫地把我在武汉置的房子卖了500块现大洋，在汉川一带，租了一只小船在汉水流域游荡躲避。心想，把这风头躲过了再作其他打算。于是，白天黑夜，东躲西藏，到处打听消息，往返于汉川、应城、天门、京山等县。

后来，听人说，各县农会都在到处捕人，害怕有一天藏身之处被暴露，随时有被抓回县的可能。于是，我当机立断，买了一张火车票到湖南，后又转车到了广州。当时时局很乱，各地哨卡检查也很严，幸好遇见几位湖北同乡，准备作伴偷渡罗湖河。白天不敢走大路，只能在夜间步行羊肠小道。一天到了罗湖河，我们刚一钻过铁丝网，遇见当地的“黄牛党”，我用了20块大洋买通了“黄牛党”人，这才放我们过去。过了罗湖河，结果，“黄牛党”把我们全身的钱都搜去了，好不容易才进入了香港境内，开始了我在异地的流浪生活。真没想到，在香港我度过了30多年的时光。

初到香港，人地生疏，举目无亲，生活也无着落。后来，想办法买了一张车票到达九龙管辖的地方——调景岭。调景岭是内陆逃难的人聚集的地方，行政上由香港政府管辖。实际上，是香港当局移置难民的集中营。那时，人们都叫我们“上海佬”。我们许多人，湖北同乡有王炳松、汪好元都和我一起住在这里。

开始，日愁两餐，夜愁一宿，流浪讨饭度日。幸亏遇见一些同乡和我同路来的熟人，分别资助我，买了20元港币的饭票，足以维持一个月的生活。细米砂饭，生白菜，冷南瓜，却吃得津津有味。但是，这样的生活使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就连走路也感到有气无力。幸运的是，本县同乡张良勋、吴振厚（现仍居台湾）约我至香港寻求生计，沿门乞讨，又觉怕丑见不得人，便移住半山区，找到一块树荫遮盖的空隙地方，由我坐守照料讨饭器具。几天以后，白干酒、刀牌烟1-2元港币纷纷给我，每天酒醉饭饱。俗话说：“讨了三年饭，不想再当官”。这是我当时苟且偷生的真实思想的反映。

长此这样下去也不是一个生计，于是自谋职业。经同乡介绍，我找了一个临时职业——去修改语文课本。改1本4角钱，我一天时间能改70-80本，收入也还可观。但是好景不常，只搞了几天就被香港当局发现，不准再搞，就连介绍人的职务也被撤了，生活仍无办法。后又在培胜学校教了一个多月的书，因语言不通，也没搞多长时间。

当时，香港时兴跑马比赛得奖，每星期一次，我就帮着去卖马票，每张马票可赚5-6角钱，再就是卖奖票，什么“大合彩”等，香港赚钱真是五花八门，我也只搞了一年多时间，我画过国画，也卖过首饰，但首饰不是真金而是不锈钢制品，好时，一天能赚100多元港币。生活虽然颠沛流离，但也习以为常。一些香港人看见我的身体比较胖，半疑地说:“没有看见过象你这样的叫花子。”

我在香港期间，由于“难民”的关系，结识了一位姓李的妇女，她是苏州人，儿子媳妇都有，由于异乡相识，同病相怜，和她一起同居了近两年，不久就分手了。后来又与一位姓李的妇女认识，名叫李桂兰，湖南人，她在香港有两幢房屋，很富有，原夫姓黄，因病去世。膝下有3个女儿和1个儿子唯一的一个儿子长期患病。她很能干，爱整洁，小我几岁，由于各自的需要，和她同居后，她要求我和她办正式手续结婚。就这样，我在异乡有了家，有了一个老伴。生活就这样慢慢地定居下来。

我与几个人合伙经营过藤子玩具厂，由于不会经营，不久时间就停办了。那时候，我每年都能得到香港当局的救济金，还有养老金，因此，我每年都能得到近千元港币的收入，生活逐渐地好起来，我私自积了一点钱，大约有10几两黄金。老伴在当地做甜酒卖，生意好时一天能卖上几十瓶，收人很可观，但是，我和她在经济上却是各自为本。

过了一些年，我和老伴就两地分居了。她住在调景岭，属台湾行政管辖；我住在九龙的无湖街。无湖街的一间住房是我花了700元港币在一位相识的朋友手中买到的。九龙到香港交通很方便，搭车、乘船都方便。就这样，我和这位老伴分居了10 余年。起居饭食，都得自己料理，虽有夫妻名义，实则孤独老人，加之我患多种疾病，有一次，我因病住在九龙俨丽莎白医院，动过手术，且因年纪大了，没指望再能活下来，就把自己积蓄的一点钱和15两黄金全部交给了老伴，后来，病体恢复，她就没有给我。有时候，想到亲生骨肉和续妻武德芬都在祖国内陆，无以团聚之日，难以终余年，难免有哀伤之情。

正当我忧心忡忡之时，港澳华侨纷纷回内陆观光探亲，络绎于途，祖国的对外开放政策顿使我内心增添了一线希望，恰好这时，1982年，我的续妻武德芬和儿子金山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广州看望我。在广州，我与他们会面两次，他们告诉我：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日千里，人民丰衣足食。所居海外的各界人士，来去自由，政府还提供一切方便条件，保证安全，特别是对原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既往不究，希望我能回祖国内陆定居以终晚年。俗话说，叶落归根，千好万好，没有自己的家乡好。于是我断然决定：回内陆定居，与家人团聚。

1985年元月26日，是我晚年最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偕同专程接我的儿子金山，由九龙乘火车到达深圳，过关检验后，再乘火车抵达武汉，回到了祖国内陆，实现了我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

刚到武汉，京山县委统战部的负责同志闻讯专程来汉接见我，并把我安排到省第一招待所，用专车带我参观游览，亲眼看见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以及武汉整齐的市容，沿途对我悉心照料，关怀备至，使我感慨之心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县委统战部又派专车送我回到阔别30多年的京山原籍永兴区龚场村，全家妻女子媳又重新团聚，当时激动之情，感谢政府之心，实难用语言来表达，我抑制不住落下泪来。我虽年逾八旬，回到家乡，回到祖国人民的怀抱，精神却特别抖擞，似乎也年轻了许多。

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党和政府对我这个流浪异地他乡30余年的人这样宽宏大度，关怀无微不至，使我“落叶归根”，重与家人团聚，老有所终，确实恩重如山无所报答。尤其使我和我的全家难忘的是：我回京山以后，党和政府把我全家7口人转为商品粮户口，并批准我们全家从农村迁移到县城，把我的待遇定为行政19级，还拨给一部分补助款，在新市镇任畈村新建了1幢200多平方米的新楼房。1986年，我因病住在县人民医院，各方领导亲来探望，并全部报销了1000多元的医药费。

熬过寒冬的人，更知阳光的温暖；流落异乡的人，深觉祖国人民的亲切。我在患病期间，曾对组织和有关领导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我这样天高地厚，恐怕尽力已无希望，我把儿子金山交给党，托付给你们，我当安眠于九泉；万一有希望活下去，我当竭尽全力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尽绵薄之力。

几年来，我生活得很幸福。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万语千言也难表达我对党和人民的感激之情！

归根结底，掏出我内心肺腑之言：“还是社会主义祖国好！”

1988年5月

（微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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