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家规家训思想研究

家规家训，包含两个层面，“家规”是指一个家庭所规定的行为规范，一般是由一个家族所遗传下来的教育子孙后代的准则，也称家法 ；“家训”一般是指家庭道德教育。二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它们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后世子孙为人处世、持家治业的谆谆教诲，也是中华民族长期传承下来的家庭教育最基本的形式。

《正蒙二卷》（宋）张载撰 朱熹注 明万历二十八年朝鲜写本

在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家规家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钱穆先生曾说 ：“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重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一切。”北宋关学创始人张载的家规家训具有继往开来的价值，它继承了传统儒家的教育思想，为子孙后裔确立了精神思想的追求方向和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

“人性论”作为张载家训内容中关于道德修养的重要理论依据，是他伦理学思想和教育学思想的基础，也是历来学者研究的一个重点。综观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其主要是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研究的。

第一，对其人性论思想的研究。人性问题是张载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既是其伦理学的基础，又是其家规家训思想的出发点，历来为学者们所重视。人性问题关乎到张载教育子弟的理念、方法等。“以气为本”的元气论是张载人性论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以气为本”是“以礼为教”的本体论基础，是为“以礼为教”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初，刘学智在《关于张载哲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揭示了气本论在张载哲学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但是，他同时指出，气本论并非张载哲学的旨趣所在，他平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可见，张载的理论旨趣在于以宇宙论说明人性和道德论，并着重于社会伦理和人生理想方面。[1]

人性论是中国传统伦理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中国传统伦理学的重大理论问题。不同于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在张载的人性二元论中，不仅有只包含善的天地之性，还有善恶共居一体的气质之性。林乐昌认为张载的人性论是其成性论的哲理基础，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二者何本何末，这关乎人性的内在善恶冲突、价值方向、道德根据和修养工夫的根本问题。[2]张载提出气质之性这一范畴，其理论意义不仅是用来说明人与物，人与人的性的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它说明主体发展的多维向度，即主体的现实发展呈现出可善可恶的过程。也就是说，“气质之性”是能变化的，这便给人指出了成人成圣的希望。[3]这体现在张载对家族子弟的教育中，就是其“变化气质”的教育思想。王凯认为张载内外兼修、“变化气质”的道德修养论虽然途径各异，但都是对先天道德规范的认识，都是张载教育子弟如何提升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4]

《横渠易说》（宋）张载撰 同志堂解经本

第二，对其道德修养思想的研究。道德修养观在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传统的家训中也蕴含着极其丰富的道德修养思想。《宋史》张载本传以“尊礼贵德”评价张载之学。张载极其重视对家族子弟的道德礼仪教育。从张载道德教育的方法来看，张载 28 世孙张世敏认为，“六有”作为张载教育学生的准则，“言有教，动有法”谓之一言一动都必须含有教育意义，行动应有规矩。“昼有为，宵有得”，谓之每日应当身体力行，晚上应当静思自己的所得。“息有养，瞬有存”即休息时必须保养身体与气质，在瞬息之间也不能放心外驰，免受不良影响。[5] 刘新科则将张载“六有”的修养论归即“进德”与“寡欲”紧密联系起来，他认为要做到时时窥圣道，处处表圣功还需克己寡欲，做到“以理义战退私己”，这就是张载所言的“存天理，灭人欲。”[6] 还有的研究对张载道德修养功夫中所涵盖的伦理学意蕴进行了探析，张瑞元指出张载所提倡的“知礼成性”、“变化气质”这两种道德修养工夫揭示了现实中的人所具有的神圣性和世俗性两重伦理存在维度。[7]

第三，对其孝道思想的研究。孝道教育是传统家训的主要内容，传统家训孝道教化的主要途径是日常的训诫。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大都以《西铭》为文本研究张载的孝悌思想。在传统家训中，孝的对象不仅局限在家庭范围之内，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扩大。张载的孝悌思想是对传统儒家孝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吴全兰指出张载对儒家“孝悌”思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孝悌”应敬养、尊敬的对象的范围，二是把“孝悌”从一种品德深化为一种修养。[8] 宋霞认为张载作《西铭》其目的在于补天人相继之理，以孝道尽穷神知化之至，他对“仁孝之理”不仅有理论论证也有现实关怀，《吕氏乡约》就是张载乡约的具体化的表现，《吕氏乡约》将宗法制度从延续整个家族的血脉的“行之一家”扩展到乡间邻里的“德合一乡”，通过“仁孝之理”的展开进而建构起合理的社会秩序。[9] 林乐昌认为张载仁孝观的突出特征是强调“推本”和“报本”，在推本的基础上，张载非常重视“仁人孝子”观念，不仅提出了“报本”的伦理实践要求，即 ：孝亲、祭祖和事天，还提出了“平等”的伦理实践要求，即：“民胞”、“物与”、以及“尊高年”和“慈孤幼”等。[10]

《西铭》（宋）张载撰 朱熹注 张子全书本

一、张载“家规家训”思想的教育学研究述要

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学派，对宋及宋以后陕西地区的政治、哲学、教育以至风俗民习影响深远。尤其是作为关学开创者的张载，长期的教育实践使他总结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教育理论，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教育遗产。在一定程度上，张载的家规家训思想也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其教育思想就是其家规家训思想，二者具有同质性。对张载教育思想的研究肇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研究主要涉及教育宗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纵观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探讨的。

第一，对张载的教育宗旨及目的的研究。郑涵慧较早的对张载的教育宗旨进行论述，她指出 ：“张载提出的'学贵于用’的教育宗旨和'知礼成性，变化气质，求为圣人而后已’教育目的，要弟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知用平物而道济天下’。”[11]孔令华认为张载关于“敦本善俗”、“变化气质”的教育作用体现在其教育目的之中。张载认为教育应该培养多层次、多规格的人才。首先就在于教人懂得如何做人，所以教育的目的在于“立人之性”、“求为贤人”，最终达到“学为圣人”之境界。[12] 喻婕在其硕士论文《张载教育思想的多维研究》中明确提出，张载的教育目的就是“立人之性”、“求为贤人”、“学为圣人”这三个层次。[12]

第二，对张载“尚礼”、“重实”、“致用”教育内容的研究。传统儒家教育一直比较推崇“礼”的教育，张载也不例外，他认为“礼”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强调“尊礼贵德”。要通过学习“礼”来达到修养身性、变化气质的目的。如余永德在《论张载的教育思想》中指出“礼”作为张载教育思想的中心内容，是要使学生持礼成性，守礼进德，执礼教民，达到“不畔道”、成“圣人”的目的，因此，张载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礼”。[13] 杜成宪认为张载除了重视自然知识的掌握还提倡学习军事知识，他举例说张载的弟子种师道、游师雄、李复等，都是戎边名将，而吕大钧兄弟又“爱讲明井田兵制”。这些“好兵之徒”同出一门，反映出张载教学内容中有军事知识。[14]

第三，对张载家规家训中“诗教”的研究。“诗教”是家训的一种表现形式，“诗教”即以诗歌为内容的教育，是教育者以诗为载体，向受教育者传授教育思想，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诗教”一词最早由孔子使用，孔子在《礼记·经解篇》中说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15] 宋代依然肯定“诗教”的教化功能，刘欣在其博士论文《宋代家训研究》中指出北宋张载特别重视“诗教”，张载认为“置心平易，从容涵泳，然后可以言诗，求《诗》者贵平易，不要崎岖求合，盖诗人之情性，温厚平易老成，诗人之志平易，故无艰险之言。”[16] 这里张载所强调的就是“诗教”温柔敦厚的教化功能。阮堂明亦认为张载的诗歌与其“学必为圣人而后已”的理学事业紧密相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理学思想的诗性阐发，即以《克己复礼》、《圣心》等儒家思想义理为题来阐发其理学思想。[17] 除此之外，阮堂明认为张载的诗还有政教德化的作用。

二、张载“家规家训”思想的史学研究述要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传统家训文化开始研究后，涌现出了一系列的优秀研究成果。不少学者对家训文化的发展史过程进行划分，如徐少锦等认为，中国的家训发展史大致可分为发轫期（先秦）、成型期（两汉三国）、成熟期（魏晋至隋唐）、繁荣期（宋元）、鼎盛—衰落期（明清）等五个时期。[18] 朱明勋认为，中国家训史应分为发轫期（先秦）、发展期（汉魏六朝）、成熟期（隋唐）、鼎盛期（宋元明清）、转型期（近现代）等五个时期。[19] 可见，二者虽然在断代分期上略有不同，但宋代作为中国家训史上的一个发展高潮期是为学界所公认的。学界对于宋代家训的研究成果颇丰，如刘欣《宋代家训研究》、刘江山《宋代家训研究》、朱君《宋代教子诗研究》、洪丽婷《宋代家训道德教育思想研究》等。北宋大儒张载的家训思想一直以来未被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只是散见于家训史，尤其是家训断代史的研究中，我们应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张载与他的思想，以及其思想的历史地位。

第一，大多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张载对《吕氏乡约》的影响方面。《吕氏乡约》作为我国最早的成文乡约，对后世的乡村治理模式影响甚大。《吕氏乡约》虽名为乡约，实际上是吕氏家族的家法、族规，因为“我国聚族而居的传统，往往一村一乡就是一个家族，这样地域关系便转化成了血缘关系，乡约也就成了家范的意义”。[20] 关中蓝田吕氏三兄弟（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都曾师从张载，在其以礼为教、笃行践履的精神熏陶下，遂作《吕氏乡约》。可以这样说，《吕氏乡约》是直接受张载思想影响下而产生的，对《吕氏乡约》内容的考察，也就可以窥探出张载家规家训思想的大致内容。袁明仁直接指出 ：“《吕氏乡约》就是在张载的影响下而作，它要求人们见善必行、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母、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这些关于礼仪、道德等的思想都本于张载。[21] 高时良认为张载对关学的贡献在于通过他的著作和教学树立了“学贵有用”的学风，他十分注重道德和学问的身体力行，他的学生吕大忠受其影响所作的《吕氏乡约》，规定了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详细内容。[22] 黄易宇等指出，《吕氏乡约》就是对张载时期形成的改善风俗行为的继续和发展，是对张载改善风俗的行为进一步制度化，是关学对关中民风民俗影响最深的表现。[23]

《吕氏乡约》（宋）吕大均撰 宋嘉定五年李大有刻本

第二，还有部分研究涉及到了张载家训思想对儒家家训思想的继承方面。张载在对族人的训诫中特别强调礼的作用，他推崇周礼，深信儒家“立于礼”、“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的思想，平生用心于“复三代之礼”。马启慧在其硕士论文《关学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研究》中指出，儒家强调仁德的培养，礼的约束能促进德的培养，重视礼的作用。张载关学是在儒学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和创新的，关学的重要特点就是尊礼。张载对礼的践行体现在宗法和祭祀这两方面，他以身作则，从自家作出表率，要求自家童子懂得洒扫应对，扶老扶幼之礼，未嫁的妇女要参加祭祀活动，演习礼仪，已嫁的妇女要无违夫子（丈夫），严守《女戒》，还要按照古礼举行婚丧嫁娶的仪式，表明他建立礼教的决心。[24]

三、结语

综上分析可见，张载以伦理学思想、史学思想、教育学思想所构成的家规家训，蕴含着家国天下的情怀，民胞物与的处世思想，崇德尚礼、正心修身的智慧魅力，起到了提升个人修养、规范家庭伦理、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具有穿越时空的生命力，对乡风文明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