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摘要：新中国成立之初,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冷战封锁禁运政策之下, 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 以极大的胆识, 远绕欧洲来到新中国, 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 在北京签订了中日两国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该协定的第一个执行合同货物交易价值虽不大, 但其影响是深远的。
（图：1952年5月15日，日本三团体代表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应邀到中国访问，并于同年6月1日与中方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新中国成立后, 美国对中国实施“ 对华贸易管制”, 禁止向中国输送战略物资( 如军火装备等) 及准战略性物资( 如钢铁、汽车、机车、商船等) 。1950年 6 月朝鲜战争刚爆发, 美国即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对中国出口石油产品, 也要求其他国家采取同样措施。这年夏秋, 美国操纵的“ 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 总部设在巴黎, 通称为“ 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 巴统”) , 宣布对中国实施“ 禁运”。
(图：1953年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的南汉宸)
1951 年 5月, 美国操纵联合国所谓“ 集体措施委员会”, 要求全体联合国成员国对新中国实施“ 禁运”。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 是新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定于 1952 年 4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旨在促进东西方贸易的国际会议, 正是新中国打破美国禁运的一次机遇。1951 年 10 月, 包括新中国在内的 21 个国家的工商业者、工会工作者、合作社工作者以及经济学家们在丹麦开会时一致认为, 应当召开一次打破冷战对立局面、促进各国间贸易合作的国际经济会议。经协商, 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南汉宸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是“ 发起人委员会”的成员。
（图：1952年5月，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的邀请，日本参议院议员高良富，众议院议员宫腰喜助、帆足计来到北京。签订了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
为出席这次会议, 南汉宸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专程到廖承志那儿了解日本国内的政治及经济的有关情况。同时, 南汉宸以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发起人之一的名义, 邀请日本民间经济团体参加。当了解到日本有关方面正酝酿赴会的情况后, 1952 年 2 月 14 日, 南汉宸再次发出邀请信, 以期与日本代表在莫斯科会面。原本日本有 19 人的代表团出席会议, 但直到会议开幕日本代表一个也没到。4 月 4 日, 轮到中国代表南汉宸作大会发言。虽然日本代表没有到会, 南汉宸仍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发言中重点谈到日本。南汉辰说:“中国人民认为, 日本如能拒绝重新武装, 发展和平工业, 并与各国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贸易关系, 将完全符合于日本人民的利益。”接着, 南汉宸强调说:“日本工业本需要中国的价廉物美的煤、盐、大豆、油脂原料及其他产品, 而中国亦需要日本的工业机器、材料和工业品。但日本自被限制对外的正常贸易关系以来, 已经不能购买中国的较为便宜的煤, 而必须去购买美国的更贵的煤, 这是极不平等极不合理的现象。中国人民愿意看到日本能够健全地发展和平经济, 并恢复和发展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
(图：廖承志)
对于南汉宸的发言, 日本的报纸及时作了报道。日本影响很大的报纸《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日中贸易的正常发展》的文章。在南汉宸作大会发言的次日, 日本的高良富女士赶到了会议现场。4 月 9 日, 高良富向大会发表演说, 强调与苏联和中国的贸易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与此同时, 另外两个渴望参加莫斯科会议日本国会议员帆足计和宫腰喜助, 也从日本出发了。原本二人是去莫斯科出席会议的，但在出发之前, 他俩先向外务省送去一份“不去莫斯科”的保证书, 以“赴丹麦考察农业”的名义获得了护照和签证。为参加莫斯科会议, 帆足计和宫腰喜助采取了“迂回战术”。当时高良富已经获知帆足计与宫腰喜助已经离开日本, 就留下等他们, 中国代表团也将雷任民留下, 以便与日本代表充分交流。雷任民青年时代留学日本, 曾在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学研究生, 与这三位日本代表谈起日本、谈起经济与中日贸易很容易找到共同点。
（图：1952年5月，日本参议院议员高良富，众议院议员宫腰喜助、帆足计来到北京，于6月1日在北京正式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三位日本代表与雷任民进行了三次会谈, 初步讨论了中日贸易的原则。两国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互惠、平等、和平、友好”, 双方同意在这个立场上进行贸易协商。取得共识之后, 雷任民邀请日本三位议员访问中国, 到北京后再详细拟定具体的贸易协议。雷任民将这个原则报告北京, 很快就得到批准, 并正式邀请三议员访华。雷任民与日方三议员在莫斯科的会谈, 被称为“莫斯科预备会谈”。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