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桐城派姚鼐编选的文章总集《古文辞类纂》

《古文辞类纂》全书七十四卷，是由清代桐城派学者姚鼐编辑的一部古文总集。所选文章，以“唐宋八大家”之作为主；其前选入战国、秦汉的部分作品，其后选入明代归有光、清代方苞、刘大櫆的作品，中间选入少数元结、李翱、张载、晁补之的作品。魏晋六朝之作，只在辞赋类中选晋代张华、刘伶、陶渊明、鲍照的赋各1篇，潘岳的赋3篇，在颂赞类中选晋袁宏的赞1篇。全书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13类，文约700篇，合为74卷。卷首《序目》，略述各类文体的特点和源流。是代表“桐城派”散文观点的一部选本，自刊行后200年中曾广为流行，占有一定历史地位。

姚鼐（1732—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安庆府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清代著名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派三祖”。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江南乡试，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改主事，曾任山东、湖南副主考，会试同考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秋借病辞官。旋归里，以授徒为生，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学人弟子。姚鼐文宗方苞，师承刘大櫆，主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在方苞重义理、刘大櫆长于辞章的基础上，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发展和完善了桐城派文论。为桐城派散文之集大成者。其著作有《惜抱轩文集》、《文后集》、《惜抱轩诗集》、《笔记》、《尺牍》、《九经说》、《三传补注》、《五七言今体诗钞》，辑成《古文辞类纂》。

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古文主张，在提倡“义理（内容合理）、考据（材料确切）、词章（文词精美），三者不可偏废。”又在学习方法上，提出古文八要：“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 、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茍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

《古文辞类纂》文体分类，姚氏之见较为合理，他说：“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编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于是他省并为13类：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一类内而为用不同者，别之为上下编云。”这指的是奏议类和碑志类分为上下编。对于每一类文体，姚氏都述其源流，兼评所选之作者文字特点、渊源由来，推崇各类文中谁为最优作者。总的说来，界划分明，条理清晰，优于前此各种总集文选的分类。

《古文辞类纂》书初成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后其版本有嘉庆时康绍庸刊刻初稿本，附有姚氏评语及圈点。道光时吴启昌、光绪时李承渊重刻姚氏晚年定本。吴刻删去圈点，李刻又再恢复。民国十二年（1923）上海广益书局刊行徐斯异、阚家祺、郑家祚、胡惠生等人编撰的《评点笺注古文辞类纂》，广泛搜集古代以及清代方苞、刘大櫆、姚鼐、梅曾亮、张裕钊、吴汝纶等人对入选文章的圈点和评语有总批、眉批，并加简注。世界书局1935年重印徐刻本，有简注和诸家集评，每文题下加有单圈双圈和三圈，读者可先阅三圈者，中国书店1986年曾影印此本。

清末王先谦又曾编《续古文辞类纂》34卷，黎庶昌也编有《续古文辞类纂》28卷，选录清中叶以后散文，都是姚氏选本的续书。（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