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和他的《瓶史》
插花艺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源于佛教的供花,始于南北朝,发展于唐宋。到了明代,插花艺术进入了鼎盛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文人墨客崇尚怡情养性,大量种植观赏植物,以花会友,寄情于花木丛中。插花也再不限于点缀生活,而逐步走向学术性,有关插花的专著相继问世,袁宏道的《瓶史》就是其中之一。
袁宏道(1568—1610),明代公安县人。字中郎,号石公。举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万历二十三年(1595)谒选为吴县令,听政敏决,公庭鲜事。政暇与士大夫谈文说诗,以风雅自命。已而解官去。万历二十六年(1598),始复就选,得京兆校官。越二年,补礼部仪制司主事,数月即请告归。后迁官至稽勋郎中,不久即谢病归里。万历三十八年(1610)卒,年四十有三。《明史》卷二八八有传。
袁宏道少而通慧,“年方十五六,即结文社于城南,自为社长,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公安县志》)袁宏道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三袁”。宏道等反对王世贞等前后七子拟古之作,主张妙语,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学者多舍王而从三袁。文学史上称之为“公安派”。袁宏道是“公安派”的领袖,影响所及,蔚成风气,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亦有一定的贡献。
袁宏道鄙弃官场,不慕荣华,对当时的现实深感不满。但又在某种程度上与世浮沉,或消极避世,偏好山水,嗜好花木,追求士大夫阶级的闲情逸趣。《瓶史·引》云:
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略)余遂欲欹笠高岩,濯缨流水,又为卑官所绊,仅有栽花、莳竹一事,可以自乐。而邸居湫隘,迁徙无常,不得已乃以胆瓶贮花,随时插换。京师人家所有名卉,一旦遂为余案头物,无扦剔浇顿之苦,而有味赏之乐。
明万历年间,帝王神宗是个荒淫的昏君,朝内党争激烈,各个集团为了谋取私利,排除异己,吏治败坏,贪污腐化成为一时风气。万历二十四年起,神宗为了扩充内库的库存,派出大批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到处搜刮,引起人民的公愤,全国发生“民变”数十起。这种情况下,阶级矛盾趋于尖锐,党争更加激烈,不少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虽对政治现实不满,又不敢面对争,多表现为逃避现实,忘情山水,写出大量山水小品文。袁宏道的《瓶史》就是在其京都作官的这个时期写成的。
《瓶史》全文三千馀字,共分:一花目,二品第,三器具,四择水,五宜称,六屏俗,七花祟,八洗沐,九使令,十好事,十一清赏,十二监戒等十二节,对花材的选用、花器的选择、供养的环境以及插法、品赏等,都有较详尽的分析阐述,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学习和研究我国插花艺术的专著。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园艺学家周瘦鹃先生《日本的花道》云:“明代袁宏道中郎喜插瓶花,曾有《瓶史》之作,说得头头是道,可算得是吾国一个插花专家。”清初,《瓶史》传到日本,译为日文刊行,形成和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插花艺术流派──宏道流。时至今日,日本的插花艺术专刊──《花道》,还时常引用《瓶史》中的理论。《瓶史》对日本插花艺术影响之深,亦可略见一斑。
袁宏道的《瓶史》,对插花艺术的贡献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但对《瓶史》的研究报道,并不多见。故此,笔者不揣浅陋,略陈己见,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方家大雅,望赐教焉。
插花,花材是必不可少之物。袁宏道的《瓶史》将“花目”一节,摆在篇首,足见其对花材的重视。至于花材的选用,袁宏道更有独到之见:“取花如取友。”(《瓶史·一花目》)此乃前人所未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得不说是一大进步。
但是,“燕京天气严寒,南中名花多不至。即有至者,率为巨富大畹所有,儒生寒士无因得发其幕,不得不取近而易致者。”(《瓶史·一花目》)但花材“取之虽近,终不敢滥及凡卉。”(同上)我国是“世界园林之母”,适合插花之材甚多,且有四时之变。因此,袁宏道插花取材“入春为梅,为海棠;夏为牡丹,为芍药,为石榴;秋为木樨,为莲,为菊;冬为腊梅。”(同上)都是我国传统名花。“就使乏花,宁贮竹柏数枝以充之,”(同上)也不会滥竽充数。至于诸花品种,袁宏道自有他的“品第”标准:
梅,以重叶、绿萼、玉蝶、百叶缃梅为上;海棠,以西府紫绵为上;牡丹,以黄楼子、绿蝴蝶、西瓜瓤、大红舞青猊为上;芍药,以冠群芳、御衣黄、宝妆成为上;榴花,深红重台为上;莲花,碧台、锦边为上;木樨,球子、早黄为上;菊,以诸色鹤翎、西施、剪绒为上;蜡梅,磬口香为上。(《瓶史·二品第》)
所有这些,皆是各花的名种。由此可知,袁宏道对花材的选用是极为严格的。
大凡插花,花材的宾主搭配是十分讲究的。插作者应明示以哪一种花为主体,作中心,以哪些花作客体,作陪衬,力求突出主体,避免喧宾夺主。只有这样,才能起到众星拱月的强调作用。袁宏道以花喻人,对于花材搭配,自有独到的见解。他说:
花之有使令,犹中宫之有嫔御,闺房之有妾媵也。(略)梅花以迎春、瑞香、山茶为婢;海棠以苹婆、林檎、丁香为婢;牡丹以玫瑰、蔷薇、木香为婢;芍药以罂粟、蜀葵为婢;石榴以紫薇、大红千叶木槿为婢;莲花以山矾、玉簪为婢;木樨以芙蓉为婢;菊以黄白山茶、秋海棠为婢;蜡梅以水仙为婢。(《瓶史·九使令》)
对于各“婢”之浓淡雅俗,袁宏道也另有品评。这种讲究花材主次搭配的插花组合,跟当时文人墨客插花注重性情,以花寓志趣,托枝寄情思,不无密切联系。
袁宏道作为“公安派”的代表者,在文学创作上极力强调自由地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充分表现作者的个性,反对复古派在文学表现方法上的种种清规戒律。对于插花艺术,也有类似的反映。《瓶史·五宜称》云:
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方妙。置瓶忌两对,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绳束缚。夫花之所谓整齐者,正以参差不伦,意态天然,如子瞻之文随意断续,青莲之诗不拘对偶。此真整齐也。若夫枝叶相当,红白相配,此省曹墀下树,墓门华表也。恶得为整齐哉?
这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的插花,“参差不伦,意态天然”,并不拘泥刻板的整齐。“忌两对,忌一律,忌成行列”,从变化中求统一,从对立中形成和谐的整体,“此真整齐也。”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宜称”,才能说得上“方妙”。这种不受任何形式束缚的表现方式,到了今天,仍有着积极的意义。
朝看一瓶花,暮看一瓶花。花枝虽浅淡,幸可托贫家。一枝两枝正,三枝四枝斜。宜直不宜曲,斗清不斗奢。仿佛杨枝水,入碗酪酥茶。以此颜君宅,一倍添妍华。(《戏题黄道元瓶花斋》)
作为文学大家的袁宏道,真不愧为“吾国一个插花专家”,诗中五至八句,言简意赅,可算得是插花布置的歌诀,也可给《瓶史》作注脚。
历代对于插花的品赏,常因时而异。唐宋期间,多为宴赏,饮酒题咏,抚琴按曲,娱情取乐。另外,还有香赏、画赏等等。到了明代末期,袁宏道摒弃旧习,提倡“清赏”。他说:
茗赏者上也,谭赏者次之,酒赏者下也。若夫内酒越茶(略)夫赏花有地有时,不得其时而漫然命客,皆为唐突。(略)若不论风日,不择佳地,神气散缓,了不相属,此与妓舍酒馆中花何异哉?(《瓶史·十一清赏》)
《瓶史》在其他方面,如器具、择水、花祟、屏俗等节,也别有见地。如“养花瓶亦须精良”,“冬花宜用锡管,北地天寒,冻水能裂铜,不独瓷也。水中投硫黄数钱亦得。”(《瓶史·三器具》)“凡瓶水须经风日者。(略)贮水之法:初入瓮时,以烧热煤土一块投之,经年不坏。不独养花,亦可烹茶。”(《瓶史·四择水》)“花下不宜焚香,犹茶中不宜置果也。(略)至若烛气、煤烟皆能杀花,速宜屏去。”(《瓶史·七花祟》)袁宏道这些经验之谈,对于今日的插花,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由于袁宏道思想的局限性,强调文学创作的唯一正确源泉,不是客观自然的本身,而成了抽象的“性灵”,“任性而发”,故在其发展过程中,只是从抽象的概念去反对复古,而实际上往往脱离现实,有着消极的影响。《瓶史》中,也有些地方表现为不切合实际,如“洗沐”一节,沐浴花材之尘埃本是件极为简易之事,而袁宏道却偏要“浴花者得其候”,并有浴喜、怒、寤、寐、晓、夕之分。至于浴花之人,则更为讲究:
浴梅宜隐士;浴海棠宜韵致客;浴牡丹、芍药宜靓妆妙女;浴榴宜艳色婢;浴木樨宜清慧儿;浴莲宜娇媚妾;浴菊宜好古而奇者;浴蜡梅宜清瘦僧。(《瓶史·八洗沐》)似乎在故弄玄虚,实不足取。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黄永川、苏州园林学会李衍德先生撰文说:《瓶史》是我国最早的插花专著,其实不然。明高濂《瓶花三说》较袁宏道的《瓶史》成书至少要早八年,明张谦德《瓶花谱》成书也比《瓶史》为早。
另外,《瓶史》的版本很多,现流行于世的有一卷本和二卷本两种。经笔者考证,《瓶史》二卷本卷上(瓶花之宜、瓶花之忌、瓶花之法)并非袁宏道所撰,而是他人将高濂《瓶花三说》删削增减而成的。关于这方面的考证,另有拙文《〈瓶史〉二卷本卷上并非袁宏道所撰》论及,在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