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作家面对唐代文学，既有超越的主动作为，也有事实上挥之不去、摆脱不掉的崇拜心理，时不时流露出以唐诗作为诗歌美学尺度的倾向。

我们应该怎样做好宋代文学研究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1-02-08 04:13作者：张瑞君（太原师范学院教授）最近几十年，宋代文学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新的时代，如何继往开来，作出新成就，无疑是值得宋代文学研究者思考的问题。个案研究必须有整体思维指引宋代理学完成了融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整合，既有张载、二程、朱熹等理学家的创造之功，也是宋代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思想开放的成果，更是中国儒学面对佛教、道教走出冲突融合的必然结果。而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如对南宋杨万里、陆游等人的研究也不能仅仅从文学论文学，还必须结合其理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对其人格的影响，以及在不同阶段对文学的不同作用，不能简单而论。经典不再是封闭的亘古不变的，而是需要发展的开放的。宋代的士人敢于弘扬主体精神，对经学、史学等都表现出不盲目信任的态度，而采取独立思考、经世致用的做法。宋人具有开宗立派的文化自信，具有探索反思的批判意识，具有勇于革新的开创精神，具有很高的力行精神。这一点在宋代文学研究中，特别是个案研究中重视不够。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创者、书法理论家，更是有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王安石是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苏轼是政治家、哲学家、书画家，诗词文都为一流水平的文艺全才。有的治中国文学史的学者称之为学术性的作家，而仅仅提及他们写了经学、史学著作。一方面说明宋代作家独特丰富的角色使理论显得不足，另一方面提醒我们用单一的文学家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宋代作家，很难走进作家的世界。必须全方位审视、多维度分析、综合研究，才能真正揭示这些作家的独特思想、性格特征、艺术风格。只有把宋代文学产生的独特社会文化环境，文人独特的生存方法、价值观念，宋代政治思想、理学思想等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文化特征，宋代文学继承创新的时代特征，放在总体的学术框架下，构建多元化的系统的实用研究方法，才能避免学术研究的碎片化。宋代科举的锁院制度对文人深入交往及诗歌唱和的意义、祠官制度与因此产生的文学创作心理和文学风格，都必须从社会制度本身出发，而不能仅仅从作品出发。宋代文学中理性思维的因素比起以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丰富，这绝不能仅仅用理趣这一概念所能规范，而应该结合宋代社会对文学的多方面影响以及作家创作心理变化、文学自身演变规律等综合考量。宋代作家的作品数量大，对已有文本的解读尽管成果丰硕，但是文本细读的工作任务还很大。“写作新的文学史，需要大规模地重新评判无数以往的个别作家和作品，需要新的名家名作，提出新的辩论，并和以前的价值判断进行协商。”（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对错综复杂的文学生态研究必须综合考量由于宋代社会文化的独特性，再加之宋代文学的文本资料十分庞大，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所有材料未能穷尽，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很有开拓的必要。党争表面上起因于政治见解之不同，实质上是新君与旧君、皇权与相权、皇权相权与台谏之间、垂帘听政者与当朝者等复杂关系的集中表现。每种力量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事件上所起的作用不同，作用的程度也千差万别，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宋代的党争不仅影响政治生态，而且或直接或间接影响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文化层面，而文学与思想、学术、艺术之间的关系又千丝万缕，如果仅仅局限于党争对文学家个体命运的考索，势必把复杂的宏观问题简单化、微观化。但如果仅仅宏观概括，则很难解释不同作家在不同阶段的人生轨迹、创作心态与作品风格。而今论党争，只强调斗争。许多研究者仍然用保守、改革归类，其实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都是积极主张政治革新的。但是在改革的措施、改革的速度、改革的重心上有较大分歧。北宋许多著名作家在党争中沉浮。然而党争形成的关系十分复杂，每个人在党争的不同时期命运之不同，既有必然性更有偶然性。新旧两党除了政治主张不同外，争论的双方不免出现过激甚至人身攻击的言辞。产生这样的结果，并不仅仅是政见不同，有的本来思想观念、学术主张相异，有的在个人升迁过程中曾遭对方反对，有的多年形成积怨。随着新旧两党在朝野的更替变化，以及不同阶段的人生起伏变化，针锋相对的局面也会缓解甚至根本改观。党争既有斗争又有文学来往、才华性格的惺惺相惜。一个时期矛盾斗争是必然性，而另一时期交往关心甚至部分肯定对方也可能成为偶然中的必然。凡此种种，不能用简单化的研究方法来下结论。关于欧阳修嘉祐二年知贡举的文学史意义学者已有论述。然而贬斥太学体看似偶然事件，但其中既有时代呼唤、朝廷支持的必然因素，也有欧阳修企图扭转文风的强烈的担当意识与使命感的作用。对这一事件的文化史意义不亚于欧阳修对史学、经学、文学的贡献。如果苏轼不进入北宋政治中心开封，没有卷入新旧党争的漩涡，没有朝官、地方官的经历，特别是没有黄州、惠州、儋州的被贬生涯，也不会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就。穆修、富弼是庆历新政的主要倡导者，然而随着岁月流逝，年龄增长，却成为仁宗朝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绍兴和议以后，在宋高宗与秦桧严刑峻法下的士大夫，大都投入了歌功颂德的行列，这是事实。然而每个作家的心态各异。有的在苟且偷安的强大现实面前收复失地的抱负根本无法实现，变得迁就现实，很不情愿地加入了这个行列；有的出于畏祸动机；有的则纯属作为升迁的手段。张元干曾经写过《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强烈谴责高宗与秦桧的卖国行为，而这一时期他也写了歌颂秦桧的寿词《瑶台第一层》，用“千官师表，万事平章”称誉秦桧，令人费解。“然一代之臣，多贤奸并进，无人人皆忠之理，亦无人人皆佞之理；即一人之身，多得失互陈，无言言皆是之事，亦无言言皆非之事。”（《四库总目提要》卷55《钦定名臣奏议》）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细致分析，才能找到动因。作为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的司马光历时十九年，于元丰七年（1084）写成《资治通鉴》。在其《乞令校定〈资治通鉴〉所写〈稽古录〉札子》中明确指出：“治天下者，安可以不师古哉！”欧阳修称赞苏洵，“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粹精”（《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三苏本以史学传家，明末黄道周赞扬说：“古今论史之言几数百家，其最著者柳子厚、吕东莱、苏子瞻、胡明仲。”（《纪南〈书史〉勺序》，见《黄石斋先生集》）《苏轼文集》卷三、卷四、卷六十五，皆是史论史评，其他诗文也常常熔古今于一炉，以古为鉴。苏轼《论始皇汉宣李斯》论秦亡之原因，不仅仅停留在蒙恬、扶苏不与赵高之流抗争，轻易接受假传伪命自杀的历史事件上，而认为秦成也商鞅变法，亡也商鞅变法，根源是严刑峻法建立了君主独断的威势。“然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商君功罪》，见《苏轼文集》）西汉灭亡缘于“西汉风俗谄媚”。（《西汉风俗谄媚》，见《苏轼文集》）没有暴君，社会安定，不良的社会风气也可导致国家灭亡。苏轼纵论历史，目的在寻求宋代的治世良方。“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上神宗皇帝书》，见《苏轼文集》）宋代作家面对唐代文学，既有超越的主动作为，也有事实上挥之不去、摆脱不掉的崇拜心理，时不时流露出以唐诗作为诗歌美学尺度的倾向。如果一味静止强调唐宋诗文风格之不同，往往很难解释继承、超越、变化的动态轨迹。宋代历时近三百二十年，许多文学理论的范畴内涵变化很大，相同的范畴在不同的朝代内涵不同，在同一朝代不同的作家诗文中内涵也不同，刘若愚指出“同一个词，即使由同一个作者所用，也经常表示不同的概念，而不同的词，可能事实上表示同一概念”（《中国文学理论》）。因此对于宋代文学理论必须结合作家的具体诗文进行具体阐释。简单化的分析必然削足适履。只要宋代文学研究者既敢于超越又不忘继承，加以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更为辩证科学的思维，更为丰富的文史哲等多学科融通的方法，就必然能够开创宋代文学研究的新境界。《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8日 13版）[ 责编：孙满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