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英:试论中国先秦时期的边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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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建英,男,河南南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新疆研究室主任;深圳大学访问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边疆史。
编者按:《试论中国先秦时期的边疆观》,原文刊发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本文内容为其中节选部分,注释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作为中国边疆学建构的基础和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边疆观研究应得到相应的重视,然而翻检相关研究成果,关于中国边疆观的研究成果非常之少。而且,既有研究对中国边疆观都很少定义,或者仅做简单定义,缺乏详细的解释。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尝试对中国边疆观加以初步定义,并且以中国边疆观为切入点,着重探讨中国先秦时期的边疆观,简要分析其特点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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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秦时期的边疆观就是先秦时期人们对中国边疆、边疆与政治文化中心关系的看法,以及对边疆治理的认知。中国古代边疆观形成与中国古代历史一致,有其萌发与成熟过程,具体说来先秦时期是其萌发阶段,秦汉为其基本成熟阶段。
(一)先秦边疆观之思想基础:天下五服说
“天下五服”说体现出深刻而丰富的内涵,从疆域视角审视则可反映出先秦的“畿服”理念下的边疆观。这种“天下五服”说建构出了天下一体和天下是中心—边缘结构,阐释了中心唯一和边缘服事中心的秩序观,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宏大的理论概括。从边疆观视角看,它奠定了中国古代边疆观的思想基础。
(二)边疆之认识:华夷之辨观
在先秦边疆观中,对边疆的认识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华夷之辨观就是非常重要的观点,反映出先秦关于中心—边缘区域之间人的认识。华夷之辨,又称为夏夷之辨,是中国古代关于天下中心地区与边缘区域的一种独特认同形式,其主旨就是明确华夏族和夷族之区别,并在这种区别中实现华夏民族的自我建构,同时也是对边疆民族的建构。这种看似血统之辨的区别,其建构的基础更多依赖的是文化差异,其要旨在于夷夏有别,表明华夏文化高于四夷文化,华夏是礼仪之邦,文化之中心,边疆是化外之地,四夷是化外之人。因此应该“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从政治建构而言,华夏族建立之政权是“天命”所归,是王朝的“正统”;四夷之政权则需要服事正统之中央王朝。
(三)边疆之治理:华夷互动观
中原王朝与周边四夷人之差异得以明晰,二者之间是何种关系呢?华夷之辨使华夏族与四夷诸部族有了清晰的区别,这种区别既有种族上的,更多则是生活与生产方式上的差异,是文化上的差异。但是,华夷同处天下,其交往与互动则是不可避免的,既有政治、经济、文化互动,也有战争互动。除了前述的周边部族对中原王朝的服事制外,先秦时期就高度概括出了华夷之间的互动关系。
(四)边疆管理机构雏形:设立边疆民族管理之职官
随着中原王朝与四夷关系的密切发展,至周朝时期逐渐出现了管理边疆四夷的职官,后世大都延续这种管理机构,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特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管理边疆职官可以视作治边机构的雏形,也是边疆治理的重要内容和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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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羊八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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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的边疆观可谓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奠定了中国整个封建时代边疆观的基本思想,笔者认为先秦边疆观具有下列基本特征。
(一)天人合一的哲学高度
至迟在周代,人们就以血缘关系来看待天人之间的关系,周公将其解释为“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周王以宗法关系将其与天联系起来,使其成为“元子”。这种思想影响极为深远。由此不但消解华夏族内不同姓氏之间的血统,也消解了华夏与四夷之间的血统差异,既强化了不以血统分华夷的观念,又奠定了大一统的思想基础。
(二)礼法制的秩序追求
在先秦边疆观上,礼法制秩序是维持“核心—边缘”关系秩序的重要准则。这种礼法制秩序的确立是以天下观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纵观先秦时代关于“天下”“五服”和华夷观,其内在逻辑在于构建天下礼制观,以此来治理天下,所以天下观要表达的核心是关于政治秩序的一种理想模式,是带有浓厚理想主义的色彩,是具有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从边疆研究视角来看,“五服”的秩序安排和华夷之辨的认识,都是天然的,是人们所必须遵守的天道。
(三)宗法制之本质
先秦时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源于夏朝、发展于商朝的宗法制,至周朝时得到完善,因此至周朝时期边疆观也深深地打上宗法制的烙印,体现着宗法化特性。此处所谓宗法化是指以血缘为基础安排各种社会关系,具体到边疆观上就是以血缘关系来认识边疆和建构边疆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并以此制定边疆治理的制度。
(四)拟宗法化之建构
先秦这种基于血缘论之上的边疆观,已经相当完善,仅仅停留在宗法制之上,而且到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理论的抽象与升华,是一种源于血缘、宗法,但却高于血缘论与宗法观的边疆观,这种升华过程可以称为拟宗法化。
先秦时期对边疆的看法是变化的,至周朝时其实质是一种拟宗法化边疆观。这种边疆观具有天下归一、天下大同的思想基础和基本理论架构,也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从另一个角度讲,还具有很强的开拓性,追求以华变夷就是其典型的体现。从国家安全角度审视,所谓守在四夷体现出边疆的屏藩与缓冲作用;从发展角度看,羁縻思想实际上承认边疆地区自治与制度多样性。这些对后来王朝时期的边疆观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是很多边疆政策的灵感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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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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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界论及中国古代边疆观,一般都笼统地将近代以前对边疆的看法称为传统边疆观,粗略看来并没有问题,但是稍加研究就会发现中国进入帝制以后的边疆观与先秦的边疆观并不一样。前者是后者的源头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和完善,也是前者的实践,先秦边疆观对后者的影响极大。
(一)“天下五服”说:奠定大一统疆域观
作为人文与自然交会的空间,天下是中国与四方合一的世界,寄托着中国先秦时期的政治理想,对中国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对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影响极大。“天下五服”说表明天下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天下首先是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虽然天下存在着层次和级差,但是这是一个统一体中的差序,天下一统是必然,而分裂却是违背天道的。因此边疆属于整体,边疆不可脱离中心,边疆不可分割。这种对疆域观和边疆观的基本认识成为影响中国历史极为深远的大一统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边疆不可分离的理论基础。因此,可以说“天下五服”说的重要意义在于建立起天下一家,天人合一以及大一统思想的理论基础。
(二)中心—边缘服事制度:形成朝贡体系
先秦时期的“中心—边缘”服事制度,是由中心向四周放射状降序排列的,呈现为亲疏渐远的同心圆结构,其中心就是中国,周围则是四夷,四夷要维持对中心的朝贡。朝贡表达一种上下、主从关系,其政治象征意义大于物质意义。同时,这种服事需要遵循“以小事大”和“事大以诚”的原则。
这种由朝贡所形成世界秩序,是天道之体现,更是天下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天不变,道亦不变”,延续2000多年,在近代西方所秉持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条约体系进入东方之前,中国建立的世界秩序从未受到有力挑战,成为维持东亚秩序坚实的基石。从边疆角度来看,它建立起来的不是以血统论为圭臬的自然法则,而是以文化与礼制为基础的规则,对边疆与内陆的一体化起到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也是影响中国数千年的重要思想。
(三)因俗而治与羁縻统治:形成边疆治理制度
先秦边疆观主张“以夏变夷”,但是一般并不主动输出文化,更不主动诉诸武力,所谓“礼不往教”,而是积极修德完善自己,使四夷主动慕尚中华,输诚向化,从而达到以华变夷的目标。同时,通过朝贡形式表达一种上下、主从的政治关系。在上述原则下,只要四夷各部安于其位,不相侵扰,中央王朝便乐得任其自为声教。
从这种因俗而治和羁縻统治中,后世逐步建立起完善的边疆治理体系和制度,实行多种因俗而治方式、羁縻统治方式,形成多样化的自治制度。同时还逐步建立起内藩与外藩制度,构成中国漫长封建王朝时期完整的边疆治理体系,对中国疆域观、边疆观都产生重大影响,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边疆治理体系。
(四)以夏化夷:形成中华意识与内附之认同
先秦边疆观主张“以夏变夷”,特别是强调“以德柔远”和“以德服人”,以此原则处理华夏与夷狄的交往。先秦的“以夏变夷”,是通过王者之政、礼义之化来实现的,是个由内及外、由近及远的渐进过程。上述先秦边疆观对后世封建王朝的边疆观影响巨大,形成了重要的处理边疆问题的制度和思想,其中中华意识认同和内附认同就是代表。
认真研究先秦的边疆观,就会认识到中国边疆观久远的历史之源,丰富的文化内涵、强大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这种边疆观起源于血缘宗亲的朴素认识,升华于漫长的历史实践,发展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构成中华软实力的代表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先秦边疆观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也有极强的扩张性,更有极大的包容性。这种依靠“化”而非“伐”的文化之张力,在于通过“化心”而开疆拓土,而非通过“灭国”开疆拓土,这也与西方的炮舰政策形成强烈对比。今天研究先秦边疆观,需要在新的历史起点重新认识中国先秦边疆观所建构出来的“世界秩序”,这种开放的理论架构及其对世界治理的意义,在全球化时代下寻求全球治理的今天,应该启迪我们为世界治理提供秩序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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