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是古代文学研究者，也许更应该说是古典文学编辑的又一“执”。在学会，在笔谈，在访谈和对话中，“理论”经常是古典文学研究者孜孜追求的目标；而在学术刊物的编辑，则不仅运用在语言中，更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甚至成为他们衡量论著学术价值的惟一标准。请回想一下，在日常语境中，我们最常听到的两个评价尺度不就是“扎实”和“有理论”吗？然而从根本上说，两者其实都是毫无意义的：“扎实”并不一定与创见相连，“理论”更不意味着深度。前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后一点则还须破其执，因为有没有理论，已成为潜在的价值前提，根深柢固地左右着许多学者和编辑的判断，影响到对学术的理性态度和一般理解。不知别人有没有遇到过，反正我是有过多次，论文被以“没有理论”的理由退稿。一家以理论见长的刊物，编辑每相见必约稿。我因心存敬畏，总将自己觉得拿得出手的、有见解的论文寄去，但每次都被璧还，希望以后寄“理论性强些”的论文去。一再而三，真让我既惶恐又困惑，终不知眉黛深浅如何画得入时。我向来对自己的论文很少满意，《权德舆与贞元后期诗风》是自觉薄有创获的几篇论文之一，完稿后寄给一家大刊物，初审已获通过，结果二审以理论性不强予以否决，认为文中谈的都是历史事实，没有从美学的角度作深入阐述。据说二审并非古典文学专业编辑，我也不好说什么。如果他对唐诗史稍微有点知识，就能理解我提出的问题恰恰是无法从美学角度去谈论的。若从美学角度去探讨，甚至连这个问题也不会产生。何以呢？本文的问题是在作权德舆年谱的过程中产生的，我发现在贞元八年前后，梁肃、包佶等文坛巨子的下世和以权德舆为首的新进文人的入朝，形成了诗人集团交替、文坛盟主易人和台阁诗风兴起等具有诗史意义的事实，于是便以细致的史料发掘对唐代贞元后期诗史做了一番钩沉发覆的工作，就台阁唱和和“游戏体”两方面探讨了权德舆等台阁诗人群的创作及对贞元诗坛的意义，使一段沉湮已久的诗史重现浮现出来。这一研究可以说是以福柯所谓“知识考古学”的方式重构了中唐诗史的序列，从而为唐代诗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点。由于问题本身是从诗人活动的系年考证中产生的，注定了研究方法的描述性和历史视角。美学角度的阐述且不说篇幅难以容纳（全文已一万六千字），文献也无徵，强作解事势必流于蹈空推测，还不如阙疑以俟多闻。这并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但若非个中人却也不易解会。学者希望自己的研究有理论深度，不甘停留于现象的表面，乃是向上一路的追求，并不意味着事实的发现和澄清没有重要意义，只有加以理论阐述才是有深度的研究，更不意味着每一项个案研究都能达到理论阐述的高度。许多编辑不理解这点，而且越是自己不作专门研究的越不理解。因为他们实质上不理解“理论”的真实含义，由是也不能明白理论对研究的实践意义及其自身的呈现方式。在科学研究中，“理论”的内容包含方法论意义上的一般理论和作为专业知识的学科理论两个层次。前者决定了我们看问题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主宰着我们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后者则决定了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和结论，并为我们提供一套技术规范和分析工具。在实际的研究中，前者通常已化作哲学观念，如现象学的方法或解构主义的方法，成为一种背景性的存在，深入到看问题的方式中去，无需特意强调；而后者则分为基本原理和特殊结论两个层次，以文学研究来说，基本原理如新批评派的本文中心原则之类通常已成为常识性的内容，似乎毋需再占用论文的宝贵篇幅；只有特殊结论，如维姆萨特的“意图谬见”、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德里达的“延异”之类直接成为立论的依据或思路的启示的，才应该征引和加以说明。然而遗憾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论者反而常常匿其思路所本，秘而不宣了。大陆学者对理论著作的征引，似乎不是为了解决问题，更不是出于对前人劳动的尊重，而只是装点门面。所以开宗明义就宣布自己是用什么理论、什么方法来研究，近来更染上文化热病，什么都是文化，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一本书总是先从文化谈起，然后是美学，然后是文学史常识，等到进入本题已是一半篇幅以后。有些写得厚厚的书，刨去常识，内容所剩无几。凡浏览这类书，我一般都是从一半开始翻阅的。罗丹曾说，雕塑就是去掉多余的部分。学术论著也一样，成果就是去掉常识的部分。一个成熟的学者应该清楚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哪些内容是阐明自己的问题所必须的，哪些不是。而一个好的编辑也应该能看出，哪些内容是大路货，哪些内容是作者的真知灼见。去掉浮词，对作者读者双方都有好处，在读者省得浪费精力，在作者则可以使自己的业绩凸现出来。有这两点好处，何乐而不为呢？按理说，这种上挂下联，纵横捭阖的煌煌大著，明眼人都知道，无非是堆砌常识以充卷帙，以大部头唬人。可出版社偏偏看好，以为视野开阔，有理论高度。类似的论文更是倍受刊物编辑的青睐，喜其高屋建瓴，中西贯通，而不知其实大而无当，内容空洞。这种理论装饰的流行，久而久之，不光造成浮华的学风，同时还磨钝学术的穿透力和洞察力，而最可怕的后果乃是从根本上导致问题意识的丧失。近年的报刊，被世纪末的情绪所笼罩，纷纷发表文化史、学术史回顾和反思的文章。《读书》、《哲学评论》、《中华读书报》以及《学术思想评论》等刊物则刊载了以“思潮与学术”、“学术范式的转换”、“十年学术回顾”为主题的反思文章，其中有个不断被提起的话题就是：如今国内某些文史哲论著有个通病，那就是“没有问题”，原因在于许多学者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这似乎有点荒诞，正如李河说的，“学术问题对于学术和学者来说是一个具有在先规定性的概念：'没有问题’的学术简直就是一个矛盾的概念，正如'没有问题意识’的学者便不再是学者一样”[1]。问题意识的丧失当然与诸多复杂的因素有关，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我觉得就是对理论的盲目追逐。不关心问题，而一味追逐理论，理论终究变得空洞无意义。如果我们同意李河的说法，那么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学术研究成立的标志。事实上，任何有价值的问题的提出，都是基于一种理论眼光，包含着问题认识的深化，如果不能理解这点，而盲目追求所谓理论，那么不光理论应有的品格将被牺牲，学术本身的生命力也将枯萎。除了方法意义上的理论迷执外，学术界对理论的迷执还表现在文学史、批评史研究的学术取向上。文学史、批评史研究最基本的任务，我理解就是尽可能细致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建立起历史事件的连续性，为此，历史材料的清理是首要的工作，不光历史事件要做过程的还原，就是理论问题也有必要还原为历史过程来讨论，只有还原到一定的历史语境中，我们才可以作进一步的理论阐释。但在理论取向的价值观左右下，常会对学术发展的态势和战略设想作出不切实际的判断。比如陈伯海、黄霖、曹旭三位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的对谈便给我这种感觉。三位都是治古代文论卓有建树的学者，他们对学科建设的关注令我尊敬，但他们对古代文论研究趋势的看法，我很难同意。他们认为，“近年来，出版了人民大学蔡仲翔等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本）、复旦大学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和罗宗强主编的《中国文学思想通史》（八卷本）。随着这些著作的问世，无论是对批评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对某些文论家个案的研究，还是对'史’的基本描述、对总体规律的解释上，上述著作已做了集大成式的研究”因而主张“下一世纪的研究应该转向，不再把重点放在'史’的研究上而应该深入到古代文论的内部，从纵向的研究转向横向的研究上”，亦即“从以往侧重对'史’的研究，逐渐转向以后对'论’的研究的加强”[2]。我们应该承认，近年古代文论研究在批评史方面的确有较大进展，尤其是宋代以前的研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是不是就能说“集大成”了呢？我还有点踌躇。通观全局，宋代以后的批评史研究还是很薄弱的，涉及的材料和问题都十分有限。即以诗话而言，明清两代文献的范围和数量我们迄今还没有比较可信的知识。据我和张寅彭的初步调查，清诗话现存著作已在八百种以上，未被阅读的起码有五分之三。一向最受关注的诗学犹且如此，其他文类可以想见。这样的现状怎么能让人乐观地转向理论阐释呢？由于对文献的漠视，八十年代刊行的一些论著曾出现不少轻率的大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常被轻易地一笔抹煞。而另一方面，近十几年间若干新撰通史或专史的陆续刊行，又让学界产生一个错觉，以为批评史研究已臻饱和，理论阐释则相对落后。我的感觉正好相反，我觉得古代文论的历史研究尚处于很浅的层次，很低的水平，正是这个缘故，才使得古代文论的理论阐释难以深入下去。我们知道，古代文论的主要概念始终都在不同时代的理论语境中呈现出历史的内涵，就像长江和黄河，在每一段河道上水质和水色都是不一样的。即以起承转合这一诗学的基本命题而言，它在各个时代被赋予的含义和人们对它的态度就完全不同。在元代它被解释为近体诗的固定结构，对应于律诗的四联或绝句的四句；在明代它被解释为诗歌本文构成的逻辑序列，并被吸纳到八股文的章法结构中去；到清代它又因呆板僵化而遭批评，为诗论家所鄙薄与扬弃，最终泛化为作品的一般结构理论。不同时代的解释赋予它不同的理论内涵，体现出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只有理清这一演变过程，完整地描述出这一命题发生、演变、定型的理论流向，把握它在历史语境中的特定含义和人们对它评价的变化，才能阐明它的基本内涵和古人的价值观念。如果随意抓几条材料轻率论定，那就成了盲人摸象，抓住元代诗论的会说起承转合是律诗章法论，抓住明代诗论的则说是试帖诗和八股文的章法论，而抓住清代诗论的又会说是文章的一般结构论。有人会说起承转合是古代文论的重要命题，也有人会说它在古人眼里毫无价值。如此这般，非但不能把握命题的基本内涵，甚而会误以为古人的说法矛盾百出，对古人的价值取向作出错误的判断。我一直认为，古代文论研究虽说是一门关于文学理论的学科，理论阐释也确实是它的重要任务，但归根结底，它首先是以历史研究的型态存在的。任何理论问题都必须先还原为历史过程，在过程的呈示中使理论的全部内涵及其背后的语境浮现出来。这无疑是非常艰难的工作，但前辈学者就是这么做的。翻开《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就知道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正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文笔与诗笔》、《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与道的问题》、《神韵与格调》、《性灵说》等一系列论文上形成的。新刊的几种批评史虽然在材料搜集和理论阐释上都不乏“后出转精”之处，但离全面展示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丰富内容终究还差得很远，尤其是宋元以后，几乎可以说还刚刚起步。我们决不能像一些“短平快”那样，用“无所突破”或“鲜有创新”之类的粗暴结论来文饰阅读的贫乏。真正的历史研究，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以更丰富的事实充实通史，而不是凭藉通史的知识作超越的理论思考。如果我们承认古代文论研究首先是一门历史的学科，那么就必须遵从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理论阐释应当重视，但历史研究更应大力展拓。说到底，无论是理论视角还是历史视角，都有各自的认识作用，不可互相替代，当然也难以轩轾。从对历史的认知过程来说，历史还原是理论阐释的前提，理论阐释是历史认识的深化。在实际的学术运作中，两者经常是互动互补，相辅相成的。学者个人因知识背景、学术兴趣的不同而有所侧重，无可非议。但作为学科发展的战略分析，哪方面更为急迫、更切实可行，便须综合权衡。我在现时更强调古代文论的历史研究，完全是基于学科发展现状所作的策略性选择。是否适当，尚有待学界同人斟酌。
原载《粤海风》1999年第1期，收入《学术的年轮》
[1]李河《学术问题的发现与提出》，《学术思想评论》第3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陈伯海、黄霖、曹旭《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民族性与现代转换问题》，《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