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传承 厦大精神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兴起学潮，鲁迅和一些学生一样，被列入黑名单，鲁迅在亲友和学生们的敦劝下离家避难。
另一方面，北京大学因为经费困难，开始拖欠教员工资，在厦门大学高薪的诱惑下，北大的一批在编教授纷纷南下厦门。7月28日，鲁迅也收到厦门大学寄来的薪水和车旅费共500大洋，抵挡不住月薪400大洋的诱惑，抱着“换一个地方生活”的想法，他接受了厦门大学林语堂的邀请。
就这样，鲁迅与顾颉刚、沈兼士、孙伏园等20多名著名学者来到厦门，这就等于“半个北大”来到了厦大。
来厦门前，鲁迅曾经考虑过多次，绝不能把教书当成终生的职业，他把教书看成是短期的“休整”，并为以后的生活积聚一点必需的钱。他与许广平上海分手时相约：准备在厦门住两年，彼此再见面。
鲁迅在厦门大学开设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课,还兼任国学院的研究教授。鲁迅每次上课，钟声刚响，教室里早就坐满了人，后到的学生只能凭窗倚墙站着听讲。不仅文科的学生来听课，法科、理科、商科的学生也来听课，厦门大学不少年轻的教员也到场听课，还有很多校外的记者、编辑也闻风而至，场面十分壮观。
鲁迅在厦大讲的中国小说史课，在校内外也同样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据当时的学生俞荻回忆：“鲁迅讲学，并不像一般'名教授’那样，只干巴巴地一句一句地读讲义，枯燥无味地下定义。他的讲话也和他的作品那样地丰富多彩。他讲到某时代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的时候，善于引证适当的、丰富的资料来详尽地加以分析，雄辩地加以批判，说明什么应当吸取，什么应当摒弃。听他讲学，好像小学生听老师讲有趣的故事那样，唯恐时间过得太快!”
学生们不满足于只听鲁迅讲课，他们把鲁迅看成引路的导师，许多厦门本地的学生，有时星期天都不回家，留在学校里陪鲁迅，鲁迅倘若上街，他们便随同去当厦门闽南话的翻译。鲁迅的宿舍里，经常有学生来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传出鲁迅与青年们亲切交谈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在鲁迅的支持和帮助下，学生先后成立了“泱泱社”和 “鼓浪社”两个文艺团体，筹办《波艇》月刊和《鼓浪》周刊。
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天生就是一位斗士，敢爱敢恨。对于学生，他视如己出，愿作一头孺子牛；而对于他所厌恶的人和事，他也会在第一时间指正出来，即使以针尖对麦芒的方式，也在所不惜。
当时厦门大学校长是医学家林文庆。1925年是陈嘉庚的事业进入鼎盛的时期，由于资金充裕，林文庆主持下的厦门大学取得了很快的发展。但林文庆是个尊孔派，他开口不离孔子，并把《大学》中的“止于至善”当做校训，以“人人为仁人君子”作为培养学生的宗旨。他热衷于倡导国学，建立了国学院。
1926年10月10日，厦门大学国学院正式成立，林文庆兼任国学院院长，沈兼士任研究院主任，林语堂出任总秘书，工作由沈兼士具体负责。林文庆校长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孔教为办学的“纲”，提倡复古、尊孔，让学生背古书，弄古文；二是以“金钱万能”为办学方针。
最让鲁迅反感的是每逢星期四上午的纪念周会，教授们个个衣冠楚楚地对林文庆点头作揖，“唯校长的喜怒是伺”。按惯例先是校长的开场白，接着就是教授们的《论孔教的真义》、《孔子何以是圣人而不是神人》之类的演说，因为学生们早已经听厌了这种老调子，所以会场里冷冷清清。为了借重鲁迅的声望来装饰门面，林文庆特地邀请鲁迅在周会上演说。
1926年10月14日，鲁迅在周会上作了《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演讲，提出青年学生要救国，并不在读中国书，而是要勇于做改革社会的“好事之徒”。鲁迅的演讲让主持演讲的林文庆瞠目结舌，不知所措，从此鲁迅与林文庆的矛盾进入公开化。
一次，一位大银行家来到厦门。林文庆为了攀附银行家，设宴招待，并邀请鲁迅等知名教授作陪。鲁迅接到赴宴通知单后，随手在上面签了个“知”字，但根本未去赴宴。
第二天，林文庆问鲁迅：“你签了字，怎么又没去呢？”鲁迅说：“我是没打算去的。我签个'知’字，是不去可知矣。”林文庆又说：“北京大学的同仁都去了，还照相、题诗了呢？”鲁迅不以为然地答道：“我固然也是北大同仁之一，也并非不知银行可以发财，但我对'毛钱换铜子，铜子换大洋’的学说，实在没兴趣。”又说：“我看了许多人，捧名人是为了挤入名人行列，正如拍马是为了上马，这是祖传的章法。而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需要了。”林文庆听后无言以对，只好悻悻而去。
当然，这只是鲁迅与林文庆之间矛盾的其中两点而已，随着两人矛盾的激化，愈演愈烈，再加上以鲁迅的性格，也被很多同仁甚至一同南下的北大同事们视为“刺头”，导致鲁迅在厦大期间，左右碰壁，甚是难受。
厦大是靠理科起家的，经费、校舍资源等各项政策都向理科倾斜，国学院兴起后，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经费，其造成的财政压力让厦大教务长兼理科部主任刘树杞等人难以忍受。于是，刘树杞就利用自己掌管财政之便，借题向鲁迅发难，几次逼鲁迅搬家，最后一次，居然让鲁迅搬到了厦大的地下室居住。鲁迅的屋子里原来有两个灯泡，刘树杞说要节约电费，非得让人摘下一个不行，这件事情把鲁迅气得够呛。
鲁迅忍无可忍，终于决定离开厦大，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还说，“我本想做点事，现在看来，恐怕是不行的，能否到一年，也很难说。”
厦大的学生听说鲁迅被赶走了，发起了学潮，强烈要求驱逐刘树杞。校长林文庆只得设宴挽留鲁迅，并给予刘树杞处分，以平息事端。
在厦大生涯中最困难的关头，厦大的学子们，都站在鲁迅一边，给了鲁迅莫大的欣慰与鼓励。但此时，鲁迅也已意识到，他与校长势力的矛盾，已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
1927年1月15日午后，鲁迅在许多教师、学生的陪伴下登上了一艘小船，离开了厦门大学。
百年之后，物是人非。当年的是非恩怨，也早已没入历史的尘埃。如今的我们，无法从单一的角度去主观评价谁对谁错。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工作职责，不同的理念，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分歧。
站在教授的角度上，鲁迅只希望教授就是纯粹的教授，不应与其它官场势利的东西混杂在一起；而作为一校之长，林文庆担任的是行政职务，除了管理，还要尽其所能向社会各界募捐，以维持学校的各项费用的运营，毕竟学校的开支就如无底洞一般。事实上，被誉为“海峡华人三杰”之一的林文庆，其成就是世人共睹的，而且他对于厦大的发展，也作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甚至在他临终前，立下遗嘱，将全部身家的五分之三和鼓浪屿的别墅，以及他担任鼓浪屿医院院长时所有的收入全部捐献给了厦大。
所以，纯粹以“金钱观”来衡量孰是孰非，都是不客观的，因为不管鲁迅也好，林文庆也罢，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大学的发展，都是为了学生的培养，都是为了国家的振兴。
鲁迅在厦大时间虽然只待了短短的几个月，却留存丰厚：完成了好几部书的编辑、校订工作，讲授和编写了《中国文学史》和《汉文学史纲》，创作故事新编《铸剑》、《奔月》，写下了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等，共约17万字，还作了五次演讲。
而其实，对于当年的厦大学子们来说，鲁迅留给他们的，远远不止这些创作，更重要的是一把“剑”，一把斗士之剑，一种斗士的精神。这种精神激发了学生们自由的意志，以及对落后的学术和对“权威”的抗争精神，从而使这所大学的基因里，更具活力和生机。
如今的厦大校园，大师的身影无所不在：鲁迅当年在厦大居住的集美楼，被辟为鲁迅纪念馆，还有鲁迅的花岗岩塑像、鲁迅广场；厦大校门上校徽上的“厦门大学”是鲁迅的墨迹，信封上证书上的“厦门大学”是鲁迅的手书，连《厦门大学报》的副刊“波艇”和中文系的文学刊物《鼓浪》都沿袭了鲁迅在我校时帮同学创办的文学刊物的刊名……
这些，便是厦大学子们，对这种精神的追求与追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