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文人的荒诞
摘自拙著草稿：《发现文明》第十二章之三之4：《“同时不同代”与中国的近现代荒诞》新修。
1）
有关“同时不同代”这个概念或现象可以写一大本书。所以，这里作为一节只是简略提出。
图解：彩色部分的阶梯表示不同国家地区的时代由于地缘气候等影响下发展进程错落不一，尽管在时间上是同时的（如右侧白框）。斜线则表示文明从先进到落后的传播方向。这种状况存在于每个不同的时代。
旧的文明观认为所有国家地区应该是同时同代的，是齐头并进的，所以在任何方面，比如制度或尤其制度，就要求一刀切和整齐划一，进而反对多元并存。某种意义上这是启蒙运动以来将人的能动性无限夸大的一个理论结果，所以，不仅有共产主义运动，而且有美国为首推行的民主崇高论。但文明学不同意这种看法。
通过人类文明史的梳理我们看到，在任何一个时代里，各地都是同时不同代的自然状态，无论是在旧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不同地区在旧石器时代的差别可以是百万年的差距，新石器时代的差距最多可以达到万年，东亚与西亚当时也有大约2千年的差距。但是到工业革命开始，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纷纷表示人天生具有平等的权利，实际上这种思想倾向也代入到后来的政治斗争中去。比如19世纪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开始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白人中心主义影响之下必须向西方民主制看齐的意识形态运动，双方都在势力所及的范围之内进行革命颠覆或经济制裁。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不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比如现代民主制是需要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的现代社会现象，不是一种可以随便实现的理想社会，否则非洲与中东就应该是人间乐土，那里现在没有美国人仇视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但事实如何呢？所以，这是启蒙运动以来的文明观发生了问题，需要严肃修改。
首先，旧的文明观不清晰、不具体，也缺乏根源性研究，喜欢文学化地描述好与坏，总体缺乏严密的科学性。这都是旧时代科学不发达时期的研究特征，归根结底是一种历史局限性，因为20世纪才刚刚出现世界史的研究，人们认识社会毕竟会有各种各样的荒谬问题。进入21世纪，人们对于世界与人类文明的认识会越来越科学理性，相对精确的新型文明观，会逐步扭转旧的认识弊端。
文明学的一个特点是特别宏观，而旧的传统文明观则属于微观文明观，两者之间的许多结论自然也就南辕北辙了。此一事可以借助炒股经验——年线周线与分时线概念截然不同。文明学不是简单的扩大了认知范围，而是改变了文明语言，是内涵的彻底更换，是一场革命。
新的文明观的最大特点在于很多方面可以量化和证伪，另外认识问题更加细化，比如对于文明时代与文明阶段的重新划分认识，会颠覆许多传统认识。一本在中国影响很大的历史书籍《天朝的崩溃》[1]中，作者茅海建在序言中认为清朝是当时的“发达国家”，但是后来在书中比较中英双方的武器装备尤其是火枪时他却又承认两国武器水平相差200年，这就是一个前后矛盾的认知。他没有意识到他的文明认识产生了错乱，这就属于典型的传统文明观，缺乏文明分析的逻辑自洽，遗憾的是这种观点竟然还是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认识，所以，这种荒谬至今依然在中国社会流行，当然，就此认识西方也不例外。
一个“发达国家”（清朝）是不可能与另外一个真正的“发达国家”（英国）的武器装备相差200年的，因为武器的背后是科技水平，而科技水平是文明水平的重要核心。在近现代，200年的差距应该是一个发达国家与一个最落后国家的差距。实际上清朝不仅不是文明发达国家，而且按照文明学的评估清朝应该是当时世界上最落后国家之一，其文明水平接近于非洲与中东的文明水平。这种文明认识就牵涉到如何对一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文明的时代划分与评定问题。否则，就会产生上面的荒谬。这实际上是只有在全新的宏观大文明框架下才能发现的问题，在传统微观文明框架下是无法洞悉其中的谬误的。
茅海建是一位很好的鸦片战争研究专家，研究一个具体的微观历史事件他是行家里手，但他肯定不是一个好的宏观文明研究者，他在文明的整体判断上不仅混乱，而且几乎黑白颠倒。其他的中国历史研究者未必比他的文明认知更高明。文明学这种新型理论范式的建立，实际上会颠覆许多类似历史事件的评估。
2）
我们如何从理论体系上识别这种旧的文明认知错误呢？首先，文明认知必须要细分“时代”，也就是从宏观角度认识人类不同时代及其意义，然后还要认识“同时不同代”原理。时代的含义，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文明的含义，所以当我们在谈时代的社会，实际上是在谈文明划分的意义。
当我们使用文明中的“时代”这一概念划分工具时，我们知道清朝处于标准的“农业时代”，而英国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英国是工业革命的火车头，是工业时代的标兵。英国在18世纪即已进入工业文明。中国则是在20世纪末才基本完成工业化。可以肯定，清朝当时与英国遭遇时不仅就文明时代方面清朝严重落后于英国文明，二者甚至根本都不处在同一个“时代”，他们的文明差异自然就有云泥之别，清朝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看都根本不可能是什么“发达国家”，而是严重落后国家，而且是“文明时代”落后近200年的状态。
所以，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与清朝就属于“同时不同代”。当我们衡量不同国家地区的文明高低时，就是要首先评价他们是否处于同一时代，然后可以在同一时代框架内评价高低。清朝与英国对垒时他们完全不在一个文明阶段，一个是全球最先进工业革命国家英国，一个是沉睡中的“东亚病夫”农业国，他们之间的差别之大甚至没有了可比性，所以，他们的科学与军事力量也不在一个数量级，因而中国之败也不是败在皇帝，更不是败在什么制度，而是败在文明，败在时代的落后！
用文明学的这种方法论再来分析清朝败于当时世界上真正的最发达国家英国，问题就清楚了。清朝败于英国，实际上是两种文明时代的对决，是两个平行宇宙的碰撞，先进于农业文明的工业文明获得胜利今天看是一种必然。而这种近两百年的时代文明差距，用什么社会制度都是无法瞬间改变的。但是用荒谬的传统文明观来看，发达国家还抵挡不了万里之外的几个侵略者，那么结论只能是“皇帝坏”了。实际上中国至今已经经历了五六次激进革命，每次革命家们都认为是“皇帝坏”，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其实这是一种理论失效，不是革命的失败，但遗憾的是至今东方的知识分子还是如此的认知体系。其实西方也如此，全球的文明体系都是错误的。
我估计很多人陷入“天朝的崩溃”同样的荒谬判断与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有关，这本来是一本量化史学的里程碑，但作为初期的量化工作实际上也在误导着全世界。
在书里中国清朝的经济总量很高，位列世界前茅，据此很多人就认为中国是当时全球最发达国家。其实，这是一种简单肤浅的认识，不够细化，导致误解。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但中国却不属于发达国家。问题出在哪里呢？因为没有换个角度看问题，人均数量才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富足的重要指标。中国人口向来都是世界第一，国大人口密，清朝时期依然。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农业国家的产值与工业产值的含义根本不同。我们今天知道，今天已经细化到以几个不同工业产值来划分工业化程度，重工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乃至第三产业的比值才是今天衡量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的标准，而这些传统的史学家们甚至连最基本的农业与工业产值的比较都没有，所以出现偏差与黑白颠倒就不意外了。假如我们说，对于文明的认知分1、2、3、4、5个等级的话，那么依据麦迪逊的认知可能处于第2等级。
3）
从现代化指数（何传启，2018）上看，中国即便在顺利快速发展了几十年后的2015年“现代化指数”也只有44.4%，英国同年则是91.6%。即便在不断革命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英也还差一倍，所以，旧文明观所谓清朝是发达国家的结论的可见是多么的荒诞不经。限于资料，我们看不到更久远的统计，我们看到1980年中国的现代化率也只有22.1%，在百年前的鸦片战争时期东亚完全没有现代化，即便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现代化也不会超过10%。唐德刚等人判断的中国需要200年的文明大三峡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它需要时间。
1980年中国在全球130个国家的现代化排名是103位，当时中国的国力已经在和平发展30年后大为增强，1949年之前甚至是日本侵华和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更不用想从清末走出来的民国时期有多么的落后了。假如在清末，中国在全球的现代化排名推测应该在120名左右。所以，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文明认知，可见是一种多么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所以截至今天才会一次次犯下各种低级荒谬的错误，因为他们的认知基础是完全荒谬的。
今天，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飞速发展，中国的“2015年现代化综合指数”在全球排名进入全球第63位。真可谓浴血奋斗了一百多年中国现在才达到全球近200个国家的中上等水平，所以说，清朝就是“发达国家”的谬论应休矣，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也应该休矣。
另外，很多中国人分不清“大”与“强”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分不清“大”与“文明先进”之间的关系。中国是个大农业国，但不是发达国家，从来都不是，并且也不是强国。但在近两千里确实中国很多时候是东亚一霸。但是近代工业文明的突变产生的格式化效应，在当时的中英之间可谓划开了一条鸿沟，这条鸿沟不用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不可能填平的。在宏观文明学产生之前甚至是没有人意识到有这条“鸿沟”的存在。中国近现代的一切主要问题实际上都是现代化问题，都是文明问题，只有现代化文明才能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制度这些表面的二级文明现象是不可能改变中国面貌的。要达到今天的发达国家，中国必须进行的是文明本身的革命，是现代化的发达才能成为今天的“发达国家”，经济发达是其第一条件与标准。
如此一来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问题也清楚了。日本是东亚最早被西方国家带入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国家，台湾在割让给日本之后又被日本统治殖民了50年。文明的传播链与发展次序非常清晰。台湾在1937年前后被日本带动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而中国大陆达到这一文明转换标准的时间已经是几十年后的1970年代。所以，台湾（工业）文明发展跟随的是日本，不是东亚大陆。换句话说，今天中国大陆与日、台之间隐蔽的“时代或文明差距”大约是四五十年。2015年日本的现代化排名在全球大约140个国家里是第12名，现代化实现率是93.2%，属于最发达国家行列。中国与他们之间的文明鸿沟需要一
定的时间来填平，制度本身是无法填平这一要求的。
4）
政治制度只是最表层的一个文明指征，不同国家民族的真正的差异在内里的文明水平，在今天就是整体的现代化水平差距。回头看，五四时期的两“先生”论是科学不发达时期的简单思维，引偏了路，在今天应该得到一定的修正，“文明”或“现代化指标”才应该是中国的发展方向，制度与科学似乎不错，但不够全面。
20世纪全球两大霸权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抗争，致使中国被动牵连，忽左忽右，大家无所适从，个别激进分子爱走极端，好在近几十年中国的当权者从来没有偏离过“救国”的富强之路，现代化才得以长足发展。中国在上个世纪微观上错误频繁，但所幸宏观上没有大的错误，今天中国已经步入现代化正轨。
回顾中国曲折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实际上都与没有一个清醒的文明观或文明指导有关。但历史不能批判，事实上全世界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在20世纪之前人类连一部世界史都没有，21世纪之前甚至连人类的起源地都在争论。所以，我们只有在本世纪才有可能走向科学与理性，而这不仅依靠宏观的视野，更需要精微的复杂思维。以往的历史文明分析方法泰国原始与粗疏，21世纪必须在宏观与微观进入更精确的阶段。
文明学是宏观的，但是“同时不同代“”就属于微观复杂思维。实际上相关的还有更多的角度。比如分解一个历史大事件或个人机遇，都不只有制度一个维度，还有文明时代与文化传统乃至人的因素在，需要分类。一个人遇到一件官司，有可能是制度的，比如公有制私有制，但也有可能是时代性的，比如标准的前现代的处理与发达现代化中的处理就会完全不同；另外，还有文化传统或人的因素也在发生着制约，你在中国或印度打一件官司与英美国家打官司可能遭遇完全不同的局面，而影响你的很可能是文化传统。什么都往制度上扯，最后你就只能加入下一波革命家队伍了。
在文明、制度与历史文化传统这三个维度之中，制度是最容易改变的，不容易改变的是文明时代与文化传统。这三个维度好比股票里的5日均线、20日均线与半年均线。但它们之间其实也是有关联的。制度好比5日均线，文明时代好比20日均线，文明传统好比半年均线，前两者的改变会改变半年均线。印度国好比改了制度，但却无法改后面两条均线。日本是制度与文明时代都到位了，拉动文化传统的现代化，已经牛市高位很久了。中国是三条均线今天全部启动了，就等着三条均线调整到位的一波牛市了（当然或许牛不起来继续熊入茅建海们的“发达国家”，也是可能的。这要看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整体水平了。）有人说文明学否定了制度不是否定了制度，而是将制度作用降维在文明这个大项之下。
[1]《天朝的崩溃》，200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作者茅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