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没有收到好朋友的礼物怎么办？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或者是另一种情况——这也是一种“愤怒管理”，虽然通常并不这样说——-你听到这样的话：如果你不生气，就说明你根本不在乎；除非你与我们在一起，否则你就是与我们作对。
“如果你不停止生气，你就不讲理性。”
“如果你不开始生气，你就不讲道德。”
至少在我看来，这两种说法都不能站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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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隐在杀害了兄弟亚伯之后，在被问起行踪时对上帝撒谎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上帝谴责该隐说，“你作了什么事呢？听着！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圣经》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创世记”第8章第10-12节，第6页。——译注）上帝听见亚伯的血在哭诉，但该隐听不见。
上帝的愤怒替换了该隐对弟弟应该有的爱：如果该隐不能充分理解杀害弟弟的过错，别人肯定会。这个故事用非常简练清晰的话说明，在上帝看来，无论真实的、客观的道德事实还是接近这些事实的机会有时候能够依据愤怒程度来预测。愤怒可以说是一种道德意识。
在人类中间，有时候只有愤怒的人才能理解社会不公不义的多样性，因为他们是愿意做出牺牲以便实现正义的人，带着几乎神圣的焦点，宁愿放弃其它各种担忧和利益也要关注道德织物上被撕裂的破洞。
当我真正生气的时候，我甚至不清楚自己能否安静下来——心灵的眼睛没有眼皮，提出那个要求的人在我看来，如果使用苏格拉底的话语就是试图把我从我的财产地驱逐出去，让我看不到真理。他们称我“丧失了理智”，但是，他们似乎没有看到愤怒背后是有理由的。
另一方面，也有不生气的理由。亚里士多德说愤怒是报复的欲望，他是对的，虽然愤怒的人往往为它起了另一个名字。愤怒容易让人给报复行为贴上值得赞美的标签（正义或者问责）。它是一种迷雾，让糟糕的东西看起来漂亮得多了，仅仅因为它人做坏事在先。
比如，请考虑人们会怎么想，那些本来认为嘲笑他人的身体缺陷不道德的人，如果这个目标对象被认为做了不公正的事，他们常常觉得可以放肆地嘲笑他。
愤怒也导致人们带着高尚的光环看待遭受冤屈的受害者——就好像被冤屈者的地位在道德上就一下子被提高了一样，而不是通过围绕道德伤害重新组织起来而心理遭到扭曲。
即使在小时候，我就非常警惕这种痛苦，抗拒被我的家人和老师描述为我的犹太遗产的反-反犹主义的诱惑。我的很多亲属被纳粹杀害了，那些幸存者不断说“永远不会忘记”时，我很难称之谓非理性的，虽然如此，我拒绝永远牢记这些。
在抗拒这两种愤怒管理形式的冲动中存在某些非常令人困惑的东西。我为什么没有听到劝我冷静的人试图驱除我那痛苦的、充满报复欲望的迷雾？
我为什么没有体验到愤怒的呼吁可指导我的道德意识前去探明不公不义的真相？愤怒是道德见解——道德意识——还是道德远见的堕落——充满报复欲望的迷雾，这个问题取决于此人现在是否感到愤怒？这是愤怒管理的难题所在。
我相信解决办法要求我们承认我们对正义做出回应的能力出现了分歧： 人们越是完美地关注所受冤屈的重量，他对做好准备进行反击所引起的冤屈的重量就越缺少敏感性。愤怒之人的视角与不愤怒的人的区别就变得非常显著：人人都只看到他们正在观看的那一面的正义。
说到愤怒或者缺乏愤怒，我们有理由抗拒他人将其理由转移到我们身上的企图。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劝说他人改变宗教信仰的尝试或许从理性话语开始，但往往最终演变为欺负他人，其中“皈依者”在压力下不得不假装看见了他们本来没有看到或者假装听见了并没有在耳边回荡的呼喊。
这种愤怒的分野成为我们政治困境的核心，在最深层次的框架内确立了我们的互动方式。但是正因为这样，认识到这一点变得非常困难。
为了说明这个观点，我提议我们将柏拉图的战略颠倒过来。柏拉图认为，如果我们看见正义在和谐的统一的城市里被放大之后，我们会更好地理解心灵中的正义。
我认为，如果我们开始研究充满矛盾的灵魂，我们将更好地理解城市中的不正义——我们相互之间的冲突。因为存在一种类比，我们似乎不能与自己的内心对话就像我们相互之间不能对话，即我们不能与自己对话。有时候，单一灵魂的不同部分能说不同的语言。
几周前，在给朋友寄送即将到来的生日礼物时，我忽然想起我生日时他并没有给我任何东西。我感受到了一阵儿愤怒，有一种将礼物扔进垃圾桶而不是寄出去的冲动。
内心在这两种选择之间激烈挣扎并不像餐馆点菜时面对两种好吃的美味之间的那种不知所措，或去海滨度假还是去山中度假的困惑。
在这些案例中，我能后退一步考察我的选择，得出更喜欢的优先顺序，如果我最喜欢的菜或旅游目的地无法实现的话，我能将第二选择合理化。
我内心所有方面最终都在同一边。生日礼物困境并不是这样：如果爱最终战胜怨恨，但邮局碰巧关门，这并不意味着我转向第二个选择就有了合理性，我会在附近寻找垃圾桶。
生日礼物选择和其它种类选择的差别是很深刻的。其实，生日案例的分歧比我们在诸如苏菲在两个孩子的生命之间做出选择的那种“悲剧选择”更为深刻。让悲剧选择成为悲剧的因素在于这两种价值观是不可通约的：一个人的生命不能补偿你另一个人死亡造成的伤痛。人们热切渴望拥有两者，却被迫选择其中之一。
相反，在生日案例中，困难在于你不可能两者兼得——至少不能同时得到。将礼物扔进垃圾桶的想法看起来很好的价值观视角——所谓的“朋友”实际上是不配做我的朋友，是考虑不周的傻瓜——基于此，邮寄礼物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好；同样，当我沉溺于想象他收到礼物的快乐时，这种心理活动与因为怨恨而毁掉它的冲动格格不入。
我在这两种视角之间摇摆，但我不能真的同时占据两个视角。我不能问“综合所有情况后，我应该怎么办？”这肯定引发究竟要考虑什么的问题：没有所谓的“所有情况”，包括令朋友失望的可鄙的快乐和令他高兴的快乐。这些价值观是不可通约的，它们不可能同时存在。
现在，让我们从心灵转向城市，将这些不可通约的价值观分配给多样的人。请考虑这两个人的冲突，一个人的正义感让她不可能放弃愤怒，另一个人的正义感让她不可能愤怒。
如果我们考虑将两者类比为我在生日礼物案例中举棋不定的两种伦理视角，就能看到为什么愤怒者和不愤怒者的互动变成拔河。没有理性的方式来裁定这个冲突，第三方仲裁者能做的最好之事不过是在这两者之间频繁摇摆。
愤怒分歧常常让人感受到是一种政治灾难：我们如何能希望看到人人达成一致意见？为什么人们顽固坚持己见，就是不改变自己的想法，更聪明地对待愤怒呢？我一直在建议这样一个答案： 这是因为他们是理性之人，在乎正义问题，人们对愤怒管理的强制性策略有些抗拒。那些坚持开枪的人是拒绝他人将其驱赶到自己领地之外，并使其看不到真理的人。
或许正义真的是某种神圣的东西，一种被单一人类反应刻在错误刻度上的东西。不是哀叹我们没有能力达成统一的回应，我们应该感谢人类心理的异质性：它给我们提供了涵盖相互的盲点的范围。思庐edit
如果在情感上谁也不是完整的，那么真正的道德权威就是集体性的，我们需要——需要学会承认我们的需要——因为这些需要是强烈的、难以抑制的和焦点集中的愤怒激发的。
它们看到了我们其它人看不见的东西，我们应该反思，不要去施加压力要他们冷静下来。我们也需要承认这个光谱对面的美德，那些异乎寻常地冷静和谨慎和明智的人，不再认为这种人是能够一点儿都不生气的人，因而更有修养或更有人性。
这个生日礼物困惑的故事是真实的，它就发生在几个星期之前。十分怪异的是，它也符合我几年前在书中设计的虚假案例模板，一位深感痛苦的妻子忍不住想把丈夫委托她寄送的信扔到垃圾桶里，这个丈夫考虑不周，经常提出苛刻的要求。
但是，生活并不会很好地模仿哲学。我设想的痛苦妻子要独自裁决自己的内心冲突，但这个思想试验发生在我的生活中时，我不是独自一人。准备前往邮局时，我的儿子一上午呆在家里已经厌烦了，询问能否陪我出去散步。
而当我感受到愤怒的冲击时，他就在我身边——这不是朋友没有给我礼物的事实，而是他需要费力地解释这件事并为自己找借口，以及体现在这件事上的更大行为模式问题，我的眼睛已经瞥向我知道的垃圾桶所在的方向。
这不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于报复想毁掉某个东西。如果儿子不在身边的话，我可能再次这样做。不过，在此情况下，我该如何解释自己的行为呢？
我们边走，儿子问我“包裹里面装的什么？”
“给朋友的生日礼物。”
“请代我祝贺他生日愉快——或者事实上，再想一想，从一个从来没有听说的小孩那里得到生日祝福，他该有那么激动啊，只是妈妈告诉这孩子，这是祝贺他的生日。”
我告诉儿子，我会转达他的愿望，我的确这样做了。
他人在场让我们变得更好，即使他们并没有让我们更像他们那样，也没有改变我们或者理解我们。有时候，他人帮助了我们恰恰是因为没有像我们那样的感受，恰恰是因为仍然保持他们本来的样子。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阿格尼斯·卡拉德（Agnes Callard），芝加哥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97年芝加哥大学学士，2008年伯克利哲学博士。主要研究兴趣古代哲学和伦理学，目前是本科生教学部主任，著有《志向：生成的力量》。
来源：译者投稿
译自：译Anger Management by Agnes Callard
作者：阿格尼斯·卡拉德 吴万伟译
“哲文新译”系列文章是吴万伟教授投稿的译文，文章主要是从Philosophy Now、Aeon、First Things等网站上选取的最新的、具有普及意义的哲学人文类小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