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狂内谨的章次公（上）

章次公像

（一）酒后挖脚

古人扪虱而谈天下事，章氏则是引觞而挖脚，斯时则解衣磅礴，狂言惊座。此事我闻之已久，他又是我的师叔，当然极熟，但亲见其事，则在丁济华邀我饮酒高歌的座上，他频频击节称赏，举杯倾壶，欣喜欲狂，脱略形迹。我虽略有洁习，但只觉其天真之趣盎然，毫无陈眉公、李莼客辈以鞋杯行酒之令人作恶也。昆曲有一折“太白醉写”，是唐明皇与杨太真饮酒之际，想到翰林李白来作几句诗以供消遣。

杜甫诗：“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首诗颇有议论，“一斗”之斗，可以量珠、量金豆，量米、麦，是一种可量固体、液体（即酒类）的容器，民间用途很广（民间计数是一石160斤，则一斗重量16斤，是酒伯、酒仙的海量了，那末汉代淳于髡何以能说“臣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呢，以160斤的酒灌入肠胃，恐不止“三倒铜人”之量了。但民间盛谷类之斗，系用柳条制成，而酒肆的盛酒器则是锡制的），“一斗”含义不明确，所以后人都改读为“李白斗酒诗百篇”的；“不上船”三字也有疑问，是指长安大明宫中的太液池否，唐明皇与杨贵妃泛舟于此取乐，当然可能，但人们脑中常印定了“醉写”《清平词》三首，取景是在殿堂，那末杨贵妃磨墨、高力士拂纸，以至后面念奴秉烛送李白归去，因酒多而水液下流（湿性下趋）而脚胀了，叫高力士脱靴以侮辱之，从戏曲的象征性来读此诗，似乎“池”字也有些难解，这且置之勿论。我说章次公的酒后挖脚，是比李白脱靴更进一步了，不过他忙了一天的诊务，酒后脚胀，故友当前，放浪形骸，正是次公天真可喜的地方。

（二）亦狂亦庄

章氏狂奴故态略如上述。但是“观其书而知其人”，貌相恐未必能窺其内心，凡是曾见他书法的人，若震其狂名，一般不信为他的手笔。他曾为《何氏八百年医学》作序，古文既严谨，书法作端楷，完全是“正襟垂绅”的颜真卿法度，可惜这篇墨迹已失于浩劫之中，后来我请长医史学家朱孔阳重书一遍，也是十分可爱的端楷。他的诗文手札，俞志鸿收得很多，用书法以合他性格，确是相符的。记得1956年时希初膺卫生部之聘，到中医研究院工作，章氏闻讯即来相见，拍肩拥抱，亲热之至。正色对我说：“你来得好，此间有网罗五湖四海的医林人物，你熏接久了，就可觉得过去囿于一家一派，一时一地的学说和药，是狭隘的小天地了”。他比我先到北京一年，已有这样深入的观察和体会，岂可谓此公“心中无城府”耶。我深信之，以后随时在专题研究时看看各家的用药，学术讨论时听听各家的宏论，不以异于旧所闻见者而排斥于脑外，从而更深思运用，似乎当年我在武术名家王子平所教的长枪短剑之外，又多得了一套大刀阔斧之法。这是章氏对我的启示。

记得五代时有位名书家杨凝式，有人咏他的书法：“世人但识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惟有洛阳杨风子，下笔直到乌丝阑”。因为梁、唐、晋、汉、周五朝易代之际，杨凝式能久官少师，成为“五朝元老”，人们称他为“不倒翁”，这是历史上“佯狂避世”的典型人物。而章氏则不然，是慨夫中医不中不西，心中块垒难消，意气未平，此老实是一位忧国忧医的有心人。

（三）“入朝见疑”

但是，“女无美恶，入宫见嫉；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由开业中医进而膺聘到卫生部工作，也可算是“入宫、入朝”了吧。因为在北京，高干会诊和广大市民求诊，得到卫生部中医司和中医研究院的医生诊疗，一般都比着清代的“太医”了。不想章氏入京以后，就受到歧视和中伤，“边幅不修”、“仪表不整”、“语言爽直”、“学说有偏见”（曾提出存阴阳，废五行）等等头衔，即出之于某人之口，影响了他工作的安排。甚至还说不适宜学术工作，和不宜高干诊疗。不知他在上海时，正是负责华东疗养院的主要高干诊务者。结果，事实证明，他自任北中医主任后，以疗效来回答谗言的折磨，回到家里借酒浇愁，狂饮当哭而过早地离却了人间，古人云“流言烁金”，章氏纵然不是十足的赤金，但毕竟是被消烁的医林杰出人物，是相知之人无有不惋惜的。

古语有“愁能伤人”，对次公处于卫生部中医司顾问之地位，而常战战兢兢，过着忧谗畏讥，“谨小慎微”，犹如“童养媳' 的生活，和他“放浪形骸”的习性是完全不相合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但酒精只能增加肝中毒，因为忧能伤肝啊！因谗因忧而促其年寿，真是我与这位师叔相处以来，难以想到的。

记得抗战胜利，人民由倒悬而登于衽席，出水深火热而盼得大旱之云霓，欣喜可想而知，八年的亡国奴生活是五十岁以下的人所不能设想的。但是，中医界却盼来了一片乌云，竟有灭绝之危，“灭亡中医而使之绝种”，与今天的有党与政府的提倡，不但队伍在扩大（不绝种) ,而且创设了几十座中医学院和中医研究院、中医医院，还在向国外发展（不灭亡) ,也是次公和我们晚一辈的教师所难逆料的。

当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医学院、校一律停办，中医停止收徒，今后不再考试中医，停发执照，这一连串的命令，已足心灰意冷，生机断绝。更可恨或者说更可杀，因为他们忘了祖宗文化，而要予以毁尸灭迹，斩尽杀绝，其行为比之秦始皇“焚书坑儒”更狠毒（因为秦始皇对种树、医卜之书不在焚毁之列）。当时章次公早已脱离中医教育工作了，我授课的三所中医学院校一律遵“命”停办了，次公见了我，说：你是中医界的“一代完人”，下一辈毕业了也不能领执照去开业，私人医生不能带徒，你这一辈不成为末代的中医，也是中医“完蛋”之人么。程门雪先生在旁，大家一同浩叹而已。

（四）“中医叛徒”

当我1930年考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此名为丁甘仁创建时之原称，后一年改为上海中医学院）时，次公还在三年级上课，但校中师生都对之有不满感，因为他叛离了培育他的母校，而与徐衡之（丁氏门人）、陆渊雷（也是中医专门学校教授）另创中国医学院，由于他们在母校的声望，一时学生从之而去者数十人，原来每班级有四五十人者，一下子空椅桌多了一半，对母校的打击是不小的。当时的议论：他是丁氏门人，与校长夏应堂是师伯，与丁仲英是师兄的关系，如他们办学有缺点，可以贡献改善之策，何必为决绝而“割靴统”（一双靴子割去靴统，就难以走路了) ,况且新校在小西门黄家阙路，老校在老西门石皮弄，相距不远，更使人难堪者，学生间走动频频，像养鸽一样每被吸收而去，向中医专门学校提出退学。

章次公与徐衡之在书斋讨论中医学术问题

当然，少年气豪，一言不合，可以拂袖而去，没有有志之士去锐意创新，何能改旧，这个行动是值得钦仰的。但是到今天，经过六十年的实践，中医专门学校及改名后的上海中医学院，培植桃李终究遍于国内外，名誉是好的，而其他诸校（如中国医学院、上海国医学院、中医大学，新中国医学院）人才也是辈出，但对之则有逊色，是无庸讳言的。

再谈次公锐意改革中医之志，章氏尝曰：“远西学术东被以后，吾华固有文化受冲激，咸呈动摇之象，医学其一也。往年予愤国医界人士之苟安糊涂，学术之退化墨守，因自贬为：'中医叛徒'。但恃此养活全家老幼，卖瓜者而自道其瓜之苦，其瓜将无人过问，因此随波逐流，浑浑噩噩，迄今十余年矣。仗列代医学祖宗之灵，社会人士之青眼，亦二房东（按：自赁房屋一栋，以其余屋租与人，称为“二房东”，大房东者业主，三房客者再赁之人）矣，亦汽车阶级矣，更不敢自道所短。但内心负疚，亦与日俱深。慨乎中医将来之灭亡，不在列代祖宗创造学术之未臻完善，而在社会人士之盲从拥护。试看中医之真价，社会人士不能认识，未必十分严重，因当时（按：也可说直到今天）还得到很多病家的信任。而中医（按：尤其是经党培养的新人）本身不能深入钻研，去继承祖国医学遗产，而首鼠两端，犹豫不定，或者以利为先，不求精进，斯乃真可忧耳。”（其言深入，亦中今病）。

有人说：次公与人交多忤，常至怫然离去，这里头也有性情方面的，也有些是学术方面的，终致意气用事，我想少年时不免有一些。试举数事衡论：

他是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曾留校任教，并兼广益中医院医务主任，这两个工作多与程门雪氏相先后，但因对后任校长丁济万（原是同师同学）的教育、学科等，有所不满，丁氏是步其祖武，持保守态度的，他就离去。同年，即1928年春，与同学王一仁等创立中国医学院，并担任药物教授。同时又与同事陆渊雷、徐衡之等另谋筹建学校，至1929年春，成立上海国医学院，聘章太炎为院长。在教学、办校方面，他有过这样二变的经过，而且都是相处不久，学校尚未稳定而拂袖，而另图的，这就颇滋物议了，觉得此公重意气而不重义气，只争是非，竟容易得罪同道；又专重学术的见解而忽略了权术，缺乏团结精神，一争就面红耳赤，甚至拍案而起，这是我对这位老前辈是既钦其才华，耿直，不阿谀，不曲从，尤其在北京时，仍保持其独立性格，而得到党的信任。但也由于率性而行，使其“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借他卫生部中医顾问的有利条件，而犹未能很好地为大家完全（实际只是“古为今用、温故知新”一句话）领会和接受。首先“发皇古义”这个重要条件，是濒于崩溃了，次公地下有知，应恐要痛哭流涕的。因为吾师程门雪在解放后任期很久的上海中医学院院长，设想比次公的顾问是有实权，但亦为“温故”而争，赍志以终，故言之不觉无限伤神也。

章次公书法“发皇古义，融汇新知”

你看，章氏在已成上海名医，居宽裕、出有车之后，还是说出这样的心里话，其人何等地率真可爱。他对中医西医内心里毫无轩彼轾此之意，观朱良春同学供给的几段次公语录可知，他说：“各家学说，互有短长，治学者不应厚此薄彼、能取长补短，其庶几矣！”先生不但能打破寒温的界限，吸取各家学说的精华，而且能打破中西医的界限，力求两者之间的沟通。针对当时中西医互相攻揭的状况，指出：“如果依旧深划鸿沟，相互攻短，那无异是开倒车，阻碍医学的发展”。认为医学当与时俱进，中医从诊断到治疗都需要改革。他曾经这样比较过中西医：“中医的诊断，有些地方虽不及西医，但也有其突出之处，不但诊断如此，中医的一切都是从综合的、整体的着眼，不同于西方医学片面地过于重视局部的变化。如果既从整体着眼，又注意局部的病灶，则辨证论治当更为精切，更接近于了解事物的本质。”这些高论（休作为狂论，在当年确是能够“惊座”，能令人掩耳却走的），在今天觉得还是符合于政策的公允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