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的领导都有哪几种类型？（识人术）
《***》中的大智慧（理乱）篇：分辨清楚六种类型的领导
【导读】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一个国家的治乱往往有诸多表征。例如，一国之主知人疾苦、勤守事业、信赏必罚，那么这个国家多半治理得井井有条，甚至可以断言其“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假若皇帝的情形与此截然相反，贤能之士又不能“为伊尹、霍光之事”，这个国家必定动荡不安。再例如，国家的风气肃然，和睦，这个国家的机器一定运转正常，如果风俗日偷，竞相欺诈，那么这个国家便有可能到了“危急存亡之秋”。
顾炎武曾经说过：“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不论是天潢贵胄还是平头百姓，应该对国家治乱的大势有敏锐的洞察力，当社稷有“倒悬之急”时，能够“临机而不惑，见疑而能断”，进而同心协力，共克时艰，使局面转危为安。本篇以明察治乱为中心论题，剖析了“六类君主的特点”以及在这“六主”主政下的国家状况，可以一读。
【***原典】
何谓“六主”？
荀悦曰：体正性仁，心明志同，动以为人，不以为己，是谓‘王主’；
克己恕躬，好问力行，动以从义，不以从情，是谓‘治主’；
勤事守业，不敢怠荒，动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谓‘存主’；
悖逆交争，公私并行，一得一失，不纯道度，是谓‘衰主’；
情过于义，私多于公，制度逾限，政教失常，是谓‘危主’；
亲用谗邪，放逐忠贤；纵情逞欲，不顾礼度；出入游放，不拘仪禁。赏赐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罚，以逾法理。遂非文过，而不知改，忠言壅塞，直谏诛戮，是谓‘亡主’。
何谓“九风”?
君臣亲而有礼，百寮和而不同，让而不争，勤而不怨，唯职是司。此“礼国之风”也。
礼俗不一，职位不重，小臣谗疾，庶人作议。此“衰国之风”也。
君臣争明，朝廷争功，大夫争名，庶人争利。“此乖国之风”也。
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门。此“乱国之风”也。
以侈为博，以伉为高，以滥为通；遵礼谓之拘，守法谓之固。此“荒国之风”也。
以苛为察，以利为公；以割下为能，以附上为忠。此“叛国之风”也。
上下相疏，内外相疑；小臣争宠，大臣争权。此“危国之风”也。
上不访下，下不谏上；妇言用，私政行。此“亡国之风”也。
（编者按：上述为“八风”，与“九风”之数不合，或以“九”为概数。）
【译文】
“六主”是什么意思呢？
东汉末史学家苟悦说：“天性仁慈，头脑清醒，志在天下大同，所有的举措都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是‘王主’——可以统一天下，富民强国的君主；[“王主”博施济众、淑质英才，不把践行“仁慈美德”当作负担，而是自然而然的那样做]
能克制自己的私欲，性格宽厚，能身体力行，勤学好问，办事遵循仁义的原则，不感情用事，这是‘治主’——能带来一个清明盛世的君主[“治主”的雅望和资质不及“王主”，但可以为了治理江山而克制情欲，忍痛割爱，强迫自己中规中矩，做有利于百姓的事情]；
勤政爱民，兢兢业业地保护先烈开创的基业，丝毫不敢荒淫懈怠，处理国家大事能做到先公后私，这是‘存主’——能坐稳江山的君主[“存主”关键是奉行先主的传统法规，萧规曹随，与民休息]；
善恶皆为，公私并行，干起事来时好时坏，政策的得失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标准做依据，这是‘衰主’——“庸德庸行”的君主；
情欲压倒了礼义，私利重于公益，各种礼制打破了应有的界限，政治教化失去了常规，这是‘危主’——危在旦夕的君主；
亲信、重用诬陷忠良的邪恶小人，排挤、打击德才兼备的忠臣，放纵情欲，贪得无厌，不顾忌礼教法规。只顾自己纸醉金迷，不受规章制度的约束，拿着国家的财物赏赐亲信，超过了用在公共事业上的开支，一不高兴就乱加刑罚，从不听从民意办事，文过饰非，有错不改，忠诚的意见不想听，敢于冒死直谏的大臣都要杀掉，这是‘亡主’——败坏国家的君主。
“九风”是什么意思呢?
君臣之间亲近有礼，文武百官虽有不同政见但仍然和睦相处，互相谦让，不争名夺利，勤勤恳恳为国效力，不互相埋怨，一心一意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好。这是“理国之风”——国家大治的象征；
礼教风尚不能统一，当官的不懂自重，平民百姓和基层小吏对朝廷恶议纷纷，这是“衰国之风”——国家衰败的象征；
君臣互抢荣誉，百官都重事功，士大夫争名声，老百姓争私利，这是“乖国之风”——国家混乱的象征；
上层官员私欲泛滥，下层官员作恶多端，朝令夕改，政出多门，这是“乱国之风”——国家动乱的象征；
把奢侈误以为繁荣，把骄纵误以为高贵，把自由散慢误以为开明，遵守礼义的人被认为是顽固不化，奉公守法的人被认为是固步自封，这是“荒国之风”——国家荒淫的象征[晋代崇尚玄虚、轻浮，所以引起了五胡乱中华，就是历史的明证]。
把苛捐杂税当作精明，为国家服务是为了捞取好处，把宰割老百姓当作能耐，把溜须拍马当作忠诚，这是“叛国之风”——国家叛乱的象征[叔向说：“大臣只想着俸禄，就是不进忠言，亲信的随从怕得罪上司不敢说真话，下面的真实情况反映不到决策层，这是最大的隐患]。
上下隔阂，内外猜疑，当小官的争相阿谀，当大官的野心不息，这是“危国之风”——国家危亡的象征。
上级官员不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下面的群众也不向上反映意见，掌权者只唯情人或夫人马首是瞻，国家的法律不执行，而是各行其是，这是“亡国之风”——国家灭亡的象征。
【史海沉钩】
本篇是《***》的第十二章，作者***着重引述了东汉史学家、政论家，思想家荀悦的著作，但对荀悦作品中的部分精华隐而未提。要知道，荀悦不仅以 “六主”品评君主，还具体分析了各类君主之所以出现差别的原因：“人主之患，常立于二难之间。在上而国家不治也。治国家则必勤身、苦思、难暗矫情以从道也。有难之难，暗主取之。无难之难，明主居之。”荀悦对君主“二难”的分析，从人之常情与道德标准之间的矛盾出发，客观反映了现实中的君臣想要成为明主贤臣所必须面对的两难选择，具有一定的辨证色彩。
此外，他还提出，六主之间的差距并不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关键在于君主自身的行为选择，但这种行为选择却又因为君主所处的特殊地位而变得不易。他举出汉高祖、汉文帝、光武帝为例，“若高祖听戍卒，不怀居迁，万乘不俟终日；孝文帝不爱千里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君主想要成为理想中的明君，就必须“勤身、苦思、矫情以从道”，否则难成大业，南唐三主的事例，颇可为鉴！
闲谈南唐三主：治主、存主、危主
南唐是五代十国时期徐知诰（即李昪）在江南建立的政权，定都江宁（今南京），一传三帝，享国三十九年，是十国当中版图最大的王朝。笔者拟对南唐祖孙三代“量功定名”，使读者明晓“六主”之间的大致界别，以就教于方家。
据《新五代史·南唐世家》记载，李昪小名彭奴，自幼便在濠州（今安徽凤阳）、泗州（今安徽泗县）一带流浪，六岁时，父亲李荣即在战乱中不知所踪。
895年（乾宁二年），杨行密攻打濠州，得到了彭奴，将其收为养子。但是，杨行密的儿子们却不能容纳彭奴。杨行密只得将彭奴交给部将徐温抚养，取名徐知诰。
徐知诰长大后，喜好读书，善于骑射，杨行密对其深加器重，经常夸赞他说：“知诰俊杰，诸将子皆不及也。”（《资治通鉴·唐纪七十六》）
日后，杨行密果然一语成谶，他昔时的养子登位至尊，雄霸五省。
李昪虽然掌握了大权，却仍竭力恪循“仁厚待人”的政治套路，在他称帝之后的7年间，广行善政，体察民瘼，兴利除弊，确实有一些值得称道之处。
首先，作为身世微贱的李昪，十分关心基层百姓的疾苦，为此，在他称帝的南唐，“常使人察视民间，有婚丧匮乏者，往往周给之”，不仅如此，“盛暑未常张盖”，左右劝他享受一下，李昪却回绝说：“万千黎民尚且曝露在炎炎烈日之下，我有什么资格拥有特殊待遇呢？”
其次，李昪还大力“劝课农桑”和“轻徭薄赋”。为此，他下诏说：“乃者干戈相寻，地茀而不艺，桑陨而弗蚕，衣食日耗，朕甚悯之。民有响风来归者，授之土田，仍给复三岁。”这种安抚战乱中流民的劝农政策，很快受到民众的拥戴。李昪还在昇元四年下诏“罢营造力役，毋妨农事”。同年六月，“罢宣州岁贡木瓜杂果”。与此同时，他还对形式主义和迷信做法大加挞伐，当州郡长官怂恿百姓数十人以“诞生祥瑞”为借口向李昪献媚时，他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虚幻不足凭信，并说：“谴告在天，聪明自民，鲁以麟削，莽以符亡。常谨天戒，犹惧失之，符瑞何为哉。”这种“聪明自民”的民本思想正是其“性谨厚”、“天资颖悟”“勤俭宽简”的外化和注脚。
更为难得的是，在十国时代，战乱不已，一般割据之主，往往以邻为壑，乘隙起兵，李昪显然有异于此。史载昇元五年（941年)，吴越国遭遇大火灾，“群臣请乘弊可以得志，帝曰：‘奈何利人之灾，遣使厚持金帛唁之。’”(《十国春秋》）当时的大火，据《钓矶立谈》称“钱塘大火，宫室器械为之一空。宋齐丘乘间进言曰：‘夫越与我，唇齿之国也。我有大施，而越人背之，虔刘我边陲，污浊我原泉，股不附脾，终不我用。今天实弃之，我师晨出，而暮践其庭，愿勿失机，为后世忧。’烈祖愀然久之，曰：‘疆域虽分，生齿理一，人各为主，其心未离，横生屠戳，朕所弗忍。且救灾睦邻，治古之道。朕誓以后世子孙付之于天，不愿以力营也。大司徒其勿复以为言。’于是特命行人厚遗之金粟缯绮，车盖相望于道焉。”
我们从李昪的做法中既见其仁，复见其智。不肯趁火打劫、损人利己，可谓其仁；“坐三江以观天下之衅”，内修政理，外和诸侯，不给北周任何“坐收渔利”、“黄雀在后”的机会，是为其智。
此外，李昪非常注意招揽良才，广收人望。在其主政之时，设延宾亭，以接待天下之士，命宋齐丘为之负责，《十国春秋》称：“由是豪杰翕然归之。间因退休之暇，亲与宴饮，咨访缺失，问民疾苦，夜央而罢。是时中原多故，名贤耆旧皆拔身南来，知诰预使人于淮上资以厚币，既至，縻之爵禄，故北土士人闻风至者无虚日。”李昪不仅“招携以礼”，还“怀远以德”。昇元二年，“高丽使正朝广评侍郎柳勋律贡方物。帝御武功殿，设细仗受之，命学士承旨孙晟宴其使于崇英殿，奏龟兹乐，作番戏以为乐。”此后，新罗、于阗、契丹也先后来贺，而尤以高丽、契丹联系密切，遣使朝贡不断。
李昪在“兴学重教，养老尊贤”上也做得不错。他建国的第二年，南唐就设立太学，同时删定礼乐典章制度。不久，又于昇元四年“建学馆于白鹿洞，置田供给诸生，以李善道为洞主，掌其教，号曰‘庐山国学’。”至于表彰孝悌，更是他尤为致力的内容。先主昇元二年：“有司上五代同居者江州陈氏以下七家，诏旌表门闾，复其家。”(《十国春秋》）所谓“复其家”，即给复其家，免征赋税，待遇极其优厚。
南宋史学家陆游给他的评价是这样的：“帝生长兵间，知民厌乱。在位七年，兵不妄动，境内赖以休息。性节俭，常蹑蒲履，用铁盆盎。暑月，寝殿施青葛帷，左右宫婢裁数人，服饰朴陋。建国始，即金陵怡所为宫，惟加鸱尾，设阑槛而已，终不改作。仁厚恭俭，务在养民，有古贤主之风焉。”
清藏书家吴任臣对他也颇多褒奖：“烈祖茕茕一身，不阶尺土，托名徐氏，遂霸江南挟莒人灭鄠之谋，创化家为国之事，凡其巧于曲成者，皆天也。然息兵以养民，得贤以辟土，盖实有君德焉。”是很客观公允的评价。
然而，形格势禁，由于李昪所处的“偏隅之地”及其“英年早逝”的劣运，注定其无法“进取天下”，况且此人虽然贤明，但在其同时代中，与他不相伯仲甚至略胜半筹的人还大有人在，譬如“神武雄略”的柴荣、“性情通达”的高从诲等等，那么“王主”一词当是与其无缘了，因此综合评定的时候，我们也只好退而求其次。
中主李璟早在先主昇元四年（940)即被立为太子，他为人谦谨，风度高秀，擅长诗文，志在栖隐。其曾筑馆于庐山瀑布前，欲终老此地，只是迫于太子的特殊身份未得竞其隐逸之志。先主因误服丹药而驾崩，临终之际再三告诫中主“不可袭炀皇之迹，恃食阻兵，自取亡覆。苟能守吾言，汝为孝子，百姓谓汝为贤君矣。”
综观中主在位近20年中，基本上能按照先主的遗言制订国策，行政牧民。即位之后，“大赦境内，百官进位于二等，将士皆有赐。蠲民逋负租税，赐鳏寡孤独粟帛。”同时，关注民情，当保大四年（946)淮南发生虫灾之时，也能放粮赈济，并免除农民田税。“兴学重教，敬老礼贤”方面也不亚其父。并且，他也能虚怀纳谏，自我反省。保大二年，中主下诏命齐王景遂总揽国家的所有大事，其余臣等，非召对而不得见。这分明为中主奉行其父钟爱景遂之遗念，但是弊端不少，给事中肖俨和侍卫都虞侯条陈利害，李璟采纳其言，并称誉进谏者之“直言鲠议”。
宋人陶谷在《清异录》中说：“保大五年元日大雪，李主（遽）命太弟以下展燕赋诗，令中人就私第赐李建勋继和。时建勋方会中书舍人徐铉，勤政学士张义方于溪亭，即时和进。仍集名手图画，书画尽一时之技：真容，高冲古主之；侍臣法部丝竹，周文矩主之；楼阁宫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源主之；池沼禽鱼，徐崇嗣主之。”此言除了表明南唐上下喜好诗文的儒雅风流之外，也展示了李璟主政初期，南唐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文物之盛。
本来李璟若能一直“克绍箕裘”，便不失为“治主”之亚流，但是毕竟不够老辣，犯下了两个大错——轻启边衅和用人失当。
在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表象之下，李璟变得不理智而忘记了其父的临终教导，竟然乘闽之乱和楚之衰先后出兵，在贪功将帅的鼓煽之下，大动干戈，并且先后灭掉了闽国的王延政和楚国的马希萼。李璟的对外用兵，看来是收到了兼并割据政权的目的，然而，“适为大盗之资”，在割据政权多个对立存在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南唐灭掉闽和楚，无非为强大的北宋提前作好扫平割据势力的清道夫的工作。南唐无论从政治影响，军事力量和经济基础着眼，都没有统一神州，一清海县的魄力和可能，因而，聪明的先主李昪才在临终之际谆谆告诫自己的接班人“宜善交邻国，以保社稷”！决不可轻启兵戎，自取灭亡。
让人感到幼稚的是，李璟在开疆拓土方面稍见成效之际，竟然突发奇想，要北征中原。也许人会说，哪位有雄心壮志的皇帝不希望廓清寰宇，怎么偏就李璟不能有此念头？其实，念头可以有，但是要转换成实际行动就必须“度德量力”。他自己就始终没弄清楚，后周太祖郭威那是何等人物？是一个连他老子都忌惮三分的权诈之徒！韩熙载曾多次上书指出：“郭氏奸雄，虽有国日浅，而为理已固。兵若轻举，非独无成，亦且有害。”但是，李璟听不进去。结果是北周闻风而动，先下手为强，派军进击南唐，并很快夺取了南唐长江以北的十四州六十个县的大片土地。最后，李璟惟有割地纳贡，上表称臣。
李璟的另一失误是用人失察，他以冯延已、常梦锡为翰林学士，冯延鲁为中书舍人，陈觉为枢密使，魏岑、查文徽为副使。常梦锡值班宣政殿，专门掌管密令，而冯延已等人都以奸佞专权，南唐人称之为“五鬼”。这“五鬼”与宋朝的五鬼（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不同，宋朝之丁谓等徒，虽然贪污腐化，结党营私，但是能力非凡，亦有治术，南唐“五鬼”则不仅没有实际本领，而且人品极差，“更相汲引，侵蠹政事”，开了滥赏滥罚的恶例！
所幸李璟在迭遭败绩之后，有所觉悟。他在重用“五鬼”的同时，还能兼纳韩熙载、孙晟、常梦锡、萧俨、江文蔚、李德明等国士的意见，使得忠奸两方大体处于“均势”。
观其一生，功过交织。南唐在其手中，虽衰疲之象已现，惟仍能守土安民，南面称孤，延其国祚，当为“存主”。
后主李煜就是在南唐去帝号，岁岁纳贡的危难之际即南唐位的。李煜是一个“为人仁惠，有慧性，雅善属文，工书画”的风流才子，潜心于典籍，擅长书法绘画的多才多艺的诗人词客。但在为政方面，实在乏善可陈，一直为后人诟病。吴任臣先生倒是曾经说过类似“替李后主正名”的话，诸如“后主恂恂大雅，美秀多文，乡使国事无虞，中怀兢业，抑亦守邦之主也”，可惜今人不太买账。
之所以不太买账，大抵与李煜“尊释重佛”、“骄奢声色”、“不纳忠言”这三件事情有关。
据《十国春秋》记载，李煜酷嗜浮屠，曾在宫中修建永慕宫，在林苑建静德僧寺；又在钟山设寺，并亲笔题词“报慈道场”，每日供应近千名僧侣，所需费用皆由朝廷所出。李煜曾于开宝二年（969年）普度僧侣，又于次年改宝公院为开善道场。可见，即使在南唐风雨飘摇、国库空虚之际，李煜仍不遗余力地建寺尊佛。
李煜信奉佛法，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以至颇废政事。坊间的杂记还记录了一件事，当时北朝（宋）曾暗中选拔能言善辩之人前往南唐，蛊惑后主。李煜不知，以为有佛出世，称其为“小长老”，朝夕与之谈论六根、四谛、因果报应之事。“小长老”劝说李煜广建佛塔，又聚众千人讲佛论道，吃穿用度极为奢侈。宋军兵围金陵，李煜诏“小长老”商议据守之事，“小长老”遂“摇旗退敌”，宋兵竟果然退却，后主大喜，命兵士诵《救苦观音菩萨经》以解围。至南唐将亡，李煜又诏“小长老”退敌，“小长老”托病不出。等到皇甫继勋死后，李煜才明白被骗，就鸩杀了“小长老”。
李煜骄奢淫逸也是出了名的，曾用嵌有金线的红丝罗帐装饰墙壁，以玳瑁为钉；又用绿宝石镶嵌窗格，以红罗朱纱糊在窗上；屋外则广植梅花，于花间设置彩画小木亭，仅容二座，李煜就和爱姬赏花对饮。 每逢春盛花开，就以隔筒为花器插花，置于梁栋、窗户、墙壁和台阶上，号为“锦洞天”。每年七夕生日时，李煜必命人用红、白色丝罗百余匹，作月宫天河之状，整夜吟唱作乐，天明才撤去。
此外，他对大、小周后过于痴迷，心思全都用在了记述香闺韵事以及怎么用文学作品讨女人欢心上，政绩没见多少，像《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这样的作品倒是汗牛充栋。
最让后世知识分子，尤其是宋朝的文人士大夫无法谅解的，恐怕还是他冤杀了潘佑、李平等人。
开宝六年（973年）夏，太祖遣翰林院学士卢多逊出使南唐，李煜上表愿接受北宋册封爵位，被拒。十月，内史舍人潘佑感于国运衰弱，上书极言劝谏李平为尚书令，并建议借鉴《周礼》古经实行变法。然而，徐铉、张洎却趁机进言“李平妖言惑众，煽动潘佑犯上”，李煜不问青红皂白，马上遣人问罪。
潘佑激言抗辩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臣乃者继上表章凡数万言，词穷理尽，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奸邪，曲容谄伪，遂使家国愔愔，如日将暮。古有桀、纣、孙皓者，破国亡家，自己而作，尚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则奸回，败乱国家，不及桀、纣、孙皓远矣！臣终不能与奸臣杂处，事亡国之主。陛下必以臣为罪，则请赐诛戮，以谢中外。”
不久后，潘佑与李平接连自尽，以死明志。
对于李煜之不谙国事、胸无大志、碌碌无为，想来并无太多争议，但是对于潘佑给李煜“亡主”的定性，他的老属下认为太重。史载，赵光义曾问南唐旧臣潘慎修：“李煜果真是一个暗懦无能之辈吗？”潘慎修答道：“假如他真是无能无识之辈，何以能守国十余年？”徐铉在《吴王陇西公墓志铭》也写到：李煜敦厚善良，在兵戈之世，而有厌战之心，虽孔明在世，也难保社稷；既已躬行仁义，虽亡国又有何愧！
可见李煜比起夏桀、厉王等等臭名昭著的皇帝来，还是有些过人之处的。他本身并不是“亡主”，在赵匡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催压下，亡国也是“势之所迫”。
但综合《宋史新编》、《五国故事》、《南唐近事》、《新五代史》等等典籍的陈述，李煜主政期间，“上下相疏，内外相疑；小臣争宠，大臣争权”的现象的确存在，其本人“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欧阳修语）也是事实，因此，“危主”这两个字怕是不能不承担！
作者 赵丹阳 文史作家，时评人。微信公号：wuleihua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