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663期】郭进拴||震撼人心的《黑白男女》

【郭进拴原创】震撼人心的《黑白男女》在当代文坛,刘庆邦无疑是一位优秀的、有重要影响力的、有自己鲜明风格的现实主义作家。刘庆邦对现实主义的坚持已有几十年,他执著、决绝、“一根筋”,甚至表示要将现实主义进行到底。他坦言“我这一生在创作上无需更多的主义,能把现实主义的路子走到底就算不错”。刘庆邦的长篇小说《黑白男女》2015年春天在《中国作家》全文首发,上海文艺出版社重点推出,遂产生广泛影响,连载众多、影视青睐、好评如潮,并荣获“鄂尔多斯文学奖”。《黑白男女》的心灵化、诗意化、哲理化,《黑白男女》的大爱、大善、大悲悯,《黑白男女》的复杂、语言、结构等要素的成功构建,不仅使刘庆邦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越走越宽广,而且使现实主义兼收并蓄,拓展深化了其本身。

《黑白男女》主要揭示了一家国有大型煤矿,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一次炸死了138名矿工后的故事。许多家庭幼年丧父、老年丧子、中年丧夫,惨痛复惨痛,悲哀更悲哀。三种悲剧集中在众多矿工家庭上演。这本来是一个重大的悲情题材,生活像铅球一样落地生坑,生离死别的冲击惊心而惨烈。刘庆邦将巨大的悲剧作为一种视角、一道侧光、一个切口,他没有正面铺陈瓦斯爆炸善后的处理,而是另辟蹊径、静水流深、不事声张地叙说了周天杰、郑庆生、卫君梅、蒋妈妈、秦风玲等5个家庭人员在重大灾难后的心灵轨迹、生活风貌和命运抗争。矿区那些芸芸众生,悲痛中蕴藏着一种坚定、庄严和倔强,在苍凉灰暗之上,小说的调子辉映着亮光、温情和暖意,超脱出绝望之后的希望,将死之悲哀和生之顽强,颓亡废墟与新生活开启筑成了一曲悲壮的生命礼赞,以有限涵射出无限的社会风景。“事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事兮何所终”。世道人心是复杂、混沌、多变的,有多种可能性,线性思维于事不逮,辐射思维才是正大一途。因此,复杂、厚重、丰饶、饱满是优秀小说的题中之义,特别是长篇小说。《黑白男女》娴熟、老到、精准的叙事始终在人物、心灵、细节中深入掘进,从而回应了我们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比如小说主要人物卫君梅。卫君梅的处境是多么复杂、尴尬、吊诡,她的所谓尊严、坚强与操守,是多么地脆弱、野蛮与扭曲,多么地不堪一击。爱情在某种范围内是环境的产物,也是文化的产物。压抑与控制爱的冲动,生存与生活成为第一人生态度,是无奈而悲凉的。卫君梅面对爱情或者同情,面对风华正茂的青工蒋志方不是没有动摇过、遐想过,她曾勉强接受了蒋馈赠的手机,最后又在大庭广众之下坚决奉还。她想爱,想婚姻,想有一个完整家庭,但她不敢爱、不能爱,更不能重新结婚。刘庆邦也许真正展示的,是“爱情名义”背后复杂、尴尬和难处的人际关系,是严硬如铁的“法则”,是生存生活的艰难,是恐惧家庭的再生变故,是房子的失去等更多不确定难以意料的风险。卫君梅已经爱不起了,改变不起了,因为要付出的成本太高了。这都是她不能承受的爱之沉重。为了稳定现有的家庭秩序,她必须放弃所谓的“爱”或者“同情”,压抑对新生活的向往。卫君梅有自己做人底线,必须要抛弃非份之念,她对蒋妈妈的承诺,她对郑宝兰和其他女人的表白,她对多难中的所谓“爱情”有一个基本判断,她想活得真实,对自己负责,对孩子负责,言行一致,这关乎她继续生存的脸面与勇气。当她下决心还手机斩断情思之后,对她素常敬佩的郑宝兰终于忍受不住,对卫君梅大发脾气,“最后一根稻草”同样把郑压垮了。反常为妖。郑宝兰顿然让我们疑惑。其实这是小说家一种高明的叙事策略,让读者透过表相看本质、看复杂、看心灵深处的精神压力,同样猝不及防失去丈夫的郑宝兰也活得不容易,公公癌症、父亲瘫痪、母亲双目失明、孩子闹腾、要守住“身份”……她面对的大多是没解的闹心事,谁予抚慰?与谁诉说?世俗生活,就是实在之笼,不管“城内城外”,她们都难受,都到了崩溃的边缘。没有把握世俗生活实在本质的作家,哪能把握小说的心灵质感。刘庆邦重人道、重天道,有一颗赤子之心、不忍之心、仁爱之心,故他的叙事道法自然。因为生活还要继续。长篇小说《黑白男女》描述了某煤矿大面积死亡事件之后四个家庭——周天杰老吴儿媳郑宝兰一家,卫君梅及两个孩子一家,蒋志芳母子一家,半疯半痴的王俊鸟一家——面对生的状态。小说起笔就是生死。虽然每一篇小说的背后,可能都深邃的痛苦,但是与生死之事相比,都是小事。在这一点上,作家刘庆邦取法乎上。关键是,与《红煤》《神木》《哑炮》等描述深井下命悬一线的惊险故事不同,《黑白男女》不止着力于事件的开展及其惊心动魄和险象环生,而是在这些具象的形而上,以人性关怀的名义,处理那些死亡事件之后的活下来的众生的喜怒哀怨和深层内里。在《黑白男女》里,比死更重要的是生——生命结束了,但生活还得继续。我们不但看见了生命面临的惊险,更看见一个生命终结之后,周边生命的面对生的惶恐和扑腾。活下去,是比死更有技术含量的、更庄重、更惊悚的一件事。

事实上,作者处理每一个故事、一段传奇,都会自觉带有哲学意味和对世界的观念,都必然有一个形而上的存在来关照。这本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写作中自然存在的一个“暗格”。而从故事的外梗概看来,许多根枝蔓形成一个走势,顺着某一种逻辑秩序,终结于根脉核心。这核心才是真正令人触目惊心的。它必是赤裸的,也是坦率的,藏不住任何的秘密。它是关于一个写作者心目中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更有他对人生世态的观念。小说所展现的点滴零碎都来自这里。对世界的理解是混乱的,由这个根脉核心抽条出的枝蔓花叶,也必定是纷繁混乱而没有秩序的。《黑白男女》的故事看似形骸散漫,实则有着严格的内在秩序。无论刘庆邦被定义成反腐作家、煤矿作家还是乡土作家,他都是在写人性,在表达人性的温暖。从社会性的角度来考量,它呈现了中国矿工最严酷的原生态。中国有500万~600万名煤矿工人,他们在深井下面临着中毒、爆炸、塌方、尘肺病等多重危险,甚至很多人生前没有照过照片,遗照成了唯一的照片。他们还面临着心理、生理的种种问题。《黑白男女》的原型基于1996年河南省平顶山矿井下发生了一起重大瓦斯爆炸。当时84位矿工在事故中丧生。《黑白男女》以介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笔法,探究了以该事件为核心的矿工群体原生态——他们平常生活于我们视野的盲区和日常生活的隐性世界。《黑白男女》中的“黑白”两字关乎其生死、男女、显性和隐性。《黑白男女》为探究中国社会煤矿工人群体生活的原生态提供了样本。

此外,一般来说,一个人的文学创造力,与其跟世界的协调程度呈反比。因此诗人总是愤怒的,小说家常常不见容于世俗。刘庆邦是一个例外。他和世界十分协调。在文学界常常有这种说法:在陕北,提路遥有人管你饭吃;到煤矿,提刘庆邦有人管你酒喝。他一直根植于最基层的百姓生活。他自己就是从人民中来的。他与矿区群体保持了非常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是他创作的根脉和供养。这决定了他创作有一个永不枯竭的富矿。另一方面,他把人生的智慧也融入到他的写作中。他的智慧的表达不是快刀斩乱麻式的,不是高举高打、诗意喷发式的,而是从容不迫、细工慢火、无微不至式的。他的理性话语里,带一点未经打磨的硬,起承转合全是真货色,并且把思考指向故事的内里缓缓给力。要紧的事,尤其一句话一句话地慢慢说。我以为到了四十岁、五十岁乃至六十岁的成熟作者往往会关注社会生活。或者这与文学的原点相关——很多人对于文学的启动是出于本能,是出于对伤痛或者成长的表达的冲动。但是随着经过了岁月的磨砺和社会生活的洗礼,对人性有着较为深刻的体察、乃至对生活有了痛感、并且痛定思痛之后,则沉淀了理性,具备了描述探究社会生活的能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家其实也是社会学家。任何现实生活都比想象力更具有想象力。因此,《黑白男女》不但是一个优秀的文学样本,更是一个优秀的社会样本。

煤矿题材似乎是刘庆邦的特有“标签”,他的小说很多都以煤矿为背景或前景。刘庆邦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他的小说主人公们大都是农民和身处底层的工人。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思想境界决定了他们的生活目标往往只能是如何好好地活着,而非活着的命题本身。如何活下去就成为小说叙述的核心所在。在《黑庄稼》中,刘庆邦让读者看到了人性的幽暗、冷峻和市侩的一面。这种窒息感在《黑白男女》中,发展到后来一变而为绝望后的坦然与平静。这个世界虽无情、冷漠、让人无可奈何但仍充满希望。周天杰虽得了绝症,但他总算守住了儿媳和孙子;卫君梅从一个十分依赖丈夫的妻子,逐渐变成有主见而坚韧的母亲;郑宝兰从最开始的浑浑噩噩,到意识到自己的重担而变得成熟起来……命运的一再打击并没有压垮主人公们,反而使得他们变得愈发坚强起来。在他们三个人身上,让我们看到了被称为责任和担当的东西,这种责任感并非与生俱来,而毋宁说是后天形成的,是命运的无情打击所激发出来的。这正是现实的无情之处,是无情的命运催生出责任和担当。在这场改变逾百个家庭的特大瓦斯爆炸前,人们不得不重新打量这个冷酷的世界。

这正是刘庆邦老练的地方。虽然他不忘在结尾辍之以暖色给人以慰藉,但这并不是廉价而一厢情愿式的大团圆结局,也不是廉价的安慰。这是一种“带泪的笑”,是苦难滋养孕育的希望。或许,这也正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命运虽不可挣脱,也并不真正或总是让人绝望。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一种直面生活苦难的独有的旷达和冷静。刘庆邦的小说向来有一种生活的坚硬的质地和质感,这一点在《黑白男女》中尤其表现明显。人要说话,小说家更是活在语言的氛围里。《黑白男女》的语言大俗大雅、大土大洋、洗尽铅华、大白话、口语化,是地地道道的矿工味,特色非常鲜明,可以说与矿工矿区血脉相通、筋骨相连、水乳交融、诗意盎然。有评论家称,翻遍古今中外写煤矿矿区的小说语言,刘庆邦也是极为出色的。从“题材动力论”的意义上说有一定的“隔”。对此,刘庆邦早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人是环境动物,也是伦理动物。矿工是离开土地、离开田间耕作的农民,有农民的心态、农民的文化传统,只是他们比田野耕作的农民更艰难,更具有强韧的力量,这是一群看透生死的人。”中国的煤矿大多在城乡结合部,有的在山区丘陵地带,甚至更偏僻的深山绉折,即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有的煤矿仍然联系不便,这是一个相对封闭孤立的社会单元。它既有农村的特点,又有城镇的脉动,语言、风俗、习惯可谓自成一体。再加上矿工下井直接面对大自然,属高危行业,水、火、瓦斯、煤尘、顶板五“毒”俱全,半班下来,除了牙是白的,其他都是黑的,在井下就爱说“克拉邦语言”。煤矿的语言是一种存在——强大的存在、顽强的存在。忽视、忽略和消解这种语言,产业、环境、人物、故事就难以烘托出来,起码小说会不够生动、到位、真实。《黑白男女》的语言几乎土得掉渣,既在泥土中滚过来,又在煤水中长久浸泡。例如,秦风玲说自己死去丈夫的领带是“裤腰带”;郑海生瘫痪在床对瓦斯拟人化的痛骂等等。语言是内心的一种反映,能准确驾驭语言并与文本浑然一体是优秀小说家的硬功夫,是同化、是境界。《黑白男女》语言针脚结实、细密、生动、准确、传神、符合人物性格,是该作的又一大亮点。

刘庆邦的煤矿小说何其多也。他是讲究技艺、控制感和节奏的作家,他熟悉小说的控制,认为当下小说的控制比放开更紧要。庄子《庖丁解牛》谓:“臣之所好也,道也,进乎技矣”。控制是他技艺的“道”。《黑白男女》放得开,收得笼,但不紧绷,不拘束、不扭捏,一派舒展大气,自然而然,然后然也。尽管切口很小,通篇布局却张驰有度,恰到好处,该交给读者的空间预留充分。我们再看他的其他小说亦是如是:《鞋》的“翻尾”,《西风芦花》的“虚写”,《种在坟上的倭瓜》的“抒情”等,就知道刘庆邦是多么注重小说技艺。《黑白男女》的结构,合理地吸收了中国经典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积极元素,不故作高深,不卖弄“前卫”,明白清晰,简洁明了。整部小说设一“开头”,就叫“开头”,提纲擎领,引人入胜;然后是大量心灵化、诗意化的细节;设一结尾,叫“结尾不是结束”,余音袅袅,回味悠长。“凤头”“猪肚”“豹尾”齐活。每章节的标题也不玩花哨,意清字白,比如:第一章叫“没了儿子”,第二章叫“儿媳去了哪里”,第八章“我才不守寡呢”……小说中的人物起名,依百家姓而排,但祛除了“赵、钱、孙、李”,从“周、吴、郑、王”开始。刘庆邦曾戏言“人生的目的在于生人”。他今年65周岁,已有小孙子,《黑白男女》中周天杰的小孙子戏份不少,并非闲笔,且他有人物参照,有体会、有感悟,故写来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周天杰与黄鼠狼的对峙是互为关注,互为仇敌,煤矿文工团到龙陌矿的演出,众生亮相聚会等,都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使整部作品结构起伏跌宕,和谐熨帖。在不同的场合,刘庆邦曾多次强调小说创作中“虚”与“实”的结合,对于刘庆邦来说,“实”当然不是问题。他几乎很少脱离经验去玄想,也无意去深入历史。虽然说,农村生活是刘庆邦念兹在兹的题材,但这毋宁说更是一种视角,他是以写农村生活的方式来看待现实并创作小说的。正像作者自己所说,“我所写的农村生活的小说,多是出于对农村生活的回望。这种回望里有对田园的怀念,有诗意的想象,也有乡愁的成分。近处的生活总是实的,而远方的生活才容易虚化,才有可能写出让人神思渺远的心灵景观。”(《小说创作的实与虚》)他写的是发生在现实中的“远方的生活”,正是这一“近”和“远”的辩证,构成了刘庆邦的独特之美。他的小说现实性很强,但却始终与时代的主潮或文学潮流保持距离,他写现实,但又不想融入到时代的“共名”(陈思和)中去,这使得他的小说具有某种独特性。

刘庆邦始终在努力探讨人性的幽微曲折,他把人性视为一口深入地底的深井而加以表现,就像那矿藏丰富而又风云莫测的煤井一般,既让人惊喜也让人恐怖。这种对人性始终如一的探索热情,构成了他小说中特有的“虚”,而也正是这一“虚”与坚实的经验的结合,使得刘庆邦的小说既格外显得坚硬有力,而又旷远深邃。但是在《黑白男女》中,刘庆邦暂时停止了对人性之幽微的探寻,而变为一种日常生活的颂歌。表面看来,是日常生活的坚实一面占据了主导,但这时,刘庆邦表现出另一种“虚”——这就是弥漫在小说叙述者那种有距离的、反讽的、宽容的语调,这也是一种作者/叙述者借以显现自身的方式。在这之前,刘庆邦的小说中,叙述者常常是隐藏在叙述中的、不动声色的。但在《黑白男女》中,作者开始从对人性的表现转而关注命运的无常和人力的渺小来。作者的态度在小说中表现为叙述者的语调,也正是因为这一语调,多少稀释了小说本来所具有的悲剧色彩,使得小说能有一种提升。可以说,这一“虚”里,充分显示出刘庆邦的悲天悯人和参透人生的平静与豁达。读罢《黑白男女》,我想起了关于小说的真实。真实源于小说家对自己最熟悉的人物、事物、环境、情感、心灵、语言等最基本的感受、审美、思考。刘庆邦是真诚地深入生活、拥抱矿工的,从20年前某矿确实发生瓦斯爆炸到《黑白男女》出版,为此写过长篇报告文学、中短篇小说等大量铺垫性小说散文,查阅了百万字的资料,到该矿和其他煤矿企业采访了多次,与有关各种人士深谈31次,积累了几十万字的各种笔记,再加上自己有农民、矿工、记者的阅历,这些文学作品与实证资料都为《黑白男女》的创作做好了充分准备,使他在矿工矿区中扎下来根,而且扎得深、广、实,故他在创作《黑白男女》时游刃有余,收获颇丰。生活总是风云四起,变故不断,而男女分开,却这般容易,刹那之间。珍重,黑白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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