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云南昆明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进入天津作协成为专业作家。1998年返回云南，致力“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主要作品有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改编为电影《青春祭》；散文集《北大才女》；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等。
原题
平地比高山更伟大
这是昆明今年冬季最冷的日子，我在内心中企盼它已久。一直是暖烘烘的天气，于生态不对，于我的心境亦不相宜。我需要一个冰水似的严冬，来沉寂百思百感。我当在这寒冽中有一个大的清醒和接受。这一年里，上苍夺走我精神与血缘的父亲，强迫赐予我突兀丰盈的内容。这内容，与世人们纷纷纭纭的“跨世纪”的时尚心情无涉。我有的仍是那种永远伴随着文化人的“逝水东去”的平平而又无奈，所谓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万古常新的祖传心情。或许，我在这一年末产生了某种堪称深邃的变化。那么这潜移默化之功，也与“跨”不跨世纪无干，而是我还是细胞的时候，就注定了的。是命。当年，一个穷才子与一个想摆脱出大家庭的女学生，定情于青年人的野外沙龙。四围香稻的菱角塘，就决定了我那充满自由气息的精、气、神，和一生坎坷不屈的路，也决定了我的名字：“曼菱”。从此给了我一身傲骨和用不尽的力量、想不尽的思考。我出身寒士之门，连“学院派”亦不是。我的父亲与我，俱属于中国历代野史中的人物，饮尽了“被放逐”的酒杯，因此也具有一种自由的灵魂。数千年的大地山河和民间文本滋养着我们。只是父亲清奇，我则有闹俗的尘心。闹来闹去，仍不为世所融化，我反而自始至终是一个畸人。古代“畸”与“奇”同。所以“畸人”可以是奇才，也可能是多余的和不正常的人。父亲比我丰盈，是畸人+常人。他尽了毕生之力做一个刚毅的家长，为人夫为人父为人祖父，慈爱负责并高瞻远瞩地创造了一大家子人，将一条大船引上千帆竞发的海洋。他的儿孙今日已显佼佼，令他回味。先时是，父亲一人独抚三儿女，有奶奶帮手，而支持母亲出去念完了大学。然后是，父亲被迫离城，独赴滇东南，母亲又接下这个挑子。锦绣年华的父母，遂分居二十年，矢志不渝，相约相守，让我们这群无邪无辜的孩子在昆明城最好的学校里接受了教育。多年以后，春考发动，我们三个孩子全上了大学。父亲常说：“我没有攒下什么钱，就攒下了三个儿女。这才是真财富。”他从不与同辈人比房子比钱票，他自矜的一句话是：“我家的人，每一个都拿得出手，一代比一代强。”我则没有这样的人生，也不会再有机会，去创造这宏大负重的人生了。我只是继承了父亲“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一面。父亲二十年来曾远在蛮荒之地，在山中步行、下棋、写字、读书、听戏，漂泊生涯，已把这种性格与文化发挥尽致。而他一朝归来，谆谆叮咛儿女，勿忘清浊之分；含饴弄孙，俯首甘为孺子之牛；喜乐亲友，一派至诚。我却已经被定型为“将人生视为旅途”、来去无踪、缺少人间亲和的畸零者。我不如我父的另一重要之处，是我性格好大喜功，血有热毒。父亲则一生独立峭拔，在内心中始终拒绝与任何庞然大物联系和挂靠。父亲很喜欢的词是“峭拔”与“飘逸”。这与他狭长俊逸的体形与字形，风格一致。他一生所爱，总是恰如其分。父亲还喜欢的一句话是：“得其所哉！”他总用此来赞美令他欣慰的事情，例如子侄们的婚姻等。我其实是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所哉”的。很多时候，我会去追随一些并不“所哉”的东西。我一贯请父亲代我写字赠人。父亲乐意为我增色，比如早年写给恩师韦君宜的一幅：“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即父亲所拟。他说，如果韦不发现我的文章，我就像周郎得不到东风一样，“赤壁美谈”徒成虚话了。前年，我再度请父亲为我写一幅，为季羡林老祝寿。父亲写好后却沉吟道：“季先生是名家，必有名家字画。我的送去不合适。”故虽然写好，却不装裱。他说，自然，你有师生关系。你自去斟酌。早年，父亲曾与我商议，想自己出一本书法作品。但听说是要“按照出版规格去写字”，便决定放弃了。他说：“我写字就是为了自由，不自由怎么能写出自己喜欢的字来呢？假如为了出书去写字，那不是把我写字的乐趣都剥夺了吗？那太累了！”从此，父亲再没有动过出书之念。曾记幼时，父亲为我讲《古文观止》，第一篇文章就选《报任安书》。李广英烈之名，李陵委屈之情；苏武回朝却闲置，司马迁直言遭酷刑；一个个的故事，串在了这篇震撼千古的含悲忍愤的文字里。一下子让我走进了中国历史那一笔笔“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理、志、节、法当中；一下子就使我明白了，不能“以成败论英雄”的深奥。司马迁为我树了一个“独立文人写青史”的楷模。有了这个世界观和人生观做“底子”，我这个热血沸腾的少女，在那疯狂岁月里没有变成一个“左”派，反而能够在20岁做成了为一个同学从监狱里“平反”的事。还在乡下插队的时候，我就在傣寨茅屋里写出了《驳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与《驳李希凡的红学观》，当年传诵于知青中。在那种荒芜的岁月和地区，我却依然关心文章下笔无忌。这些，莫非父亲之功耶？我父亲的内心世界比我完整和实在。我容易接受种种的文化暗示、政治暗示与社会暗示。父亲却立足于他的“来处”，他的民间社会与他的文化思路。虽然，他得到的信息要比我少得多，但是他所拥有的精神文化，像一团永远发酵的物质，是无穷尽的。他的解释与疑问，是永远要令我愣神和静思的。我性骄狂。父亲则有《诗经》似的“温柔敦厚”，善解人意，善接受与宽容；常嘱我们拜访亲友时，勿触及人家的疼处。《红楼梦》，是父亲对我启蒙的重要书籍。我在外可充半个“红学”者，回家仍要父亲讲解。最近的一次，是父亲讲“芙蓉女儿诔”。他说：曹雪芹的原句是“巾帼惨于羽野”。羽野，是禹的父亲鲧受刑之地。鲧治水不力，被帝处以极刑，实是冤狱。并非他不尽职，而是方法不对。曹雪芹在此处特地将晴雯一丫鬟之命运，比之于历史上庞大人物，庞大事件。父亲说，同是清白被诬陷，同是不服气的刚直品格，比之当然，对于人格来说，其分量应该是一样的。由此，可见曹雪芹的平民思想。后来的庸俗文人却以为鲧是一怪物，与红颜不谐；或以为以一丫鬟，不足以比大禹之父。故改为“巾帼惨于雁塞”，用昭君典。其实大悖！有违雪芹初衷，为父亲谴责之。父亲处世，则惜乎人情；处文化，则看重人与人平等的精英思维。近见名家说，“《红楼梦》是贵族文学”，这真是看花了眼了。曹雪芹用不攀金玉的“草木”做了林黛玉的灵魂，代表了他纯真自然灵秀的人格理想，超凡脱俗。我父亲正有这草木气，是个“草木人儿”。红楼因此亦属于民间文本。决定性的应该是看其文化立场与态度，而不只是看书中角色故事。红楼作者早放弃所谓“朝代年纪”，自定为“适趣闲文”、“消愁破闷”、“喷饭供酒”的范畴。这真是“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可见名家不一定如布衣之见。父亲至赏“直烈遭危”一句。他常在生活感触中用此语，言古今、朝野、家庭中，皆如此。父亲还喜欢的一句话是“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两句话，从此进入我的人生，从小学到大学到很久，伴我度过了多少突然的风暴，给予我多少自慰与自信。父性俭约念旧。从边城归来时，携带着当地木匠应他需求做的小木椅、木凳，一直用到现在，总说大小高低十分适意。旧眼镜盒用橡皮筋套上照用。我们买来送他的文房四宝，他嫌不适用又占地方，自己用大口瓶的盖子，配上废弃的铁盒，好使便满意，依然好字连连。他不允许我们冲进他的世界，胡乱取缔。你无法逼他“焕然一新”。有一次我走进季羡林的书屋，知道了他有“不要人打扫积尘”的习惯。季先生对我说：“你不要去动，灰尘就不会起来。我进去就不灰。”我沉默了。“习惯”，并不是一个坏词。正如“机遇”不见得都是好词一样。文化愈深，习惯愈深。暴发户，才是没有“习惯”的。父亲是喜欢做点杂事的。常常回家看见他独坐阳台拣菜、刮姜，且不要我取代。他说，这很舒服，心静。同样，八十岁的一家之长，自洗内衣。他说：“再不干这，就没活干了。”我们儿孙常吃他做的饭。直到父亲病已重，雇了保姆，父亲还说：“她剥夺了我劳动的权利。”他是用饭桌挥毫作书法的。喜用随手之物，不讲排场。一生喜卧硬板床，床前有一桌一灯，足矣。惟喜居室外空气新鲜，有草坪与鸟鸣，早晚清静为要。我父亲用物不看时尚，也不管它原来是一个什么物品，而是说：“这还能用，这可以挂东西，这可以舀水。”物尽其用，不求虚表。
父亲所用字典
他凭心意与兴趣来用物，尤恋那些带来美好时光的东西。比如，那台早就过时了的录音机，父亲珍爱地给它蒙上毛巾，对我说，这是我们最初早上锻炼、学剑打拳时放音乐用的。他小的那个孙子四岁的时候，做了大手术，死里逃生，回家静养，孩子小坐不住怎么办？父亲就用它放音乐，一听几个小时不会动。“彩云追月”“梁祝”都能唱了，身体也强健起来了。父亲将功记在这旧物上，不忍抛弃。我父亲喜欢看日月之行来安排一天的事情。家里向南的小阳台，就仿佛他的日晷一样。阳光到何处应做何事。人家去买菜，便宜就高兴，父亲却感叹价太低，摇头说：“物贱伤农啊！”每当我从滚滚红尘中归来，看到父亲依然父亲，给我心中无比的温馨和可靠感，仿佛我的在外奔波争搏都有了支撑底蕴，和不断的源泉。父亲永远兴致盎然地听我的事情，他老人家永远是最先进入我的意境的人。我们似在相反的两面上，可父女俩都感到“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我是父亲的延伸，父亲是我的印证。后与季先生为忘年交。所感流泉在高山畔的那种欢快，有些类似。故与先生犹亲。父亲反复写不腻的一幅字是孔明的“温不增华，寒不改叶”。作为市井交往，经历社会风云，我是能做到的。但作为“文化”，我却常常会发热与发凉。在文化的深处，也有一种志节。就在这个冬季里，父亲舍我而去了。但他这一走，使我猛地看见了一种文化，“温不增华，寒不改叶”的布衣文化，在中国已数千年的布衣文化，我曾经以为它已经消亡。布衣的父亲苦心养育我，牵手引我，做始于足下的千里之行。可我，由于对庞然大物的关注，渐渐离开了我来时的道路。多年来，只知道有文坛，有院校，有刊物，有出版，有书市，有炒作。峰回路转，层峦叠嶂。蓦然回首，才见一片平地，那是养育我，养育了中华民族的大地。中国文化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文坛”之类只是“叶”，那地上的，才是林。布衣文化并没有被扑灭净尽。在这尘嚣日上的世间，父亲的人生与价值，却不是我辈可以替代和延续的。这是被疏离、间隔了半个世纪的另一种人生与文化。仍然存在着一种与世无争的独立的文化。在古代，它独立于宫廷和儒林之外。它包容了中华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大量的野史，及被放逐者们的文化。哪一位大文学家不是在被放逐的时候才大放光芒呢？在当世，它依然被那些天赋高超，气质清明的人们传承下来了，它是剿不灭的。正如父亲最后一天对我念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近又有人说“支持中国文化的只是陈寅恪与俞平伯”，那是“只知有冰山不知有大海”的见识。陈、俞们闻之定亦不敢附同的。名人们只是海上冰峰，大的还在水下。顺便说一句，现在到处“寻找民间”，也成一种时尚和广告。印度诗哲泰戈尔有个寓言。上帝说：愚人，我就在你身边。可那人却仍抛弃了妻儿去寻找上帝。“民间”，就在你生活的地上静谧地展现着。只有那些不怕“世纪时尚”的人们，那些仍在过着自己习惯的日子，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的人，是在生活着，是在民间。而那些跑得太快的人，可能会犯“抛弃自己”的错误。平地，才是生命与创造活力，风采风格的本源。平地端着高山。平地是高山的凸起之座盘。那里有更多真的人生，因此含着永恒之美，美的理想，美景美情，美人美文，美好前程，美好的祖国与事业，有千死而不悔的中国之人生。我父亲是从童蒙到离世，没有一天不读书写字的。他将此作为生活有无“质量”的标准。离世前一天，他还写了一幅韩愈的《马说》。当他对我念：“不得以'千里’称之”一句时，泪已盈眶。在最后的时刻，父亲仍是一位志士。我知道，父亲是只愿意我远走高飞的。他看够底层愚昧对人才的绞杀，寄希望于文化的高层。何况，我也正是进入了北大，才改变了命运的。但遨游京华十载，我亦看透了金字塔上那截所谓上层文化的种种丑陋。其实，父亲是比他所敬重着的许多人，比高峰上的人们更为高洁和儒雅，更为博学与精深的，也更为独立与真纯。这正是我内心中深所痛惜父亲的地方。我都不忍心将真相告诉他：许多人并不配父亲这样的牵挂与热爱。每每看到，我父母具有的那种不愿意麻烦别人与耽误别人时间的平民品性。它内含的谦逊与尊严，其实几近于圣人。不由想到“文坛上”很多人缺乏常人的品行。永远看见父亲在前引领着我，那布衣的平地上有广袤自由的生与生之文化。我的生命在斯。所谓名山大川，只是我的“游历”。我流着平民的血。永远梦见，在故乡的小楼上，我父亲的父亲张柱，亲手书写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以为对子。从“花落知多少”的春夜，到“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我没有走出，也不想走出父亲给予我的这个世界。“布衣之女”的称号，对于我来说才是“得其所哉”的。而京城北大，对于我是一个穷孩子的童话。我是千古往来中幸运的穷孩子。我竟能“举手够着天”，并与若干大师们相通若素，令我的乡邻们叹然。其实真正的高山正是站立在平地上的，父亲与这些大师们是同根的。父亲这样的人，是一座没有隆起的山脉，有群山之势，而无秀峰之巅。在我入学的那两届，北大真的是布衣满眼。它由于我们这辈人沾满风尘的来历，而充满平民意识，几似蔡元培初创时期再现。此前，它一度被变为一所政治贵胄学校，现在，也许又有某种“知识贵族”的味道了。有一块平地若隐若现，在时空里，在文化里，在人世间。我的脚步落在这里，它托着我，使我不致失空高阁。那是我该回去的地方。我又看见父亲，那不急不躁的面色，他徜徉于华山昆水之间，向那卖海鸥食的老人缓缓摇手，走过的样子。他在做一次散步，即回。父亲那样子是在对我说：离那些该远的东西更远一些，向那些本来是你的东西，走近去些。
作者近影
（本文选自作者散文集《中国布衣》，本书即将由三联书店新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