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濡于墨，左右任驰骋

作者：沃兴华

《年谱》1934年记载:“先生在上海报上刊登了征购各类草书《千字文》和草书碑帖的启事, 一时间, 仅草书《千字文》就征购到近二百余件, 各种草书碑帖甚多。”在大量搜集资料的基础上, 着手编撰。于右任在购书与选字的过程中, 接触了各种各样的草书字帖, 学习了各种各样的草书写法, 自己的草书创作也在广综博览兼收并蓄的基础上, 不断吐故纳新, 逐渐走向成熟。

于右任的草书轨迹, 从以下作品中便可清晰看出:《岳西峰墓志铭》写于1932年, 处于集字阶段, 字形比较生疏, 总体不够协调, 风格主要来自法帖, 以二王为主。《斗口村农事试验场遗嘱碑》写于1934年, 字形结体非常熟练, 大小正侧的变化也很协调。风格有王世镗的影响, 但主要取自怀素小草《千字文》。《胡太公墓志铭》写于1935年, 字体行草间杂, 繁简疏密, 变化丰富, 其中的草书字强调横势和折笔, 章草意味很浓, 明显有《急就章》的影响。

《草书千字文》刻石, 题有:“以意为之, 非标准草书也。”《草书千字文》手卷, 则题:“标准草书尚未完成, 先用我法为海天书此。”可见两件作品都写于《标准草书》初版前夕的1936年, 风格相近, 将怀素小草《千字文》、皇象《急就章》和碑版书法的折笔横势融为一体, 简洁、爽辣, 有清刚之气。而写于1938年的《文天祥正气歌》六条屏, 书法化方折为圆转, 变横势为纵势, 线条加粗, 字形简略, 结体开阔, 用笔豪爽, 气势雄浑, 典型的于右任草书风格由此形成。

1938年到1949年, 其变化逐渐趋缓, 线条和结体越来越圆, 越来越厚。于右任草书的代表作大都出于这个时期, 如《得山极天五言联》、《栽培涵养五言联》、《顶天继往四言联》等等, 它们通汇章草和今草的界限, 用笔带有碑版的厚重沉雄, 结体极度开张, 并且因为点画的大量省略而显得恢宏博大。

于右任在《牧羊儿的自述》中, 有一段对童年时期学习草书的回忆:“太夫子又喜作草书, 其所写之王羲之的十七鹅, 每个鹅字飞、行、坐、卧、偃、仰、正、侧, 个个不同, 字中有画, 画中有字, 皆宛然形似, 不知其原本从何而来。”这说明, 17个不同形态的鹅字时时让于右任想起, 感到惊奇, 正显现了于右任潜意识中的期盼——飞、行、坐、卧、偃、仰、正、侧, 正是于右任孜孜以求的草书造型变化。

1932到1949年, 于右任的草书因有这种追求而没有完全标准化, 表现出一种强力的探索勇气、精进的发展势头和蓬勃的生命气象。然而, 这样的追求主要表现为单字的造型变化。如能进一步在章法上开拓发展, 加强上下连绵的笔势, 强调时间节奏;或者加强大小正侧的体势, 强调空间关系, 都将为传统草书的发展创造一个新的辉煌。但是, 1949年以后, 于右任却没有这样, 而是将全副精力都投入到标准草书的创立和推广上去了。

于右任想做更大规模的整理, 通汇章草今草和狂草, 然后根据不同部首在草书写法上的相同, 整理出各种基本符号。具体的整理方法, 他有明确阐释:“敦左从享, 就左从京, 轻左从车, 矜左从矛, 朝左从申, 这几个字的左旁各不相同, 而草书只用一个符号来代表，这样的草书符号一共整理出72个, 它们经过各种组合, 可以拼出所有汉字的草书。符号化的结果, 是使千变万化的草书有了一个定型, 有了一种标准写法, 它的本质是“为过去草书作一总结帐, 为将来文字开一新道路”。属于文字改革的建设性工作。

然而, 标准草书将享、京、车、矛、卓归并为一个符号, 减少了汉字的造型元素, 却有损于书法艺术的表现。而这些, 于右任在几十年的探索与研究中不可能不知道!而凭他的多读多临多写多研究, 也一定会注意到了人们对历史上智永标准化的《真草千字文》的批评。然而, 他却不改初衷, 并以身示法, 不厌其烦地以标准化、符号化、模式化的方式抄写《千字文》和书写各类作品, 以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那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恐怕不能不另换一个角度去加以考察和解释了。

但一个事实却是, 此后于右任的草书局限在标准草书之内, 利用符号, 字字独立, 一字万同, 越写越没有感觉, 越来越成为一种程式, 用笔迟钝, 豪迈爽辣的作风没有了, 顿挑疾涩的节奏没有了。正如胡恒先生所说:“自1949年于先生到了台湾后, 直至于先生仙逝为止, 其书法再无太大变化了。”确实如此。

1963年, 于右任曾说:“延涛作我的年谱已成, 我后段太不争气, 年谱不生色, 为世人所轻。”其实, 这也是于右任后期书法状况的写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