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乐作伴|竹林居夜话
除了潮州话，还有一种声音，会让你闻之心头一热，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那就是“潮州音乐”。它是我们的“第二乡音”。
“锄头粪箕筐，三弦琵琶筝”。一句潮州俗语，说出了潮州人对潮州音乐的感情。这种感情，被游子们带到了四面八方。因此又有这样的话：“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州音乐”。那年在泰国旅游，深巷里飘来熟悉的“弦诗”，寻声而去，原来是老华侨在欣赏潮州音乐。一句“胶己人”，一壶工夫茶，一曲《浪淘沙》，无不热泪盈眶。那次采访著名画家赖少其，得一细节，激起心中的涟漪。他离开家乡数十载，从烽火中走来，居然乡音未改，乡情依旧。他说他的车子能放录音，车子一开就放潮州音乐。
我也酷爱潮州音乐。老家金石镇是潮乐之乡，每个夜晚都有潮乐陪伴。从小就跃跃欲试，买不起乐器，便自己制作：锯一段竹筒，罩上青蛙皮，弦弓的丝线是从腐烂的仙人掌中得来的。虽然音质差，却是很好的启蒙老师。参军离开家乡时，带走了一肚子“弦诗”。
说来也巧，组建的一支特种兵部队，以我们这批潮州兵为主。为了破除家乡观念，部队不让我们讲潮州话，一下不容易听到乡音，很不习惯。不久我当了文书，同时接管了地方留下来的一个广播室，大概是这里曾是潮人的天下，清理唱片时，竟然发现有若干潮州音乐。我如获至宝，趁外省兵一时分不清东西南北，堂而皇之放起了潮州音乐。起床号一吹，酣睡的营区便被激越的“潮州大锣鼓”唤醒；熄灯号一响，士兵们在《平沙落雁》的舒缓乐声中进入梦乡。课余、假日,美妙的潮州弦诗把潮州兵吸引在喇叭之下，秘密也终于被揭开。也许潮州音乐已征服了向往抒情的官兵，没有人反对我这样做。
后来大家选举我任军人俱乐部主任，我组织了一个乐队，有几个乐手是潮州兵，有时候便凑在一起拉拉潮州弦诗。作为音乐知音，外地乐手也蛮有兴趣，于是便试验性地排练了潮州音乐。开始选了一支潮州人最熟悉的曲子，把潮乐使用的“工尺谱”翻译成曲谱。没有二弦，便用高胡代替。此曲以即兴变奏形式演奏，缺少二弦头手，只好由我的扬琴“指挥”。晚会上演奏时，不知道曲名，没有报幕便没头没脑地演奏起来：“工尺工六工尺工......”潮州兵一听先是一愣，随之便掌声笑声响成一片。后来才知道，这支曲子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景春萝》。名正言顺之后，潮州音乐便成了乐队的保留节目。我们还拍了一张照片，上题“来一首潮州音乐!”这张照片珍藏在我的影集之中，已经发黄。
到北京工作以后，我只好告别那些潮州乐器，只留下了欣赏的兴趣。每次探家，都要到音像制品店带回来最新的潮州音乐。朋友送我一把二胡，有时候听到熟悉的乐曲，二胡往腿上一夹，轻轻地跟着。这一跟，二三十年过去。
退休之后，与导弹专家、乡友蔡如通交往甚密。有一天他告诉我，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有个潮乐队，他参加了，邀我去看看。早些年他在《潮州日报》“百花台”上发表过文章，题目就叫《我对潮州音乐情有独钟》。小时候我们在村子里一起演过戏，他料定我也能玩一把。那天跟着他去了，感动我的不仅是家乡音乐，还有潮乐队的故事。
队长林猷璧年少时便师从潮乐大师王安民，拉得一手好二弦。毕业后到北京工作，缺少乐友，兴趣成了渴望。有了北京潮人联谊会之后，这位化学分析专家萌生了寻觅乐友的念头。在联谊会的支持下，一则联络潮乐乐手的启事在《潮讯》上刊出，立即有了反应。一个个乐手相继亮相，有专家、教授、老总、军官、演奏员……身在深圳的一位乡亲特意送来一台扬琴，联谊会潮乐队在一曲《盼春》的热烈气氛中宣告成立。这以后，队伍不断扩大，时有乡亲前来客串。
作客潮乐队时，林队长和老蔡便邀我加入乐队，我心痒手生，不敢答应。几年后，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我在成立大会发言时以潮乐队为例，讲了乡情的凝聚力。我说：“没有浓浓的乡情，这些老同志，怎么会抱着乐器，坐公交、挤地铁，老远赶来排练……”会后，林队长把电话打到家里，再次邀我加入乐队，感动之下，我当即答应。手生可以练，重要在于参与。
潮州音乐成了我的精神食粮。潮乐队活动，我们合乐甚欢，在队长指导下练新曲，切磋技艺，录音录像，自娱自乐；演出时，黑西装、红领带，精神得很，从北京演到天津，其乐融融。几次回金石老家，跟随好友、音乐人黄树荣，参加金石镇潮乐队活动，别有一番滋味。乐友黄癸海为我录制了六十首乐曲，每当吃粥、喝工夫茶的时候，我都要打开小录放机，让潮州音乐连接故土，送我美好时光。闲遐时，播放潮州音乐，跟着拉拉二胡，弹弹中阮，仿佛回到了家乡的“闲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