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奏新维度（中）
人类一思考
上帝就发笑
人类不思考
上帝都不屑一笑
恩斯特·库尔特把波分为三种：成分波（constituent waves)、发展波（developmental waves)和交响波（symphonic waves)。其中，成分波由短小的音乐片支撑呈现；发展波比成分波更大同时也包含成分波；交响波是作为波型的整体而被审视。三种波并不孤立，而由层级关系相互构成。交响波的运动轨迹是节奏结构现身的方式，节奏的结构力就是波的运动。库尔特想要表达的是：分解“波”并不是为了找到一个节奏结构力来源，因为波本身已是由运动构成的；对波进行分解的同时也对节奏结构力进行分解，这种分解是为了更好的理解节奏结构力，因为节奏结构力是在运动（波）中呈现的。
音乐理论家维克托·楚克坎德尔发展了库尔特的波型理论，并把波与节拍相对应。他在《声音与符号》中有一段精辟论述：“小节作为一个整体不是由时间的均等分割构成，而是由不同指向，以及互补周期相（cyclical phases)构成。但因为在时间里没有真正的逆向，所以严格讲也就没有真正的周期运动。因此每新的一拍总是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时间点，这个过程作为一种波可以得到更好的领会和形象化理解…波也最容易和节拍感相对应。听觉与节拍的交感振荡就是与这种波的交感振荡。对于每一小节，我们都经历了具有周期特性波运动的连续：从波峰开始进入下沉；在波谷中运动开始逆转。上升到一个新的波峰到达顶点，这个顶点旋即进入新的下沉。”（托马斯·克里斯坦森编：《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
尽管这段论述把波与节拍相对应，但二者能否完全对应还值得商榷。楚克坎德尔说“人们与节拍的交感振荡就是与这种波的交感振荡”，实际上是在波和节拍之间用所谓的“交感振荡”预设了一种感知关系。换句话说，波与节拍是通过人的“交感振荡”才相互对应的，而不是本身就具有一种对应关系。但楚克坎德尔的观察确有奇效，因为通过观察波的运动轨迹，我们可以视觉化看到波峰与波谷，这与听觉直观到的节奏强弱转换有着某种相合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节奏的结构力可以借用波的图示来加以说明。
作曲家华莱士·贝里对节奏结构力的描述不同于库尔特和楚克坎德尔，他以律动（impulse)概念为基础，孤立而不是连续地研究节拍的律动。贝里区分了四种律动：初始律动（initiative impulses)、终结律动（conclusiveimpulses)、反冲律动（reactive impulses)、预期律动（anticipative impulses)，这种区分有利于弄清楚节奏生成的整个过程。贝里想要回答节奏如何开始、如何发展，又如何结束的问题。在节奏生成中，首先由初始律动创建一个节拍单位，在这个节拍单位中，蕴含了某种预期律动——尤其是重音的动能；接着由反冲律动推动节奏发展，在反冲律动中节奏运动类似于楚克坎德尔关于波峰下沉至波谷，又在波谷逆转上升至波峰的运动；而这一系列的律动最终将结束于终结律动；终结律动不再提供推动力，且属于非重音。应该说，贝里是对库尔特和楚克坎德尔的重要理论补充，因为在其研究中，节奏生成是作为一个完整序列而被观察、思考的。
总的来说，用科学主义的思路研究音乐问题是有益的，尤其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化浪潮中。不能否认，电子音乐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科学主义研究。
“时间”和“感知”的节奏生成
科学主义眼里，节奏是一个客体，但音乐毕竟不完全是科学，节奏与人的关系是人文主义更为关注的问题。自康德以来，哲学界的认识论发生了重大转向，人们在关注外部世界同时，也在拷问内心世界。用知性或理性来认识世界，另一种能力也在起作用。康德在《判断力批判》导言中把这种能力称为判断力，“在高层认识能力家族内却还有一个处于知性和理性之间的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就是判断力，对它我们有理由按照类比来猜测，即使它不可能先天包含自己特有的立法，却同样可以先天包含它所特有寻求规律的原则，也许只是主观原则：虽然不应有任何对象领域为其领地，却仍可以拥有某个基地和某种性状，对此恰好只有该原则才会有效。”判断力作为一种先天的立法能力弥合了知性与理性对节奏的认识偏差。如果知性之于节奏有某种规定性，那么判断力对于节奏就具有某种调节性，表现在人们对节奏的认知是从特殊到普遍的认知，这种认知路径是反思性的，是人们在自我创造中寻求解释。人文主义对节奏生成的研究正是以这种判断力为出发点和切入口，意识、身体、知觉始终是探讨的焦点。
节奏生成的意识倾向
节奏生成可以视为时间生成的一种方式，节奏结构也可视为时间结构的一种类型。一旦在时间中讨论节奏，节奏的意识也属于时间意识。1905年，胡塞尔在哥廷根大学演讲时谈到了时间意识这个问题。“时间意识大体显示如下的结构：流动着的、现在的原始印象（Urimpression)被过去'滞留’的边缘和将来的'预展'的边缘包围着。”如果排除了主动回忆和主动期待，那么时间意识就呈现为当下、过去、未来的一种交织状态。按照胡塞尔的看法，节奏意识也滑向了滞留和预展的交织地带。音乐理论家托马斯·克利夫顿（Thomas Clifton)在《听到的音乐》（Music as Heard)中把其描述为“音乐的视域”。克利夫顿发现，节奏生成于p过去和未来的交汇地带，即“现在”。过去和未来本身也是两种力量的胶着，即滞留力(retention)和预展力（protention)。滞留总是依附于正在发生的节奏事件，预展总暗示着与正在发生的节奏事件相脱离。
毕竟，时间意识比节奏意识更为宽泛，所以克利夫顿与胡塞尔不同，强调节奏生成的主动回忆和主动期待。节奏作为一种人为创造的模型不能完全消除其主观性，主动回忆包含着过去的节奏经验；而主动期待则是一种再次获得节奏经验的心理预期。这十分类似于楚克坎德尔所说的“在波谷期待波峰的到来”。
莫里斯·梅洛-庞蒂在批判胡塞尔的时间意识后说得更绝对。“过去不是过去，将来也不是将来。只有当主体性打破自在的整个存在，在那里勾画一个景象和引入非存在，过去和将来才能存在。当我走向一个过去和一个将来时，它们就出现了。”（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从知觉来看，节奏生成也需要“勾画出一个景象和引入非存在”，只不过这种“勾画”和“引入”要不断地在感觉和判断。感觉和判断，在共同体验中做出明确的区分：判断是采取立场，旨在自我生命中每时每刻以本我来说的（包括他物和他人）价值评定；相反，感知则致力于显现，不试图占有显现和了解显现的真实。不同于康德，梅洛-庞蒂认为“我们在构造知觉，而不是在揭示知觉的固有功能”。如此一来，节奏生成就是一种不断在构造知觉的活动，并在构造中自我显现。没有先于知觉的节奏生成，也没有知觉之外的节奏生成。在知觉和节奏照面的过程中，首要的是感觉而不是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