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史:容易被人忽略的篆刻发展时期

篆刻史:容易被人忽略的篆刻发展时期

2017-06-18 19:10

从三方商玺谈起的篆刻史,很容易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说完三方商玺,紧接着就是战国古玺,然后就是秦汉高峰期,而秦汉高峰期,一般都会延续说到魏晋南北朝的印章(篆刻史目前国内公认的将魏晋南北朝印风划归汉印印风范畴),然后紧接着就猛一下子跳到了元代吾丘衍和赵孟頫,再接下来就是明、清各流派,中间隋唐五代、宋时期的篆刻都是一下子就跳了过去,中国这个历史时期的印章发展似乎停滞了,空白了,没有值得一提的事情了,新入门的篆刻人不必关注了。

其实,这显然是一个误解,任何一门艺术的发展史,基本都是连续不断的,任何一个时期发展细节都是无数环环相扣连环扣中的一环,不可或缺,我们不能忽略不计,否则就会断裂篆刻艺术的连续性,造成某些篆刻现象在初学者心中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于是,今天就抽出时间,把这个最易忽略的年代提一提。

很快就会发现中国印章在南北朝至宋这个时期发生了很多事情,一篇短文章简直说不完,我们只好粗线条地提几件跟这个年代的相关的较为重要的三件事情:

1、在这个时期,印章开始走向艺术,其表现为鉴藏印的发生,盛行。我们这里会顺带提到它与落款印的区别。

2、在这个时期,印章白文小印转为朱文大印,最后又转为朱文小印。印章所有的印面形式截止到这个时期全部出现了。

3、在这个时期,篆刻艺术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其表现是鉴藏印到落款印的演化

另外,本文还会提到后人对唐宋印风的借鉴,从而加强篆刻新人对这段历史时期印风的重视。

好了,书归正传:

一、鉴藏印的发生,盛行以及其与落款印的区别

自印章出现之初,它的最重要的作用就印信、凭证。不管是官印还是私印。

1、官印

比如汉官印,它们其中的绝大部分是政府发给官员们的任官凭证,如:

(汉“假司马印”)

(汉印:“新西河左佰长”)

(汉印“武陵尉印”)

以上诸印中的“假司马(所谓假司马,其实是司马的副手)”“佰长”“尉”都是官阶或官职,执这些印信的人,就是担任这些官职的人,所以我们见古戏里都是以“官印”做为担任官职的凭证,典型的如三国时期关羽辞别曹操离开许昌,就把“汉寿亭候”的印章挂在房梁上才走,官印的这种凭证作用贯穿整个封建历史时期。是官印最重要的功能。

2、私印

最初民间个人持有的私印大多应用于各种交易、往来契约凭信,这些私印多随身携带,当订契约时,就随手拿出来盖上印章,其主要作用跟官印一样,还是实用层面的,跟“艺术”基本没有关联(虽然印章本身存在有艺术的成份)。印章从实用走向艺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起始端就是从六朝唐宋这个时期开始的,首先就是鉴定书画的鉴藏印的出现。

汉后唐前的漫长时期,不管是官府还是文人,在鉴定书画真迹之后,通常是在鉴定的书画作品或其副页上签名、写字,这叫押署,意思就是说,这东西真假如何,价值如何,我们(或我)表示负责,当然,也表示这东西是经过我们的(或我的)手的,也有所有权的意思。押署有点麻烦,笔墨有时可能并不方便,于是,后来人们就把押署简化成了盖个章,打个印,这个用于书画鉴定和收藏的印章类别,称鉴藏印,鉴藏印使印章真正跟书画作品相结合,印章从此走向艺术(此时还不是独立的艺术形式,只是开始走向艺术),把这件事干得最轰轰烈烈的是唐太宗李世民。

据徐浩《古迹记》里称:“太宗皇帝肇开帝业,大购图书,宝于内府,锺繇、张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及汉、魏、晋、宋、齐、梁杂迹三百卷,贞观十三年十二月装志部帙,以'贞观’字印印缝,命起居郎禇遂良排署如后。”

可以看出,文艺青年李世民一当皇帝,就当即下令搜访民间的书法家、画家们的真迹,从皇帝内府支银子,花大本钱收购民间书法、绘画真品,老百姓收到通知以后,不管是真是假,好的坏的,都拿出来献宝,收上来之后,李世民一看,这不行啊,真的假的,好的坏的混在一起,于是就下旨让虞世南、褚遂良这些书画大家们负责鉴定,鉴定完了,就盖上印章,就是这对著名的“贞观”小玺:

(唐印“贞观”)

鉴定完的书画作品,有这个章的就是真迹,没有这个章的的,就不是真迹,显然,有没有这个印章成为确定这件书画作品真伪的标记。

皇上都这么做了,大臣们纷纷起来仿效,朝野上下,大家一起玩收藏,一起玩盖章,大臣们玩盖章收藏,老百姓们当然也上行下效,民间也自然而然形成一股收藏盖章风气,直到五代时期及宋代,包括辽金时期,这种鉴定收藏的风气一直沿续,这样就有了各式各样的收藏印章。

到了宋代,更是又出了一位文艺青年皇帝,就是宋微宗赵佶,据《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里收录,他的鉴藏印有14方之多,最典型的是“宣和七玺”:

(“宣和”“宣和”)

(“政和”“政和”)

(两方双龙印,一方一圆)

(葫芦形印“御书”)

当然还有那方著名的“内府图书之印”的九叠印:

(“内府图书之印”)

皇帝率先垂范,当然上行下效,大臣们也开始玩收藏,玩鉴赏,他们也有了自己的鉴藏印,最有名的就是大书法家米芾,据说他一个人就有印章超过一百方以上。

关于米芾,印章史上还需要多说两句:

米芾当然是书法大家,沙孟海的《印学史》上说,他还很有可能是文人刻印的第一人,至少沙孟海大师认为文人篆刻不提米芾是不合适的。仅故宫藏的禇遂良摹《兰亭》的米芾跋,他就连续用了“米黻之印”“米姓之印”“米芾之印”“米芾”“米芾之印”“米芾”“祝融之后”这么多印。

(米芾盖的章)

但不管米芾盖再多的章,从李世民到米芾,从唐至宋,这些印章大多还只是鉴藏印,其作用还是鉴定书画作品真伪以及确定收藏所有权的印,跟书画作品本身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只有鉴藏印,而没有文人或书画家的落款印,在那个时期,就算再著名的画家如吴道子、书法家如欧阳询,诗人如李白,词人如苏轼,大家画完了画,写完了字,作完了诗词也只是落款署名,并不盖落款章,盖款章是后来的事,具体见后面第三条。

二、印章白文小印转为朱文大印,最后又转为朱文小印

发生在这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事件还有印面白、朱文的形式变迁,前期的印章钤盖多用于封泥介质,因此白文印居多,后来的钤盖多用于纸张介质,于是朱文印居多,不管是用于封泥介质的白文印(白文印压在封泥上之后,形成的印痕是凸起的,易于辨识),还是纸张广泛应用之后的朱文印(朱文印盖在白纸上,较白文印清晰易认),都首先保证印文的清晰可辨,南北朝以及隋唐以后的朱文印(朱文印的大面积普及是因为纸张的广泛使用)为了使印文内容更清晰,印章的印面面积变大了,发展的比秦汉时期的白文印大得多,这也变相的使朱文印的印文为了布满印面而不得不盘屈弯转,最终出现“九叠文”印,这个问题,我在另一篇《》的文章里专门说过。

(比秦汉玺印大得多的南北朝时期南齐的印章“永兴郡印”)

(比秦汉玺印大得多的隋印“广纳府印”)

(唐“中书省之印”,也较秦汉印大得多)

(宋“御府图书”一样是朱文大印)

在这个历史时期,先是白文小印变成了朱文大印。出现了有时代特色的九叠篆印章。由于官印,私印都向九叠印的印面面积大、印文盘屈方向发展的,那鉴藏印自然也是越来越大,最后米芾明确提出,鉴藏印的个头太大了,这会导致印文污损原作,于是提倡鉴藏印的印文与印边要细一些,印章要小一些。从此,鉴藏印又开始变小,这是后来吾丘衍、赵孟頫的提倡的小印面的精致的元朱文印的先声。这种小印面的元朱文形制对后世明清文人们创作元朱文小印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当代。

三、鉴藏印到落款印的演化及篆刻艺术的独立

上面我们说了,鉴藏印并没有使篆刻与书画真正结合起来,真正让印章与书画结合起来成为篆刻艺术,是从落款印开始的。最早的落款印是杨凝式所书的《卢鸿草堂十志图跋》钤盖的“凝式”印:

(“凝式”)

落款印当然跟鉴藏印不一样,落款印是在盖章者在自己本人创作的书画作品上加盖的印章。

正因为要在自己的作品落款中使用印章,不出色好的落款章对于文人本人来说,是丢面子的事,因此,他们就越来越追求落款章的艺术性,并尽量讲究它与书画作品的统一协调。又因为落款印可以尽情表达作者对自己书画作品的情感、志趣等内容,使落款印逐步向闲章印发展,由此出现了各种“词语印”,印章的内容从此丰富了起来。既不受官印官职内容的限制,也不受所属权内容(比如名章)的限制,同时也不受鉴藏印的语句限制(比如某某收藏,某某鉴定等),后又因篆刻材料石质印材料的发现,文人们自己开始动手刻印,(没有发现石料前,文人们刻不动玉、铜等材料,只能由手工匠们来制作印章,而文人自己只是写写印稿),所以,在石料出现之前,所谓的篆刻并不是完整的篆刻艺术(文人不参与刻石),只有到了材料也成熟后的元明时期,篆刻才日渐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

三、后人对六朝唐宋印风的借鉴

综上所述,南北朝、隋、唐、宋时期的朱文印,决不是像后人认为的那样一无可取,,而是有它丰富的资源价值的,浙派创始大师丁敬专门有诗论论及:

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同岭上云。

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

丁敬认为唐宋印风决不是像史论上所说的那样是“糟粕”,而是可以充分利用的艺术资源,丁敬对唐宋印的看法,对于我们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在学习篆刻的过程中,决不可忽略这个历史时期的篆刻史以及出现在这个时期的朱文印。

总之,这个历史时期在篆刻史上的地位,无论如何都不是无足轻重的。需要学习篆刻的新人给予足够的重视。

(【布丁说篆刻】之11)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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