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的高句丽研究
西方学者的高句丽研究
西方学者的高句丽研究
赵欣
［内容提要］近年来，西方学者对高句丽的研究逐渐深入，成果日益丰富，研究主题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经过大范围的检索和查阅，发现英语学界有关高句丽的相关研究专著计30余部，学位论文20余篇，期刊论文近百篇。西方学界的高句丽研究按时间为序可大致分为早期、近期两个阶段，其研究领域、专业化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拓展、加深。
活性炭纤维用于废气净化，可有效去除各种有害恶臭物质，尤其是致癌物质及芳香族类的化合物（如苯类、醛类）。活性炭纤维久用之后，微孔会被填满，致使吸附能力下降，因此需要进行再生。活性炭纤维脱附再生的方法很多，如热蒸汽解吸法、氮气解吸法等。李坚等[12]报道了新的再生方法：低频交流电源在吸附装置内产生等离子体，利用等离子体振荡和电风作用将吸附质从活性炭纤维上振脱或吹脱下来，同时等离子体释放的热量供吸附质脱附，再生后的活性炭纤维保持了原有活性，可再次投入使用。
可以看出，广西的金融英语翻译存在不稳定性，也缺乏协调性和一致性，在某些词汇的翻译上，一部分借鉴香港的翻译，然而在某些场合又保留了原有的翻译。
［关键词］西方学者 高句丽 研究
高句丽在英语学界中的拼法有“Goguryeo”，“Koguryŏ”和“Koguryo”等三种。这三种拼法反映了西方人在对高句丽的认知和研究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和不确定性。经过对西方数据库的搜索和对多家图书馆藏书的检索，本文出按时间顺序大致勾勒出了西方学界对高句丽的研究过程。
一、早期研究成果
西方最早出现的有关朝鲜历史的专著在19世纪末期，是英国入华传教士东渡鸭绿江进入朝鲜后写成的。当时只有两部相关论著：其一是被誉为朝鲜基督教之父的英国传教士罗斯（John.Ross）所著《朝鲜史》（HistoryofCoreaAncientand Modern，1880）。该著从公元前2300年一直写到1870年代，涵盖了朝鲜的服饰、政治、语言和地理，是西方第一部论及高句丽的专著。与高句丽相关的内容主要借鉴当时朝鲜国的史书写成。该著论述了朝鲜人的起源、夫余人及其风俗、以及高句丽的历史地位及风俗等。遗憾的是，该著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语言的障碍导致很多史料的翻译出现谬误，特别是混淆了高句丽和高丽两个称谓。其二是格里菲斯（W.E.Griffis）的《朝鲜：封闭之国》（Corea，TheHermitNation，1882）。该著从朝鲜的上古史说起，论述了朝鲜的古代王国，夫余族及其移民流向、三国时期的状况直至近代的朝鲜半岛的国际纷争。该著还介绍了朝鲜的文化、宗教及民俗等多项内容。尽管有诸多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两部著作是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东北亚历史的开山之作。
20世纪初期，随着进入朝鲜半岛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增多，西方人对朝鲜历史文化了解逐步深入。特别是西方传教士对朝鲜半岛早期史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相对完整地向西方介绍高句丽的是亚洲文会传教士赫尔伯特（HomerB.Hul⁃bert）和詹姆斯（JamesS.Gale）等人。赫尔伯特两卷本《朝鲜史》（HistoryofKorea，1905）中的朝鲜古代史部分论及高句丽，在概念和史实论述方面的准确性明显提升。詹姆斯的《朝鲜民族历史》（TheHistoryoftheKoreanPeople，1927）在传教士发行的刊物上进行了连载，对高句丽的介绍亦延用了赫尔伯特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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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由于日本的殖民占领和不断加剧的国际纷争，以及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朝鲜半岛的南北分裂，致使高句丽遗址地区（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北和北朝鲜）处于封闭和战乱状态，鲜有西方学者再涉足，更谈不上研究，只有一些日本学者取天时地利之便对高句丽遗址进行了大量的盗掘性发掘和研究。直到20世纪中期，随着大批高句丽古墓被发现和发掘，高句丽墓室考古热在中国大陆悄然兴起，高句丽研究才开始被学界所关注。至上世纪60年代末，西方开始出现日韩学者的译著及英文翻译的原始文献。诸如彼得·李（PeterH.Lee）翻译的《朝鲜名僧的生活》（哈佛大学，1969），何太勋（HaTae-Hung）翻译的《三国遗事》（1972）。在上世纪初至80年代之间，西方有关朝鲜的论文约有20余篇，而其中有关高句丽的专项研究论文只有数篇。一篇是黎克百（LeeKi-baik）《夫余的妒嫉之罪》（TheCrimeofJealousyinPuyǒ，Jouranl ofSocialScienceandHumanities，18，June，1963），论述了高句丽人的族源问题及其在夫余地区的活动；李奥格（LiOgg）用法语写的一篇有关高句丽人种形成问题的文章；还有一篇是《高句丽墓壁画起源研究》（AStudyontheOriginsof MuralPaintingsofKoguryo，ChintanHakpo，No.21，June，1960）。
这一时期最有名的高句丽研究专家当属肯尼斯·加德纳（Kenneth.J.H.Gardiner）。加德纳是一位汉学家，从上世纪60年代起开始研究朝鲜早期历史，出版了专著《朝鲜早期史：朝鲜半岛的历史发展至4世纪时佛教的传入》（TheEarlyHisto⁃ryofKorea：TheHistoricalDevelopmentof PenisulauptotheIntroductionofBuddhismin theFourthCenturyAD，1969）。该著集考古、文献、史料的综合运用于一体，使加德纳成为西方第一个综合运用东方考古学、文献学、史料等多种论据来撰写朝鲜史学论文的学者。①他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引证《史记》、《魏略》、《三国志》等文献来论述高句丽古国出现之前的东北亚局势，包括108年汉四郡的建立、公孙氏在辽东、乐浪地区的的崛起、魏的扩张、燕国对其周边地区经济社会的影响等等。加德纳在该著完成后转向了高句丽专项研究，仍从翻译原始文献入手，对朝鲜方面有关高句丽的史料进行了科学的推敲和论证。他还翻译了《三国史记》、《后汉书》中的高句丽史料，写成论文《〈后汉书〉中有关高句丽早期扩张的史料》发表在《辅仁学志》（MonumentaSerica，Vol.28，1969，pp.148-187）上。该文主要介绍了《三国志·魏书》之外的有关高句丽早期扩张历史的史料，包括毌丘俭等人的征伐等。同时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解读阐释了著者陈寿写作该书时的可信度。加德纳的另一部著作，《公元前1世纪至313年期间高句丽王国的沉浮》（TheOriginandRiseofthe KoreanKingdomofKoguryo，fromtheFirst CenturyB.C.to313A.D.London，1964）则主要讲述高句丽的早期历史及其与汉王朝的关系。该著提出了新观点，诸如把高句丽的建国断限定在公元12年，而不是传统说法的公元37年。实际上，公元12年只是高句丽违抗王莽的命令辅助汉军抗击匈奴入侵的年份。加德纳认为公元4世纪前半叶的乐浪郡的形势是非常敏感的，冬寿是完全独立于高句丽之外的前燕的真正领袖。在其从辽东地区逃回以后，冬寿实际上是受封于高句丽的有着各种头衔的被置于该地的领导者。冬寿于357年去世，高句丽一时无法找到合适的人代替。当时强大的燕国正在西边驱逐高句丽向南行进到与中国属地非常紧张的地带……加德纳的相关论文有《射手座与子座之外：高句丽与中国汉朝的关系》（“BeyondtheArcherandHisSon：Koguryo andHanChina”，PapersonFarEasternHistory 20，September，1979），论述了高句丽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敏感关系。另一篇论文《〈三国史记〉及其史料来源》（“TheSamguksagianditsSources”，Pa⁃personFarEasternHistory2，TheAustralian NationalUniversity，Sep.1979）对高丽历史学家金富轼的写史过程及史料的可信度进行了论证和质疑。
此外，加德纳对金富轼的有关高句丽历史地理研究特别感兴趣，曾写过一篇《传统的背叛？金富轼与高句丽立国》（TraditionBetrayed？Kim Pu-sikandtheFoundingofKoguryo，Papers onFarEasternHistory37March1988）。
夏威夷大学的爱德华·舒尔兹（Shultz，Ed⁃wardJ）对高句丽历史也颇有研究，其专著《朝鲜历史介绍》（KoreanHistory：AnIntroduction，2003）的古代史部分有许多涉及高句丽问题。相关论文有《金富轼与三国史记》（“KimPu-sikand Samguksagi”，TheJournalofKoreanHistory，73，Seoul：TheAssociationforKoreanHistoricalStudies，1991），论述了金富轼写作《三国史记》的时代背景与该著的实际价值等问题。20世纪后期，在加德纳等学者的努力下，西方一些大学纷纷成立了朝韩研究中心。1980年，夏威夷大学成立了朝鲜研究中心。不久，悉尼大学也成立了韩鲜研究会。1987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成立了韩国研究中心，高句丽问题也成为其中的一个研究主题。随着西方学术界对朝鲜历史文化的关注增加，有关高句丽研究的论著亦逐渐增多。
二、近期研究成果
2004年，高句丽王城及贵族墓葬申遗成功，高句丽的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高句丽墓壁画做了如下说明：“高句丽国是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今中国东北地区和半个朝鲜半岛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许多高句丽墓葬中都有美丽的壁画，这是高句丽文化的唯一遗存证据。中朝目前发现的1万余座墓葬中只有100座左右绘有墓壁画。”由此，西方学者对高句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热瞬间兴起。学者们主要围绕高句丽文物考古发现、高句丽民族宗教文化起源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相关的学术成果迅速增加，一些学术团体还推出了一些原始资料的译文以及部分朝韩学者相关研究的译著。
詹姆斯·格里森（JamesGrayson）《源自朝鲜的神话与传说：一部有注释的古代与近代史料纲要汇编》（MythsandLegendsfromKorea：An AnnotatedCompendiumofAncientandModern Materials，Surry，GreatBritain：CurzonPress，2002），其中包含有《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等史料的翻译。2011年，夏威夷大学太平洋与亚洲研究院主任爱德华·舒尔兹（EdwardShultz）主持翻译并出版了《〈三国史记〉中的高句丽编年史》（TheKoguryoAnnalsoftheSamgukSagi，2011）同时也将《新罗编年史》的翻译列入出版日程。哈佛大学的比英顿·马克（Byington，MarkE）②早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东北的古国史，其博士学位论文是《夫余国历史、人民和遗产》（AHistoryofPuyoState.ItsPeo⁃ple，andItsLegacy.哈佛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以夫余国的历史、居民流向及现存遗址为中心议题的。他结合考古发现和现存史料，提出了高句丽、百济等东北亚古国的建立都是由夫余国遗民完成的，夫余国是最早的与朝鲜祖先有联系的政体等观点，值得国内相关研究者们关注和借鉴。该文的拓展性研究是《夫余与高句丽之间的文化、政治关系》（“AStudyofCulturalandPoliti⁃calRelationsbetweenPuyoandKoguryo，”Jour⁃nalofInnerandEastAsianStudies，2：1，2004），该文在比英顿博士论文的基础上阐释了夫余文化与高句丽文化之间联系和区别；另一篇《控制还是征服？高句丽与满洲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关系》“ControlorConquer？：Koguryo'sRelationswith StatesandPeoplesinManchuria”，Journalof NortheastAsianHistory4：1（June2007）论述了高句丽与周边国家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还有一篇论文《一个古代少数民族的创造：中国历史地理中的高句丽》（TheCreationofanAncientMinor⁃ityNationality：KoguryoinChineseHistoriogra⁃phy.InEmbracingtheOther：theInteractionof KoreanandForeignCultures.Proceedingsofthe FirstWorldCongressofKoreanStudies，June，2002）则是以第三者的笔触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同时征引中国古代相关史料，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学者研究高句丽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篇文章标志着西方的高句丽研究开始走向成熟。比英顿是将《三国志·东夷传》、《后汉书·东夷列传》中有关高句丽、朝鲜的记载完整地翻译成英文的西方学者，其译著名为《三国志中的Han――有注释的翻译》（TheAccountoftheHanin theSanguozhi—AnAnnotatedTranslation）。在翻译之前，他认真推敲了《三国志》的成书过程，比较了各种版本的异同，以中文英文对照的形式逐字翻译，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
有关高句丽历史争端的研究还有美国学者丹尼尔·凯恩（DanielKane）的《文化与思索——艺术：一场过去的战争，东北亚古代历史的政治转变》（“Culture＆amp;Thought-Arts：ABattlefor thePast；AncientHistoryTurnsPoliticalin NortheastAsia”；AsianWallStreetJournal，16 Jan2004）；奥斯汀·拉姆济（AustinRamzy）《重写历史：中国与韩国对古高句丽国的争端》（“Rewrit⁃ingHistory：ChinaandtheKoreasfeudover theAncientKingdomofKoguryo，”TimeMaga⁃zine，Vol.164，No.8，August23，2004）；安德鲁·沃德（AndrewWard）《古代史扳动新关系》（“AncientHistoryHauntsNewTies，”Financial Times（London，England），September1，2004，August24，2004）；罗兹曼·吉尔伯特（Rozman，Gilbert）《历史作为中韩冲突的竞技场及美国的角色》（HistoryasanArenaofSino-KoreanCon⁃flictandtheRoleoftheUnitedStates.Asian Perspective36.2（Apr-Jun2012）：263-285）；彼得·格雷（PeterHaysGries）《高句丽争端：民族身份与当今的中韩关系》（“TheKoguryoControver⁃sy，NationalIdentity，andSino-KoreanRelations Today”，EASTASIA，Winter2005，Vol.22，No. 4）；未属名的《南韩与中国对已逝王国的争端》（SouthKorea＆amp;ChinaArgueOverLostKing⁃dom”TheStatesman，25Aug2004：1）。相关的学位论文有詹姆斯·罗伯特（JamesRobert）的《经济相依与冲突：中国与邻国》（EconomicInterdepen⁃denceandConflict：TheCaseofChinaandits Neighbors Diss.Masterson，UniversityofCincinna⁃ti，UMIDissertationsPublishing，2009.）等等。
随着高句丽国际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西方学者对于高句丽的宗教和民族问题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通过研究朝鲜古代宗教发现了当今韩国学者论著的一些问题，其研究成果更趋客观。他们发现流行于当今韩国学者之间的朝鲜宗教一统论的准确性有待商榷，这等于间接否认了韩国学者在高句丽民族及领土归属问题上的主流观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约翰·约根森（John Jorgensen）、汤·贝克（TonBaker）等人。约根森在加德纳的研究基础上对高句丽的佛教问题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主要文章有《高句丽的佛教：一个多民族尚武国家的泊来宗教》（GoguryeoBud⁃dhism：AnImportedReligioninaMulti-ethnic WarriorKingdom，TheReviewofKoreanStud⁃ies，Vol.15，Num.1，June2012）。该文以大量原始文献论证了佛教在高句丽社会中的地位及影响。经过缜密的推理和论证指出：高句丽的佛教主要是受鲜卑佛教的影响，高句丽早期的佛教支持者很可能与鲜卑存在渊源。由于高句丽边境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因而高句丽被当代朝韩人所认定的是“朝鲜人祖先”的说法存在很多疑点。约根森还有一篇在此基础上的拓展性文章《高句丽佛教：好战的多元民族国家的和平宗教》（KoguryoBuddhism：PacifistReligionina Multi-ethnic，WarriorKingdom，GlobalKoreaPro⁃ceedings）。汤·贝克《唯一的神：韩国一神论的词汇构建》[Hananim，TheConstructionofTerminolo⁃gyforKoreanMonotheism，TheReviewofKore⁃anStudiesVol.5，No.1（105-131）2002]该文通过对原始资料中朝鲜古代神话和史实的解读来评析现当代朝韩社会中的宗教现象，指出韩国有些学者生搬硬套地把檀君传说与高句丽立国神话糅和在一起，刻意通过制造一神论的宗教模式来佐证大韩民族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最早对高句丽语言文化进行研究的西方人是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教授、欧亚语言学专家克里斯托夫·I·拜克维斯（ChristopherI.Beckwith），其专著《高句丽：日本大陆亲属的语言：日本与高句丽语言的比较研究》（Koguryo：TheLanguageofJa⁃pan’sContinentalRelatives：AnIntroductionto theHistorical-ComparativeStudyoftheJapa⁃nese-KoguryoicLanguages，2004）是第一部对已经消亡的高句丽古语言深入研究的专著。该著聚焦于高句丽古语言的重新构建及其与其他语言的关系。作者根据日韩语言的亲缘关系对高句丽民族的民族语言学演进史、语言文献学的资源做了深入的分析，并附了一个完整的所有古高句丽语的词汇表，得出了高句丽古语与日本语言在基因上的密切关系，否认了其与朝鲜和阿尔泰语系的联系。从语言的亲缘关系上判定高句丽与朝韩在血缘上并没有多大的关联，从而否认了当今朝韩人与古高句丽人的血亲关系。拜克维斯的观点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和否定。托玛斯·派拉德（ThomasPellard）在其《高句丽——日本大陆语言的亲属：日本与高句丽语言的比较研究及对古代中国东北人的基本介绍》（“Koguryo，theLan⁃guageofJapan'sContinentalRelatives：AnIn⁃troductiontotheHistorical-ComparativeStudy oftheJapanese-KoguryoicLanguageswithaPre⁃liminaryDescriptionofArchaicNortheastern MiddleChinese”,KoreanStudies，292005：167-170，175）一文中指出拜克维斯的书中有太多方法论上的缺陷，忽视了阿尔泰语系理论的整体性，只是通过否认阿尔泰血型学的真实存在而推翻了趋同论。
近年来，西方学界有关高句丽的研究推陈出新，研究主题更加多元化。对高句丽遗址、文物、文化、高句丽对外关系的研究等等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年青学者将博士论文选题定在了高句丽上，他们的观点新颖，分析大胆，尤其注重田野调查，为国际性的高句丽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高句丽考古方面的论文主要有萨瑟兰德·希瑟（Sutherland，Heather）《早期亚洲葬礼艺术中的适应与转变：中国集安四座高句丽墓研究》（AdaptationandTransmissioninEarly EastAsianFuneraryArts：TheThreeGoguryeo FourSpiritsTombsinJi'an，China，宾夕法尼亚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该文聚焦中国吉林集安境内的四座高句丽古墓壁画，指出其绘制方法有汉唐遗风，壁画主题与中国古代神话和宇宙观有着亲密的关系。作者通过细致地分析古墓的墓志铭和镜铭文，揭示了当时东北亚古国文化的互通性和共存性。相关的博士论文还有金（Hyung-wookkim《)古老而辉煌的即往：朝韩人民对高句丽的集体记忆》（AnAncientandGlori⁃ousPast:KoguryointheCollectiveMemoriesof thePeople.UniversiryofCalifornia,2012)，加利福尼亚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期刊论文还有丹尼尔·凯恩（Kane，Daniel）《壁画残片》（Mural Flap，Archaeology，55.1，Jan/Feb2002：10），该文聚焦于高句丽墓壁画残片，对缺失的部分作了可能的想像性修补和分析；吉娜·巴恩斯（Barnes，Gi⁃naL）《从考古学角度看新罗的扩张》（TheEmer⁃genceandExpansionofSillafromanArchaeo⁃logicalPerspective，KoreanStudies，Vol.28，An⁃ nual2004）根据近期考古发现分析了新罗与百济、高句丽等国家的战争关系……有关高句丽外交关系的文章还有格尔曼和鲍尔丁（E.I.Gelman andV.I.Boldin）《高句丽对渤海文化的影响》[Koguryo’sInfluenceonParhae（Bohai）Cul⁃ture，JournalofInnerandEastAsianStudies，7：4，December，2004]；乔纳森·贝斯特（Jonathan W.Best）《高句丽与百济关系综述：官窥早期朝鲜标准时间的流沙空间》③（“AnOverviewofKogu⁃ryo-BaekjeRelations：WithaQuickPeekinto theQuicksandsofSpaceandEarlyKoreanStan⁃dardTime.”JournalofNortheastAsianHistory 4：1，June,2007.）等论文。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国际学术期刊和平面传媒中有关高句丽的论著已逾百篇。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无法一一详述，仅择目之所及之要者大致勾勒了西方高句丽研究的轨迹。希望通过本文的概述能使中国学者增加对国际高句丽研究动态的了解，以便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同时将中国学者的高句丽研究成果推向世界。期待高句丽的国际研究更加繁荣、客观、科学。
[注释]
①TheEarlyHistoryofKorea.byK.J.H.Gardin⁃er，Reviewby：WilliamE.Henthorn，TheJournalof AsianStudies，Vol.30，No.1，Nov，1970.
②比英顿·马克是一名真正的高句丽研究专家。他毕业于哈佛大学，获东亚语言和文明的博士学位。为深入研究朝鲜和中国东北的考古史和早期史，特别是高句丽和夫余史，曾在吉林大学做实地研究，后来任哈佛大学朝韩学院早期朝鲜工程的主任。
③该文是在其1982年的《百济与中国之间的外交与文化交流》（《哈佛亚洲研究学报》，Vol.42，No.2，Dec，1982）的基础上拓展而成的。
教育部2011年修订的《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四基”，即学生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基本活动经验”。本次修改相对于2001年的实验稿有了一个重大变化，即是在 “双基”上增加了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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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卓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241(2015)01-0083-05
［作者简介］赵欣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后吉林长春13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