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1】李蔷华：未开言思往事慢慢细讲（秦岭）
为了完成这次的访问，我前前后后到李蔷华老师家里叨扰了三次。头一回因为路不熟，最后还是劳烦李老师在电话里亲自给我指了方向。电梯刚到24层，就看见走廊那头李老师家的铁门已然虚虚地开了一道，“这边儿、这边儿！”她微笑着站在门口冲我招手。
李蔷华老师如今居住的这套位于徐家汇路上的公寓，是儿子关栋天1999年为她购置的，朝南的客厅十分敞亮，透过薄布细花窗帘间的缝隙，从窗口向外眺望，是现代上海繁华并繁忙的城市风景。李老师拉着我在客厅中间的大沙发上坐下，自己又忙着转去厨房，要给我倒茶。“水总是要喝的。”看到我一脸惶恐地跟了过去，她摆了摆手，果断否决了我的谢绝，“哎呦，小心烫。”回身将白色磨砂玻璃茶杯双手递到我手里的时候，又这样细心叮嘱。一圈忙活停当了，这才端着自己常用的那只红色马克杯，在我左手边坐下。“年纪大了，不好收拾，家里乱糟糟的。”这当然是她的客气。不过面对房间里上上下下摆放着的许许多多拍摄于不同时期的照片，我确实有那么一点儿小小的惊讶，简直像是误闯了奇境，蓦地跌入岁月的长河里。那天李老师的妹妹李薇华刚巧也在，一起坐了一会，拉拉杂杂地聊了不少少年时代的往事，直到俞振飞先生的学生李松年偕同夫人王苓秋前来师娘家探望。临了，李薇华老师还把我送到门口，问我回去认不认得路，叫我千万路上小心。
这第一次的见面，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后来跟李蔷华老师聊得熟了，更是在这温暖与亲切之中，又生出些欲罢不能的感觉。一切正应着程砚秋先生在《金锁记》里的那句唱：“未开言思往事慢慢细讲”。后来，我吃过午饭就到了徐家汇路，家里只有李老师一个人在。她还像上次那样端上一红一白两个茶杯，我们也还像上次那样彼此相侧而坐，对着满屋子的相片，从午后一直谈到快要天黑。回想起来，整整四个小时的时间仿佛转瞬即逝，武汉、重庆、成都、昆明、涪陵、南京、上海、长春、台北、香港……我几乎跟随着她的人生足迹，凭着想象将整个中国跑了个遍。那些尘封故事听起来仿佛离我非常遥远，却又似乎相当切近，其中不乏如雷贯耳的伟岸名字，也有早已湮没无闻的孤寂身影。重要的是，正是在她那绵长而细致的叙述里，我又重新认识了那些曾在她的生命历程中留下过重要印记的人，窥见了他们最真实也最可宝贵的那一面。
采访开始之前，我就老老实实对李老师讲过：戏我看得少，不懂，也不敢装懂，要不我们多聊聊人吧。说这话的我，确实也抱有一点微妙的小心思，想着能不能也学着前辈的样子，把那些属于梨园的老底子的片段往事，照着原样整理出来，说给那些不看戏的人听。
幸运的是，这一次，李蔷华老师是真真正正地满足了我的愿望。
[注]本文凡谈及年龄，一概遵循李蔷华老师自己的讲法，用的都是虚龄。
李蔷华与妹妹李薇华（左）
棠棣与蔷薇
“我本来不姓李，我姓熊，我叫熊瑞云。我母亲一共生了四个孩子，我们现在的名字都是我继父给我们取的。我大哥叫李棠华，妹妹叫李薇华，小弟叫李棣华。棠棣、蔷薇，寓意兄弟姐妹。”
李蔷华出身的那个熊家，在当年的武汉，曾经也算是一个相当殷实的人家。她的祖母娘家是武汉著名的刘天宝药店的主人，即便是如今的武汉街头，也依然可以见到“刘天宝”的名号。她的外祖父秦朗斋则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就算谈不上富庶，至少也是衣食无忧。
“我做女儿的其实不应该这么说，但是我亲父这个人呢，确实不是一个能负起家庭责任的人。”李蔷华的亲生父亲是一个标准的纨绔子弟，没什么本事也不求长进，到了他的手上家道终于败落，慢慢地，连最基本的生活都开始变得捉襟见肘。父亲曾经计划着以200块大洋为价，将李蔷华卖给海关上一个姓潘的人家做童养媳，最后是她的母亲以死相挟，拼着命才把她留了下来。长她两岁的哥哥李棠华便没有了这样的幸运，8岁时候被“写”给了上海杂技团的前身、潘玉珍童子团，从此杳无音讯，直到抗战胜利，李蔷华和母亲千方百计找到上海，这才最终得以母子团圆。“所谓写给人家，命就在人家手上，跑了病了打死了不论的。”李蔷华说，“现在杂技界很多人还都认识我哥哥。我哥哥现在住在台湾，李棠华杂技团就是他创办的。”
为了养家活命，李蔷华的母亲去学了山东大鼓。她带着剩下的三个孩子加入了曲艺队，一路表演，前往重庆。那一年，李蔷华9岁，妹妹李薇华6岁，小弟李棣华只有3岁。
当时正值抗战前期，作为大后方的重庆戏曲演出市场相当红火。通过演出，母亲终于重新积累起了一些积蓄，日子也渐渐宽裕起来。她于是领着李蔷华姐弟三人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相，寄给当时尚在武汉的李蔷华的亲生父亲，告诉他她们在重庆生活得很好，让他过来跟她们一起。“我父亲收到信之后，就回信告诉我们会搭什么时候哪班船来，可结果我们却听到消息说，那班船被日本人的飞机给炸了。我们都以为我的父亲死了”——“以为”的意思，当然是事实上并没有，然而这些已经是后话了。
“无论怎么说，他总是我的亲生父亲。可是过去的那些事，一是我哥哥被写出去，二是我父亲要把我卖去做童养媳，这些烙印在我心里是很深很深的，也是很疼很疼的。可以说，它影响了我的一生。”李蔷华说。
就这样，9岁的李蔷华在重庆开启了自己的学戏生涯。那时候也没什么明确的行当，老生、老旦、花旦、刀马旦什么都学，“我没有童年，就是练功唱戏吊嗓子”。12岁的时候母亲改嫁，她在继父李宗林的指点下，专心研习程砚秋的程派戏。1942年，14岁的李蔷华在成都挂二牌演出，半年后又回到重庆，挂头牌。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她和妹妹到处跑码头，继父拉弦教唱，母亲则负责剧团上下的打点，由此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从小我就和薇华一起唱。我缺什么，她就给我配什么。我唱花旦戏，她唱小生；唱《骂殿》，她唱老生；我唱《女起解》，她就唱崇公道，来个小花脸。那时候我的戏都是她配的。那时候她还小，比我还矮半个头，刚开始连椅子都够不到，还得抱上去。”而这对以“蔷薇”命名的如花姐妹，后来也终于成就了戏曲史上一道明丽而传奇的风景。
1951年，荀慧生率团来上海演出，李薇华慕名前往，随后便拜了荀慧生为师。1958年，她加入荀剧团，每到一个地方演出，荀慧生总是让李薇华先演三场，接着再由自己出马。有学生登门向荀慧生求教，也一概全交由李薇华代为传授。“她的荀派唱得可好了！”李蔷华眯起眼睛笑着，口吻异常骄傲，“荀先生的四出戏：全本《得意缘》、全本《花田错》，还有《卓文君》和《钗头凤》的录音片段，音配像都是我妹妹给做的。”
最好的继父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其实是我的继父。他人很温和，也很有修养，是个很好的人。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
李蔷华的继父李宗林是个文化人，拉了一手好胡琴，跟名家高华、言菊朋一起票过戏。对李蔷华来说，“师”、“父”这两个字，在他身上是一体的，“是他培养我开始唱青衣”。
作为“业师”的继父，对李蔷华学戏的要求很是严格。每天天不亮就催她起来练功，开把子，下腰，压腿，一套功夫练完了回来，便拉开一把椅子坐好，架起胡琴帮她练嗓。“我小时候是个'回笼嗓子’，本来吊了两出戏吊得挺好的，睡了个午觉起来嗓子就又闷了。于是我继父就专让我睡完觉起来再重新吊，一定要吊到什么时候唱，嗓子什么时候有。所谓的嗓子实际上就是功夫，功夫下去了嗓子就听你的话。”李蔷华说，除了教唱，他还教文化，“我一天书都没读过，读书写字都是跟继父学的。他教我戏，总是先写了唱词，然后指着，一个字、一个字地讲给我听。于是戏会了，我字也会了。特别是后来学到程先生的那些小本戏，言辞都非常文雅，我继父就一字一句讲给我听，这句是什么意思，那句是什么意思。对唱词的理解深入了，演出来的戏自然就有味道。”也正是在继父十多年的熏陶下，李蔷华终生都保持着读书看报的习惯，因为“只有懂得越多，很多事情才能看得明白、知道判断”。
李蔷华14岁的时候，因为听说成都的演出市场好，他们举家从重庆迁往了成都。在成都，李蔷华挂了二牌，开始了她真正意义上的京剧演出生涯。因为人长得漂亮，戏做得也漂亮，唱了半年，很受欢迎。钱和名声是挣到了，糟心的事情却也跟着来了。“当时有那么一个人，我也不好说他的名字，他想方设法，托人来做媒，跟我妈妈讲价钱，要把我要去”。就像当时的市井小说里写的那样，对方仗着钱势对他们一家软硬兼施。当得知李宗林并不是李蔷华的亲生父亲，便把李宗林单独约出去谈，只要他做主把李蔷华嫁给他，便保他后半生衣食无忧。李宗林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回来果断告诉李蔷华的母亲，成都不能呆。他暗地里卖掉了他们在成都的房子，想方设法找了一辆货车，一家人躲在货车的顶棚下面，趴在货物上，连夜逃回了重庆。
“我的继父对我、对我们的家庭，那真的是有恩的。你想，连我的亲生父亲都要卖我，可他却能完全为我着想。他的人格之高尚，别的不提，就说从我12岁，一直到1953年，我25岁，他脑溢血去世，尽管他对我们姐妹很温和很亲切，却从来没有在肢体上靠近我们一下。连摸摸手，说声'乖乖儿’都没有。为什么我那么敬仰他，永远记住他，就是在这些方面。”
大风剧社
“我第一次接触程派的戏，就是我12岁的时候。在重庆，看的是赵荣琛赵先生。感觉很大气，我一下子就被打动了。于是我跟我继父说，我就要学程派。”
那时候重庆的京剧舞台，最为活跃的大约要属赵荣琛的“大风剧社”。赵荣琛是一个演程派的高手，有“重庆程砚秋”之称。他和李蔷华的继父李宗林是好朋友，“赵先生的《朱痕记》就是我继父教的”。而赵荣琛凡有重要的演出，也总会邀请李宗林来为他司琴。继父上台拉琴，李蔷华便跟着过去，躲在一旁蹭戏。
“赵先生本人没有教过我戏，但我记得《三娘教子》还是《汾河湾》，我给他演过一次小孩儿。”
回忆当年混在“大风剧社”的日子，李蔷华忽然想起一件好玩的事情来。那时候剧团里有位先生叫张宝彝，李蔷华管他叫宝彝叔，他是赵荣琛在山东省立剧院学戏时候的同学，后来成为了有名的京剧导演，关肃霜那部荣获全国电影百花奖的电影戏曲片《铁弓缘》就出自他的手笔。当时大风剧社在重庆第一剧场演出，李宗林就让李蔷华跟着在那儿练功，而负责指导她的就是这个宝彝叔。“白天没戏的时候，他就让我们对着台边的大柱子耗腿，一直把腿架到脖子这儿，站成一直溜儿，然后再把你的腿直直地系在柱子上，就这样保持不动，耗腿。系好了，他就转到后台去了。那时候他正跟赵先生剧团的一个叫夏韵秋的刀马旦谈恋爱呢。他去后台谈恋爱了，可我这边正系着耗腿呢。结果我们等了好长时间都不见他回来，都快受不了了，在那边直叫唤。”说到这里，李蔷华终于忍不住掩嘴笑出声来，“印象特别深。宝彝叔人很好的，我把他当自己亲长辈看。他修养也很好，从来没有打过我们，顶多拿块板子轻轻敲你两下，吓吓你。”
怎么是他？
“这件事，我记了一辈子。”
1944，李蔷华16岁，她去昆明演出，挑的是头牌。场子在云南大戏院，而她们一家就住在戏院对面的旅馆里。有一天她刚吃完晚饭，对面戏院催场的人就过来了，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咖啡色褂子，很低眉顺目的一个人。他哈着腰对她说，李老板，您该下后台化妆了。那会儿李蔷华刚到昆明，人头不是很熟，也不知道来人姓甚名谁，只听见继父脱口而出，暗叫一句“怎么是他？”催场的走后，她赶忙问继父那人究竟是谁，“我继父对我说，你不知道，他叫赵、君、玉。他可是上海的梅兰芳呀，厉害着呢！哎呀他怎么会沦落至此！”
这个赵君玉早年曾与有“伶界大王”之称的谭鑫培合演过《珠帘寨》《汾河湾》《御碑亭》等好几部戏，很受谭鑫培器重，又与梅兰芳合演过《五花洞》，更是声名显赫。在上海有过三楼三底的大房子。他好抽鸦片，连烟枪上镶的也都是宝石。
“你想不到吧？给我催场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李蔷华在云南大戏院唱了半个月左右，有一天忽然听有人传说，赵君玉死了，就死在后台。那时候，李蔷华在后台是有单独的化妆间的，听到人说，就跑出去看。赵君玉平时就住在后台的一个小角落里，找了块门板做床，边上拉一道帘子也就好了。“那是块白布，脏得都已经灰了，他就死在那后头，而且是过了两天，人家才知道他死了，据说是连瘾带病。”
任你曾经是怎样的好角，嗓子没了，就什么都没了。“这个印象给我是一生的。它给我警惕了，不要染上任何的毛病，养成任何不良的习惯，不然就是自己让自己走上末路。”李蔷华说，“赵君玉，你得记下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