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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脉之地红旗岗

——故乡的曾经（一）

文|范成英

“红旗岗”这名称一看就知道是时代产物，也确实是文革时期由柳林公社党委书记邹昔天命名的（注：红旗岗小学座落地）。然“红旗岗”就像一条赤色巨龙，岗背暗红、寸草不生、左右两侧怪石嶙峋，整片龙脉之地头南尾北、从一望无际的奉笔畈平原陡然升高、拔地而起，且一直向北延伸并连接巍巍大龙山。四周村庄呈放射性散落。

红旗岗与距此不到2千米的九龙山遥相呼应，九龙山因千年古塔而名垂千古，红旗岗则因御赐奉笔（畈）而风骨峭峻。曾经熙熙攘攘的红旗岗小学和古老的油坊、加工厂便座落在这条浑厚的龙脊岗背上。红旗岗小学原名为“七王庙”小学，因校建筑是一座寺庙、即新中国成立前为南丁亮村的家庙，后为九华山归来的李姓尼姑的修行寺庙，不过，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成为一至四年级的七王庙初级小学了。

1966年秋季我到七王庙小学时，全校四个年级四个班四名老师，因为是寺庙，建筑格局古老森严，进门左右为两间教室，通过教室则是两间面积仅十多平米的厢房，进门往纵深是横向的左右两大天井，越过天井则是面向天井的一排房屋（注：三、四年级教室和老师卧室）。当年我的宿舍在左前小厢房，与后排住的老师隔着天井。每到阴雨天或者夜晚，我感觉隔着天井就像隔着另一个世界，阴森静寂、令人毛骨悚然。

学校后面的荒地相传是一条阴路（阴兵经过的路径），即便大白天也没人敢去。记得有一次星期天晚上我一人在校，夜里突然被一阵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吵醒了，我借着手电光睁眼一看，桌子上的小闹钟才凌晨三点多。这么早会是谁在外面呢？按我历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量和冲动，即刻就想开门弄个明白。刚起身、忽然浑身一冷打个寒战：脑子里突然闪现出前天半夜宋老师遭遇的怪异。

前天夜里宋老师在半睡半醒状态中突然听见教室里传来纺车纺线的嗡嗡声，他没有多想就起床去了教室，当时天井里一片惨白，而漆黑的教室里却横七竖八摆放着多台转动着的纺车。宋老师怀疑自己是否在梦游或眼睛病变出现幻影，他用力掐了掐自己的大腿、又用力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没错！自己清醒着呀。这就奇了怪了，白天还是一排排课桌怎么晚上竟变成一台台纺车呢？而且，转动的纺车像自动化机器一样无人操作，声音也正是转动的纺车发出的。

宋老师再也没法淡定，他被眼前瘆人的情景吓得魂飞魄散，大声惊叫了起来，听到炸雷般的惨叫声，我们全都像触电似的半夜惊醒，继而快速涌向惊魂未定的宋老师，涌向他指向的教室。当我们四支手电筒齐刷刷的指向漆黑的教室时，没发现任何异样，课桌还是那些课桌、黑板还是那块黑板。虽如此，大家还是有点心悸和不安，好在，只是一场虚惊，大家各自回房休息，是夜无语。

想到此，我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打消了开门看究竟的念头，然噪杂喧哗的声音仍令人好奇，于是我贴着墙壁侧耳倾听，喧嚣的杂音似集市或会场一般，如同多人吵架似的叽哩呱啦，音量很大却又一句也听不清楚。我想起以前看外国小说里描写的一座恐怖庄园，那座庄园的墙壁夹层里安装着转动的齿轮，每到深夜，转动的齿轮便发出鬼哭狼嚎般的声音，恐怖极了。莫非这七王庙的墙壁里也暗藏着机关？

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凌晨5点多才安静下来（注：后来才听说那天夜里是阴兵过路。所谓阴兵过路，其实不是封建迷信，而是因地质变化形成的留声效果，这种效果如遇到极端季节或气候，便会再现当年古战场枕戈泣血的战争场景。也就是说，红旗岗其实就是当年的古战场）。第二天学校一切如常，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不过，我再也不敢独自一人留校了。想想也是，七王庙本来就是南丁亮村供奉祖先的地方，上朔多少代先人的灵魂都在这里聚会交集，他们中有文人也有武举，有正常死亡也有横祸冤死。这里每一块牌位后面都藏匿着一个故事，无论这故事是精彩还是曲折，也无论这故事有多么久远，都有过惊心动魄的曾经。其实，我们看不见的世界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世界，每天不知有多少暗物质在尘嚣滚滚、在风云际会。

当年正是文革之初，我们每星期六下午要到丁全塆中心小学学习，次日下午才返回，学习的内容大都是报刊杂志上的新闻，什么“论海瑞罢官”、“打倒三家村”、“破四旧立四新”和背诵毛著老三篇等等。说实话，我们都是懵的，不知道我们的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党中央、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家村是地名是杂志社还是其他什么我们一概不知。当年在农村，只有“破四旧立四新”和“批斗地富反坏右”的政治运动大家才不陌生。

1967年我被借调到丁全塆中心小学代课，与此同时，七王庙小学拆除重建（重建期间学生和老师去了哪里，至今我不记得。不过，那时柳林公社除了红旗岗和丁全塆两所全日制小学外还有众多教学点，如刘得福老师执教的肖家洼、刘正淑老师执教的刘家河、二大队胡辉厚老师执教的进路塆以及三大队等等）。1968年重建的学校改称为红旗岗小学，我也返回到该校并住在新学校的右前排宿舍，与我带的班、即四年级的教室仅一墙之隔。新建的红旗岗小学规模扩大了，有一至五年级六个班，有包括校长在内的九位老师，他们分别是：曾凡中（校长）、宋仕焰、张丛富、陈武伦、丁汝才、丁汝高、曾令炎、丁存芝和我。

也许是人多火焰高，也许是建筑工匠使了什么法术（注：据说农村老资格的泥瓦匠一般都会一种干扰户主兴衰的特种巫术），新学校从此再没出现什么怪异了。同年，建造学校的那班工匠又在红旗岗的龙头位置筑建了大队粮食加工厂和油坊。加工厂是多功能的，诸如稻谷、小麦、猪饲料、红薯及面条等等都能加工，每天从早到晚机器轰鸣、粉尘飞扬。

较之永不停歇的粮食加工厂，油坊的忙碌则是阶段性或季节性的。那时候榨油采用的都是古老传统的人工木榨，即从筛籽、炒籽、碾籽、蒸粉、做粉饼到上榨，再进行插楔、撞楔直到出油十多道工序全部采用最原始的手工。也就是先将作物（菜籽、茶籽、花生或芝麻等）筛选出来，然后用大铁锅炒至半熟、在大碾盘用牛拉的石碾反复碾磨、碾成粉末，继而蒸熟，后将冷却的熟粉倒进放了稻草的铁圈中、用双脚踩压成圆饼，然后将排列有序的圆饼放进榨槽，（注：榨槽是由一棵生长数百年的整树凿成的，一般长约2米、宽约40公分）最后把厚实的木块放进榨槽的右端并在木块间钉进三角形的木楔。一切就绪之后，榨油师傅便带领一班人，口中喊着号子，众人一起发力将悬吊在空中的撞杆狠狠撞向木楔，随着撞杆的反复撞击，三角形木楔终于挤进木块、这时候，受到木块挤压的粉饼便开始出油了。

每逢油坊开工，整个红旗岗的空气里便飘荡着好闻的香味。在那个计划经济、粮油短缺的年代里，油坊里那种炒花生芝麻之类的香味盖过了大自然的草木清香，香味让人饥肠辘辘、心生幻象。学校里的学生只要一放学，便三五成群跑去油坊的炒锅抓烫手的花生并迫不及待丢进嘴里，常常吃得满嘴乌黑。炒锅前的师傅心疼这些半饥半饱的孩子，有时装着没看见、任他们胡抓乱抢，有时用大锅铲铲一堆让他们自己去分。

油坊榨油是集体行为，即每个生产队轮流转，粮食加工则是各家各户自己安排。我记忆最深的是每年挖红薯的季节，我们奉笔畈的红薯地在距离村子1千米以远的河畈，那儿是沙质土，花生红薯都属长在地下的块根物种，沙质土壤更宜采收。金秋九月正是挖红薯、扯花生的收获季，为了节省劳力和简化流程，我们生产队将当天挖出来的红薯就地按户分配，仓库保管员和会计当场一人过称一人记账将红薯划分成堆，然后大家各自搬运自家分得的那份，那可真是拼体力的活。生活在农村，若没练就一身毛毛力还真的不行。

日常生活中，红薯除了当主食外，另一最大的贡献就是被磨成充当肉糕鱼丸辅料的淀粉。因此，收获季的金秋也是忙碌的金秋，我们要趁着红薯粉质未流失之前将其磨粉、更要趁着好天气晒干。于是，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只要一有空闲便洗红薯、削薯皮、然后挑到加工厂加工（注：之前用带齿的瓦缸自己手磨），然后用土布过滤、沉淀（一般需沉淀10多个小时），最后去除上层的清水，取出底下的粉末晒干备用。现在回想当年的农村生活，无论是磨红薯粉、自制豆腐还是搅拌鱼泥做鱼糕、脚踩舂碓舂糯米做年糕等等，那一项都是强体力劳动。（注：鱼糕上蒸笼之前，全凭手臂的力量将淀粉和鱼泥搅拌成丢进水里不散开的程度、方可）

红旗岗东面是面积约40亩的十担塘，相传十担塘水域原址是当地大财主丁百万的别墅庄园（注：朝代无考），庄园虽非紫阁黄扉的官邸，却气势恢弘、巍峨壮观。有一年大年初二丁百万的穷舅舅到姐姐家来拜年，按照我们当地的习俗，大年初二应该是外甥拜舅舅，可人一旦有了钱连礼数也颠倒了，古今如此。穷舅舅想着自己的亲姐毕竟是骨肉同胞，便也懒得去计较穷了富不得、富了了不得的外甥丁百万。

那年的年初二正是大雪纷飞的寒冷季，水面冰封能跑马，屋檐冰挂能砸死人，衣着单薄的穷舅舅不知在路上跌了多少跤好不容易才来到姐姐家门口，满以为姐姐听到管家通报会亲自出来，谁知人还没进门就被丁百万放出来的恶狗咬伤了。俗话说人借有钱汉、狗咬破衣人，这话还真经典。穷舅舅虽未着破衣，但在这大雪天较之身着裘皮的富态外甥仍有天渊之别。从此，舅甥之间结下恩怨，老死不相往来。

若干年后的一天，穷舅舅到京城看望友人，偶遇为官清廉且与他有同样遭遇的当朝巡抚，巡抚让他写下丁百万的罪状投到京城衙门（忤逆长辈罪）。很快，巡抚亲临麻城明察暗访，只见丁氏庄园金碧辉煌、珠箔银屏如同紫禁城翻版。他大吃一惊：这还了得，这不是要谋反吗？于是亲自带人捉拿丁百万归案、并将庄园夷为平地，为杜绝丁氏族人死灰复燃，巡抚派人在此地深挖三个月直到平地变水域、庄园变池塘。

如今的十担塘水域面积远没有当年的40亩，从红旗岗东面坡底继续向东延伸便是熊家墩，熊家墩马路对面是现今的村委会、医务室和图书室等，之前在十担塘一路之隔还有种鱼场。这条左右两边都是水域、都是鱼世界的宽敞塘埂，是熊家墩、黄土咀、唐家洼及雷家冲等村子学生上学的必经之路。当年走在这条充满朝气和阳光的塘埂上，我们自己仿佛也回到了学生时代，自己也是祖国的花朵、国家的未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红旗岗小学朝气蓬勃，六个班300多名学生集中起来就是呼啦啦一大片，在那个团结、友爱、严肃、活泼的学习氛围中，那个热血沸腾、欣欣向荣的火红世界里，同学们没有理由不雪案萤灯、青云自致。因而，每个人的潜能都发挥得淋漓尽致（注：即便是现今已被否定了的文化大革命，在当年也没有谁质疑过对错）。那时候的民办老师其报酬与生产队社员一样，是串串数字的死工分，工分的多少则取全体社员工分的平均值。后来国家给予民师每人每月5元钱现金。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人们对金钱好像不那么敏感，至少不像现在这样焦虑。人们不是常说“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吗，那时还真是。

那时我们自己种菜、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天一起上山砍柴，老师轮流值日、做饭，谁家有好吃的都会带到学校大家共享。那时没有手机电脑之类，学生的考卷也是自己刻钢板、然后用油墨打印出来的，每隔一段时间，三河教育组便会组织公开课，轮流展开、互相促进。现在想想当年的简陋才是真正的原汁原味，是生活的本相。

如今，走在红衰翠减、芳草凄迷的红旗岗恍如隔世、倍感荒凉，老半天都见不到一个人影，昔日熙熙攘攘的学校空空荡荡、破败不堪，长年机器轰鸣的加工厂及飘着芝麻花生油香味的老油坊也不知什么时候全都消失了，就连当年一起看花紫陌、斗草青郊的几位老师（同事）也鱼沉雁杳、所剩无几。也许再过几年，我们这一代人全都灰飞烟灭，生命，其实就是忽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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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雪莲|《浮生十记》电子书（附录古体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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