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老子》明太祖注第六十章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

不可挠，挠就是有为。烹小鲜，烹本身就是为，但这是无为之为，若在烹之外又加以挠，这挠之为，就是有为。以道莅天下，就是以这种不可挠的无为之治。唐玄宗说不可烦，其说甚是。烦，就是在必要之外的多余之举。多余之举，就是有为。又说不求妄有之福，求妄有之福，也是多余之举，是有为。你求妄有之福，则反而丧失应得之福，这就是福兮祸所伏。治天下纯是人事，不必求鬼神的保佑。只要以无为治之，自可治好，何必再求鬼神？若求鬼神，肯定是对人力的无信心。从历史上看，往往是统治昏乱之时，祭礼鬼神的活动最多最盛，这叫人事无法回天，只好乞灵于鬼神，进行自我安慰。

宋徽宗把变法与挠小鲜相提并论，是宋人的独特观点。北宋时有王安石变法，受到很多人的反对，看来宋徽宗也是反对者之一。清静无为，与变法是背道而驰的，变法是对既有制度的改变，这是无为之外的多余之举。王安石变法，在主观上有不少好的想法，但在实践中则走向了反面，产生了不少扰民的弊端。这也是不可隐讳的事实。宋徽宗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反对变法，也是有情可原的。宋徽宗认为自己当上皇帝，是不得已而临莅天下，最好的办法是无为。但他对无为的理解，并不符合老子的原意，而是毫无作为，根本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只知吟诗填词，写字作画，甚至充当道教活动的保护神，最终走向让位，去当什么太上皇，这都是对老子无为思想的误用。

明太祖注：善治天下者，务不奢侈，以废民财，而劳其力焉。若奢侈者，必宫室台榭诸等徭役并兴擅动，生民农业废而乏用国危，故设以烹小鲜之喻，为王者驭天下之式。内有四其字，设喻盖谓鬼本不神，因时君无道，故依草附木，共兴为怪，以兆将来，亦有戒焉。时君若知怪非常能革其心，以正道心，则天意可招回焉。不然则天虽不叙，必假手于可命者，则社稷移而民有他从，不可留也。故云神不伤人，非神不伤人为此也。

治天下者不务奢侈，这是无为的基本要求。凡务奢侈者，都是有为。象宋徽宗的花石纲，就是务奢侈的表现之一，也是对他大谈老子的无情讽刺。在不务奢侈的前提下来治天下，这时候的治，虽是为，也是无为，不可以有为视之。天下不治，则会乱，这是基本的常识。所以无为并不是毫无治天下的措施，而只是不务奢侈而已。清世祖说圣人以道莅天下，无为无事，并说治大国者不可烦。从烦的角度来看无为无事，才能真正把握无为无事的精髓。

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圣人有为则伤民，这句话可谓真理。不知历代自视甚高之人，对此话有何感想？圣人都不可有为，更何况非圣人的帝王呢？只要是有为，都是挠民，民有自己正常的生活节奏，凡是帝王的有为，都是破坏这种节奏的举动。一个国家的正常生活，其基础就是民众的正常生活。民众的生活节奏若遭破坏，则整个国家的生活节奏遭到破坏，这就是天下大乱的开始。所谓的伤人，就是对民众生活正常节奏的损伤。

明太祖注：若使神不降祸，君安民阜，则君之德达天，必天之恩下施，永无患矣。是有两不相伤是也，故二德互归焉。

明太祖最直接不过地表明了为帝王者的最大愿望，即所谓的君安民阜，永无患矣。君安，一方面是安于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统治秩序与统治程序，不妄求奢侈，不好大喜功；另一方面则是政权安稳，国家安定，长治久安。民阜，是民众安居乐业，财丰物阜。民阜要在君安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而民阜又是君安的基础。君不安于正常的生活，追求奢侈与享乐，不安于正常的统治秩序和程序，好大喜功，则必定烦民扰民，民阜就无从谈起，君安也成了泡影。君与民双方两不相伤，则天下永无患难灾祸，这就是封建时代最好的政治。君安而不烦扰民众，则上行下效，民亦不淫其性，能守纯朴的生活，不破坏天地间的阴阳之和，所以天地之间的鬼神也不会出来作怪而伤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