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碎影

北大往事


张中行|文

编写:徐尔新

今人提起蔡元培时期的北大,很向往于那种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风气。张中行先生1930年代在北大求学,亲身感受过这种风气,晚年叙及,仍历历在目,津津乐道。
01
民国年间,北京大学有三院:一院是文学院,即有名的红楼。四层的砖木结构,坐北向南,通体红砖砌就,红瓦铺顶,称红楼可谓名副其实。民国初年建造时候,是想用作宿舍的,建成之后作了文科教室。于是围绕着这座楼,就有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其中的一类是课堂的随随便便。
自古而来的课堂,从最初的国子学到清末的三味书屋,规矩都是严格的。北京大学的课堂却不然,事实上总是可以随随便便。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该来上课的可以经常不来,不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
当年的北京大学课堂有个惯例: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同学间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这就给旁听者提供了方便,因为彼此漠不相关,是不是本班的人进来听课,也毫不在乎,更不会有人没事找事主动盘查。
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下来,常常在一起上课的十几个人,其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这模模糊糊,有时必须核实,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的“古声律学”课,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张中行一个人。还有一次,听说是法文课,上课的每次有五六个人,到期考却没有一个人参加。教师当然很恼火,问管注册的,原来是只有一个人选学,后来退了,管注册的人却忘记注销,所以便宜了旁听的。
至于说到应该上课而不上课的情况,据张中行所知,上课时间不上课,去逛大街或看电影的,像是很少。不上有种种原因或种种想法。比如有的课不值得听,如“党义”;有的课,上课所讲与讲义所写无大差别;有的课,内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经不少;等等。这类不上课的人,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目的是过屠门而大嚼。因为这样,所以常常不上课的人,也许是成绩比较好的;在教授一面,也就会有反常的反应,对于常上课的是亲近,对于不常上课的是敬畏。不常上课,有旷课的处罚问题,学校规定,旷课一半以上不能参加期考,不考不能得学分,学分不够不能毕业。怎么办?办法是求管点名(进课堂看坐位号,空位画一次缺课)的盛先生擦去几次。学生不上课,钻图书馆,这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盛先生总是慨然应允。
这种课堂的随随便便,在校外曾引来不很客气的评论,比如,北京大学是把后门的门槛锯下来,加在前门的门槛上,就是一种。这评论的意思是,进门很难;但只要能进去,混混就可以毕业,因为后门没有门槛阻挡了。其实,根据张中行亲身体验,是进门以后,并没有很多混混就能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而又成文的法规管着,这就是学术空气。说是空气,无声无形,却很厉害。比如说,许多学问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蓝布长衫,学生,即使很有钱,也不敢西服革履,因为一对照,更惭愧。其他学问大事就更不用说了。
后来抗战爆发,北方学校南迁,北大和清华、南开合为一体,在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北大返回旧居,一晃已是十年光景,但红楼面貌,昔日风气犹在。记得是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老友曹君到张中行家串门,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放映幻灯片,很有意思,他听了几次。下次是最后一次,讲杂建筑,应该去听听。
那天,张中行和曹君一同去了。讲的是花园、桥、塔等等,记得幻灯片里有苏州木渎镇的某花园,小巧曲折,很美。两小时,讲完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二十人,没有一个人答话。梁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了,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向讲台下作了一个大揖。听讲的人报之以微笑,然后散去。张中行走出来,想到北京大学未改旧家风,心里觉得安慰。
02
红楼风气固然有散漫的一面,也还有严正的一面。有先生上课鼓励学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改变业师柏拉图学说的故事,有人责问他不该这样做,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红楼里提倡的就是这种精神。
早年古文家刘师培和今文家崔适,同在北大授课,两家的校内住所恰好对门,自然要朝夕相见。每次见面都客客气气,互称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一到上课就完全变样,照例毫不客气攻击对方荒谬,坚称自己的学说如何正确,一副当仁不让的模样。下来见面,照旧先生互称,鞠躬如仪。两人分得清楚,学问是学问,道德操守是道德操守,各行其道,并行不悖。
1930年代初,钱穆写了一本《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其中关于老子的出生年代,与胡适的说法有分歧。胡适认为老子是春秋晚期人,略早于孔子;钱穆考证老子,断在战国,略早于韩非。胡适出书早,自然按兵不动,钱穆于是起兵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一次相遇于教授会,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最终,这次激烈的争执以一笑结束。
当年的北大,因学问而起争执是常有的事,教师之间如此,教师与学生之间也是如此。一次,青年教师俞平伯讲古诗,蔡邕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说:“古书中这种反训不少。”接着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提问的同学说:“对。”坐下。另一次是胡适讲课,提到某一种小说,他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一个叫张君的学生,后来成为史学家的,站起来说,有人说过,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适很惊讶,也很高兴,以后上课,逢人便说:“北大真不愧为大。”
这种站起来提问或反驳的举动,有时也会有不礼貌的。有次关于佛学问题的讨论会,胡适发言比较长,正在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一个姓韩的学生气冲冲地站起来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适说:“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让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都说,当然要讲完,因为容许别人讲话是红楼的传统。于是胡适又接着讲。
这种坚持己见的风气,贵在包容,一旦互不相让,争论起来就会没完没了。某教授和某同学,因讲课中涉及的学术问题而意见相反,一直延续到期末考试。不知教授是有意为难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考题正好包含了这个问题。答卷时,这位同学仍然坚持自己的见解,教授阅卷,自然认为错误,于是评为不及格。按照规定,不及格者,下学期开学之后要补考,考卷上照例盖一长条印章,上写:注意,六十七分及格。因为照规定,补考分数要打九折,评六十七分的成绩,记入学分册,九折才是六十分多一点,勉强及格。却说这次补考,教授出题,仍是原样。那位同学也不让步,答卷也仍是原样。卷面评分,给六十,打折扣,自然又不及格。再来补考,仍旧是双方都不让步,评分又是六十。但这一次算及了格,问为什么,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九折,没有说再补考还要打九折,所以不打折扣。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学校最终站在了学生一边。
03
在北大的科目中,有两门必修课,即“党义”和军事训练课。不修或修而不及格就不能毕业。但这两门课都不受学生重视。不受重视的原因不尽相同,党义宣扬的是“书同文,车同轨”,与北大容许甚至鼓励乱说道的精神格格不入。教党义的先生姓王,看似无能,却十分聪明。他对付学生的办法完全是黄老之术,所谓无为而治。他的课堂上经常只有一个人,有人揣测是同事关系,不好不来捧场。只有到了考试,学生才蜂拥而至,坐满课堂,评分是凡有答卷的都及格。所以党义课没有不及格的,更没有补考的。
军事训练不受重视,有两个原因:一是学生觉得来读北大乃是学文,不是学武;二是学校面貌自由散漫已成风气,而军事训练却要求严格。
军事训练课要解决这个矛盾,用黄老之术就不适合,因为一个人上操场,不能列队,又这是在红楼后面的广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再怎么自欺欺人掩耳盗铃也不能做成这样。担任这门课的教官叫白雄远,在学校的职位是课业处军事训练组主任。人长得身材魁梧,腰杆挺直,两眼明亮有神,穿上军服,腰系皮带,足蹬皮靴,真可说是精神奕奕了。他解决上面所说的矛盾那是真有办法,张中行先生的描述非常精彩,我原文引录如下。
(白教官)对付学生的办法是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社交术。他记性好,二三百受训的学生,他几乎都认识。对待学生,他是两仪合为太极。一仪是在课外,遇见学生称某先生,表示非常尊重,如果点头之外还继以谈话,就说学生学的是真学问,前途无量,他学的这一行简直不足道。另一仪是在课内,那就真是像煞有介事,立正,看齐,报数,像是一丝不苟。这两仪合为太极,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有一次,也许有少数学生表现得不够理想吧。他像是深有感慨地说:“诸位是研究学问的,军训当然没意思。可是国家设这门课,让我来教。我不能不教,诸位不能不上。我们心里都明白,用不着较真儿。譬如说,旁边有人看着,我喊立正,诸位打起精神,站正了,排齐了,我喊报数,诸位大声报,一,二,三,四,人家看着很好,我也光彩,不就得了吗。如果没有人看着,诸位只要能来,怎么样都可以,反正能应酬过去就成了。”
他这个两仪合为太极的办法很有成效,据我记得,我们那一班(班排之班),大概十个人吧,上课总是都到。其中有后来成为名人的何其芳,我的印象,是全班中最为吊儿郎当的,身子站不稳,枪拿不正。可是白教官身先士卒,向来没申斥过哪一个人。课程平平静静地进行,中间还打过一次靶,到北郊,实弹射击。机关枪五发,步枪五发,自然打中的不多,可是都算及了格。
不知道从哪里刮来一阵风,说必须整顿,加强。于是来个新教官,据说是上校级,南京派来的。上课,态度大变,是要严格要求,绝对服从。开门第一炮,果然对待士卒的样子,指使,摆布,申斥。这是变太极为敲扑,结果自然是群情愤激。开始是敢怒而不敢言。不久就布阵反击,武器有钢铁和橡胶两种。钢铁是正颜厉色地论辩,那位先生不学无术,虚张声势,这样一戳就泄了气。橡胶是无声抵抗,譬如喊立正,就是立不正;但又立着,你不能奈我何。据说,这位先生气得没办法,曾找学校支援,学校对学生一贯是行所无事,当然不管。于是,大概只有两三个月吧,这位先生黔驴技穷,辞职回南了。他失败,从世故方面说是违背了“入其国,先问其俗”的古训,从大道理方面说是违背了红楼精神。
白雄远教官,人也许没有什么可传的;如果说还有可传,那就是他能够顺从红楼精神。因为有这个优点,所以那位先生回南之后,他官复原职,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04
作为北大掌故,她的报考、录取、命题、判卷、缴费,也可以说说。
报考北大,一定要是中等学校毕业,有证书作证明。至于志愿,只填某院(文、理、法三院选其一),而不用填报考某系。这在将来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如考取文学院,既可以选读历史系,也可以选读日语。这种自由选择的结果,是各系的学生数难免出现偏多偏少的情况。像1936年暑期毕业的一届,史学系多到36人,生物系少到3个人。但无论多少,都开班上课。
报考命题,涉及保密,势必采取非常措施。譬如考国文,便在头一天中午由校、系首脑密商,讨论请某两三位教授。一旦决定,立即派汽车依次去接,形式近于逮捕。进门,见到某教授,说明来意,带上衣物,立刻上车。来到红楼,径直进入地下层的某一室,在室内商酌出题。楼外有校警包围,形式形同监禁,任何人不得靠近楼窗。工作,饮食,大小便,休息,睡眠,都在地下。晚上某时,题要交卷。印讲义的工厂原就在地下,工人也是不许走出地下层,接到题稿,排版后,交命题人校对无误,再印成若干份,加封待用。到早晨,试卷由地下层取出,送到考场分发;命题人解禁,派汽车送回家中。
阅卷有规定流程,对错有标准,不细说。伸缩性较大的是国文卷的作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做到公平。三十年代某年招考,阅卷开始前,胡适提议,先随意拿出一份考卷,大家把作文轮流看一遍,然后各自把评分写在纸条上,最后加起来取平均数。同一篇作文,评分相差很大,高的七八十,低的四五十,平均后得六十多,即以此为标准,分头阅卷。表面看,标准好像确定了,但实际阅卷时,惯于宽的老师照样给分高,惯于严的老师仍然给分低,分高分低,要碰运气。
几门考卷评分完成,几个数相加,总分就出来了。然后由多到少排个队,本年取多少人是定好了的,比如二百八十人,那就从头往下数,数到二百八十,算录取,二百八十一以下不要。排队,录取,写榜,多在第二院(理学院)西路大学办公处那个圆顶大屋里进行。因为木已成舟,也就不再保密,是有人唱名有人写。消息灵通、性急并愿意早报喜信的人可以在屋外听,如果恰巧听到心上人的名字,就可以在出榜的前一天告诉那个及第的人。榜总是贴在第二院的大门外,因为哪一天贴不确定,所以没有万头攒动的情况。
与现在分别通知的办法相比,是投考者必须走到榜前才能知道是否录取。当年报考北京大学的考生一般都住在沙滩一带的公寓里。张中行那年是住在靠近东直门的海运仓,离沙滩有六七里路。考完试后,因为不知道能否录取,所以呆在屋里继续温课,准备再考师范大学。直到有天公寓的伙计送来个明信片,说放窗台上好几天了,没人取,问是不是他的。接过一看,是同学赵君看榜后寄来的祝贺语。再看日期,已经是一周以前的消息了。
资料来源:张中行《红楼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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