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高 | 方志大家方国瑜
在笔者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方国瑜始终是我的良师益友。要了解纳西族的历史，必读他的《麽些民族考》《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要认识东巴文化，必读他的《纳西象形文字谱》；要重温滇西那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史，必读他的《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要学习云南及云南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方老本人就是最好的导师，他及他的著作就是云南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他可以带领你穿越时空隧道，回溯历史，又可以在现实中为你投放历史的原始图像。他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让学子们受用无穷，他的人格魅力更令我们敬仰无比。他不仅是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者，也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承载者和弘扬者。
季羡林在为方国瑜故居题匾时，落款用“季羡林敬题”。一个“敬”字体现方老在这位学术泰斗心目中的分量[1]。纳西族学者白庚胜说：“20世纪，云南奉献给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方国瑜及其学术成就。大道大行于母邦。对于他开创的纳西学而言，他是灵魂，他是典范，他也是一种理想和境界。” [2]作为方老的学生，云南大学林超民教授说:“我的身体是父母给的，我的知识是老师给的，我是纳西族的学生，我也是纳西族。” [3]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点名要他写批判稿批判方老，由于他对方老发自内心的敬重，被方老的学术修养、成就和高尚的人格所折服，于是他拒绝了校方，成了最年轻的“保皇派”。后来林超民选择方老为导师，成为他的第一个研究生，第一个博士生，也是最后一个博士生。方老去世后，林教授一直为恩师生前的著作未能出版公诸于世难以释怀，便放弃了很多其他工作，整理出版了《云南史料丛刊》《方国瑜文集》《云南民族史讲义》《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等著述。
2003年，笔者参加世界遗产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和丽江日报社共同举办的“世界遗产在丽江”有奖征文活动，撰写的《关于建立丽江古城方国瑜等名人故居 (纪念馆) 的建议》一文获奖。而今故居已建成，其影响越来越大，它大大增加了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的文化内涵。这不仅了却了我的心愿，而且笔者也成了故居的常客，那是我心灵神往的地方。
方老是教育家，执教半个世纪，桃李满天下；他是民族学家，在纳西学、彝族学、白族学、傣族学乃至整个云南民族学的研究，不仅具有开拓性，而且具有权威性；他是历史学家，对云南地方史、西南历史地理等研究出力最巨，成就最大；他是文物学家，一生致力于云南各地金石碑铭与书卷帙谱的考察、收集、整理、研究；他还是音韵学家，早年的这份老本行，被他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运用到了极致……他既是“大家”，更是“杂家”，可谓学富五车，声震士林。他被誉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世人皆知；但作为一代方志大家却很少有人提及，他与地方志结下不解之缘，他是我们方志界的前辈、导师，而他又是笔者的乡亲、本民族著名的教授和专家，这使笔者备感亲切，备受鼓舞。
1926年6月方老从北师大预科毕业，因用功过度大量吐血，遵医嘱到北京西山卧佛寺疗养两个月后休学回乡养病。1927年初回到丽江，时年24岁。路过昆明时专门带回一部《云南备征志》及部分云南地方志书。他在家养病期间认真阅读，并在书中作了很多批注。之后在《读书录》的《纂修丽江志私议》一文中写道:“地方志书，所以补国史之不足；国史载其大者 (以关系言) ，志书载其小者；量不同，质则一也。故志书应待作国史之一支脉。”[4]这是云南近代较早关于地方志的论述，它不但指出了地方志的价值和意义，而且提出了纂修丽江志的构想，但后来回北平进入北师大国文系学习，纂修丽江志的夙愿未能实现。1930年，国民政府内政部下文各省要成立通志馆，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聘请周钟岳为筹备主任，设立云南省通志馆筹备处。9月2日，云南省通志馆正式成立，决定纂修《新纂云南通志》及《续云南通志长编》，原计划3年成稿，1932年9月因“编纂诸多窒碍”进展不佳。1932年方老先后从北师大国文系和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毕业。1933年秋，刘半农催促方老回丽江收集整理纳西象形文字。方老路过昆明时，正在编纂《新纂云南通志》的龙云、周钟岳、赵式铭、方树梅等前辈鼓励和动员他专心本省文献，希望参与其事，方老“意有所动”。回乡途中，在楚雄、大理、丽江等地征集文献，其中部分就是各地准备送往云南通志馆的资料。他认真整理后，在回北平经昆明时，如数交给云南通志馆，并携带《云南备征志》《滇系》诸书，潜心研读。1934年秋，他寄住在南京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与赵元任、李方桂两位大师学习语言学。所内藏书甚富，南京图书馆又多有善本，他在茫茫书海中辑录云南地方史料，为编纂地方志做基础工作，并发表《滇南旧事》一文，用《新唐书·南蛮传》、樊绰《云南志》和《唐书·地理志》等书中的史实指出杨慎《滇载记》一书中的不少谬误，考证了德化碑中所提及的地名，可见他涉猎了不少古代志书，且已经着手研究云南的历史地理。1938年，他在《教育与科学》上发表《明修云南方志书目》，列举明修云南方志58种，是当时最早研究云南地方志的文章。
1938年11月，以“通志关系本省文献，仍须继续编纂”，云南方志馆再次开馆，重新组织编审委员会。周钟岳立即找到当时回到云南大学任教的方国瑜，他因能参加编纂志书而非常高兴，立即答应接受方志馆的工作。为做到专心致志，他决定辞去云南大学的职务，便去找熊庆来校长商量。熊校长希望方国瑜不要脱离云南大学，并为他作了如下安排:现在的职务不变，担任系上一半工作，每周上课4个小时，且集中在一天。以“伯乐”而闻名的大数学家，就这样完美地解决了方老的问题，既满足了他的愿望，又把他留在了学校，让他做到了修志、教学两不误。1938年12月方国瑜从学院坡搬到海源寺，每周回城上课一天，其余六天都在方志馆工作。据说，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专门为他安排一匹马，作为他往返方志馆与学校的“坐骑”。这已成为云南方志的美谈，更成为云南文化史上的千秋佳话。
1939年5月18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任命周钟岳为内务部长，省方志馆馆长一职由赵式铭担任。一年后，《新纂云南通志》初稿完成。1944年12月27日，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的周钟岳因事回到昆明，对《新纂云南通志》的初稿进行审阅，他又找到方国瑜:“志书各部分已成初稿，有些内容需要修改，更未经通盘整理，让你担任总纂，和我一起到重庆做志书的通盘整理工作，我想推荐你任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 [5] 。方国瑜十分感激周钟岳对自己的器重和提携，但他不愿意参与政务，只想终身投入教学与科研工作，一心从事云南史地研究，于是以“孩子还小，离开昆明有困难”为由拒绝了周钟岳。后来周钟岳又和方国瑜等人商定，在昆明成立《新纂云南通志》审订委员会。1945年7月，云南通志馆再次开馆，编纂《续云南通志长编》，方国瑜任《续云南通志长编》委员，负责编纂抗日战争部分。1946年初，保山旅省同乡会邀约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教授冯友兰、潘光旦、方国瑜、孙云铸、戴世光、徐家瑞等人纂修《保山县志》，推荐方国瑜任总纂。方国瑜和受邀的同仁一起到了保山，花一个多月的时间，注意收集滇西抗战的有关资料，遍访惠通桥、松山、龙陵、芒市、遮放、黑山门、畹町、腾冲等战场，回到昆明又广泛收集有关资料，并走访亲历滇西抗战者，写成15万字的《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保山县志稿》共40卷，因时局动荡，无从审改出版，一直由方老保管，1962年被当地政府取回，组织人员进行点校。因《保山县志稿》下限只到1945年，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4年，故1980年11月对其进行续编。2003年3月，《保山县志稿》由云南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主编方国瑜”赫然于封面，为志书平添了几分厚重。保山人民以方国瑜是《保山县志稿》的主编而自豪，《保山县志稿》也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诸多内涵和光彩。1945年，方国瑜受李根源邀请又参加了《腾冲县志》的总纂和补纂工作，编纂了大事记部分和附录。
1938年底至1946年6月，历时近8年，方老参加云南方志馆工作，从风华正茂进入不惑之年，共参与了4部志书的编纂，功不可没。
作为云南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新纂云南通志》是20世纪云南文化发展的里程碑。它既是保存地方文化的宝库，又是云南文化宝库的珍品，它更是前无古人的学术创制，将云南学术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在云南学术史上写下了精彩动人、永不褪色的经典篇章。在《新纂云南通志》中，方老编纂了《疆域沿革》《历代建置沿革表》《历代沿革图》《金石考》《宗教考》《族姓考》等部分。《疆域沿革》部分叙述了自古至清末云南政区地理的沿袭和演变，分为《沿革志》《沿革考》《沿革表》《沿革图》十卷。志、考、表、图紧密配合，不仅对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云南政区疆域有概说和考证，而且对山川名称、居民分布、地名都加以认真考究，确定其方位。每考释一个地名，先引用历史资料注明出处。对于有不同看法的，一一列举，加以评论，有尚无法断定者存而不论。方老大力考证爨部、南诏、大理的政区名号及其因革情形，既弥补前人的缺漏与局限，也表明他“中国历史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各族人民的历史”的思想。这部志书成了研究云南历史地理的开拓性奠基之作。《金石考》共20卷，收录云南金石数千件，保存至今的，都搜集了拓片或照片；器物已佚，但前人见过原物的，用文字详细叙述；前人记载过于简略，虽知道有其物，而不能得其详的，则汇编为“待访”；对需要进一步考证的则汇编为“待考”。以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张拓片和器物，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宗教考》对云南宗教的来源、流派、教义等细加阐述，是云南宗教研究的开山之作，并将著名历史学家、宗教史专家陈垣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全文收入，因为该作资料翔实，搜罗宏富，闻见广博，识断精当，体制完善，是研究云南宗教史的不朽巨著。《族姓考》开宗明义即强调:“中华民族为整个民族，无论汉、满、蒙、回、藏、苗以及其他各族，皆华族中分支之氏族，亦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之义”，与狭义的民族观念严格分清界限。在《氏族之衍变》中简明扼要又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云南各族类的源流、演变、发展。在《世系》中对滇世系、夜郎世系、句町世系、哀牢世系、爨世系、五诏世系、南诏世系、段氏世系、高氏世系、元代诸王世系、沐氏世系等作了提纲挈领、言简事赅的论述。这是研究云南民族历史的开创性经典。
除参与编纂外，在审查和审定地方文献方面方老更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审查《边裔考》部分时方老认为，云南历史的发展与缅甸、越南、暹罗的关系很重要，弄清云南史，也要弄清这几个国家的历史，而有关这几个国家的历史，乃英法帝国主义所作，是为他们的侵略服务的，大缅族、大傣族主义很浓厚，而讲到与中国的关系则多加诬蔑。方老为了解这几国的历史，辑录了我国史籍中的有关记载，写成中国纪录的缅甸史、暹罗史、越南与云南的关系史。由于讲缅甸、暹罗、越南必然要涉及马来诸国，因而又辑录了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及柬埔寨的史料，并作了初步编辑工作。由于馆长赵式铭认为方老重作费力太多，主张还是用已成的稿子，故未成定稿。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光范称他为“五好老师” (好领导、好学者、好丈夫、好父亲、好朋友) ，他对方老推崇备至。他在任云南省政府秘书长时千方百计协调资金出版“云南史料丛刊”，并专门撰文研究方老。他每谈及方志必提到方老，甚至能滔滔流水背诵方老所纂志书之内容。他说:“方国瑜教授编纂志书的部分，资料之翔实，行文之流畅，读之是一种享受。”他誉方老是“史家之典范，方志之楷模” [6]。
方老的高徒林超民，担任1984年云南省地方志培训班的班主任，这期培训班是云南省为开展首轮志书编纂而专门举办的，学员都是地州志书的总编，学员39人，历时3个月。他说:“方老绝对是一个方志大家，最大的遗憾是导师刚刚辞世，未能亲自给学员授课，这是云南方志最大之缺憾”。但欣慰的是，这批学员后来成了云南修志的骨干。
著名历史学家方龄贵是全国最著名的元史专家，他在《方国瑜先生对元代云南史地研究的贡献》一文中提到：“大家知道，《新纂云南通志》是近世较好的一部方志书，就方国瑜先生编写的《金石考》，尤其堪称白眉。《新纂云南通志》所收元碑，有的乃是国瑜先生首先采访发现并著录的，凡原碑具在的，多经采访拓片，已无乃据拓本或旧志转录，于'待访’诸碑，亦多记'数访未获’，其义例谨严如此。按'新志’金石考收入'待访’诸碑，如建水文庙圣旨碑、安宁文庙碑，近岁已显于世，先生意不及见。” [7]
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张晓梅在《方国瑜对云南古代地方志目录的研究》中说:“方国瑜是云南地方志研究和整理的一代宗师，他对云南方志目录的研究是建立在一个广博与坚实的基础之上的，他创立方志目录编纂体例，发掘亡佚方志目录，扩大著录范围，不仅为云南方志目录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而且为后人的地方志研究提供了门径和方法。” [8]
李铁映曾说过：“志书是人修的，所以修志人的素质决定着志书的质量，有什么样的人才素质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志书。” [9]方老在地方志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作出的突出贡献证明了这一点。
方老学养深厚、治学严谨、为人正派。他曾拜章太炎、赵元任、李方桂、黎锦熙、钱玄同、余嘉锡、陈垣、杨树达、梁启超等一大批“大家”为师，在攻读大学预科、本科、研究生阶段受到了严格的传统学训练，奠定了音韵学、训诂学、金石学、目录学、校勘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等方面学科基础。他熟悉地方历史，深谙云南文献，精通方志理论。编纂地方志，编纂者的素质是地方志质量的根本保证，而质量又是地方志的生命，无疑方老自身已确定了他所编纂志书的质量，使其具有了无限的生命力。
地方志乃“一地之百科全书”，堪称“纵贯千秋，横分百业；资治一方，嘉惠四海”，有“存史、明智、资政、教化”等功用。除了学术素质，编纂者还应具备精神特质、人文情怀、社会责任。科学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犹如两根红线贯穿于方老的学术生涯，也贯穿于他所进行的地方志编纂的全过程。
不言而喻，地方志成果是方老学术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他学术成果又成为对地方志的补充和延伸；对地方志的研究以及从事地方志工作，又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方老的学术研究。《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是云南方志目录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发展；《云南民族史讲义》是在《新纂云南通志·族姓考》的基础上写成；《中国历史地图集》 (西南部分)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是《新纂云南通志·疆域沿革》的充实和扩张；《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是为地方志收集的第一手资料……
“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这是方老的座右铭，也是一代方志大家对新编地方志工作的重要启示。
注释
1 张国有：《方国瑜故居开馆庆典讲话》，《纪念方国瑜先生文辑》，云南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版本下同。
2 白庚胜：《大道大行于母邦——方国瑜的纳西学意义》，《纪念方国瑜先生文辑》。
3 林超民2007年7月在《范义田文集》出版发行仪式上的讲话。
4 方福祺：《方国瑜传》,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方福祺：《方国瑜传》,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 吴光范2007年5月在云南省地方志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7 《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3期。
8 张晓梅：《方国瑜对云南古代地方志目录的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社版) 》2007年第2期。
9 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1期。
来源：《中国地方志》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