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死与生：哈姆雷特在这边，苇岸在那边 | 孙小宁
2021年5月7日，普通话版、藏语版《哈姆雷特》（左）在上戏实验剧场公演，这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右）以上海戏剧学院特聘教授的身份执导的第一部公演话剧，也是2017级上戏表演系首届西藏本科班与2017级舞美系的毕业大戏。
五月的大假之后，去了一趟上海，看了濮存昕导演的上戏藏族班毕业班大戏《哈姆雷特》。一天连看两场，先藏语版后汉语版，突然让那句“全世界是一座监狱，丹麦是其间最坏的一间”的台词，深深地楔入我的脑海。还有那句对白：“丹麦全国没有哪一个恶汉，不是十足的坏蛋。”“殿下，这可是用不着鬼魂从坟里来告诉我们啊”，也很是萦绕我心，因为发现，在某些让人失语的情境下，它派得上用场。
紧接着，我就投入到苇岸日记的阅读当中。因为，5月19日，还有一场围绕着苇岸的纪念活动，在北京SKP大厦书店展开。如同生前他所致力的二十四节气书写，每年的这个他离去的日子，也好像成了他的节气。朋友们会在这一天自然谈起他，而这次活动，契机又是，散文家冯秋子老师悉心替他整理的日记《泥土就在我身旁》出版，三大本，九十万字，横跨1986至1999年，也是其一生最重要的十四年。
看戏与阅读本无什么关系，但我在苇岸的日记中却偏偏发现了，他对莎士比亚似乎不那么感兴趣。并没有直说，抄录的是托翁的评价。苇岸日记中有很多阅读抄录，一路读下去，能感到那就是他的心曲。至少那些留下的字句，系着他一个思考点，让他在那里伫足想了些什么。而所记托翁的评价其中一处是这样的：……莎士比亚没有那种使艺术具有外表美的技巧，作品中的人物缺乏“自然的态度”。
或许是因为刚刚看完莎剧之故，我对这处颇为敏感，遂起了探究心，接着想看看苇岸对于戏剧还记下了什么。通篇读完，只见到一处剧场观戏记录：九十年代后期，和朋友一起看《三姐妹·等待戈多》。看到一半就中途出来，因为“我已经感受到它的全部了”（1998.4.13日记，下册342页）。沿着这条线索我又想了想，他当年所交往的文学艺术圈，想团结的蚂蚁兄弟，的确诗人、散文家、画家多一些，还有就是像我这样有文事交道的编辑。
“日瓦戈的妻子冬妮亚，同他谈拉拉：'这个人虽然很好，但她与我不是一个类型的人。我喜欢将一切事物简单化，她则把一切事物复杂化，所以我不喜欢她。”（1987.3.17日记，上册169页）苇岸在录这个说法时，后面有一句：我的天性倾向于前者。
如果将这句往他的为人为文上想，苇岸可能真就是不喜欢扎进芜杂混沌的人世，更深的涉入那些看来有容乃大，可以“藏污纳垢”的文本类型——小说、戏剧算是这样的吧。苇岸写散文，其本质接近于诗。但他对歌德这样的大诗人，又有这样的比较：“他（指托翁）的灵魂之光甚至比歌德更明亮。”关于歌德，我是去年把家中所藏的《敬畏生命》著者的一本传记找出来读，发现史怀泽对歌德，可是敬意满满。在后面所附的一篇关于歌德的演讲中，史怀泽甚至将自己来到歌德所出生的城市，称之为“我这个小小的暗淡的月亮，今天，正从一个巨大的太阳面前经过”。史怀泽谈到一生中与歌德的几次精神上的相逢及其深刻影响，如果这篇演讲苇岸也读过，会不会想法不一样？苇岸可是喜欢史怀泽的。这样的思绪多了之后有些缠扰，但更是神伤——当年与苇岸交往时太年轻了，阅读有限，人也懵懂，很多问题来不及想，到真正想就某些话题和他探讨时，他已经将自己永远留在上个世纪、留在现在看来无比年轻的39岁，也将友人留在了一个无从讨论却需要不断自我追问的境地。
假如他1989年1月14日所记那段话也检验到我身上：“A的灵魂常常被某些文学大师（梭罗、纪伯伦、托尔斯泰、泰戈尔）的灵魂所攫住，A的心灵轻易便被他们的语言所打动，并非因为A是一个被动器，接受者，而是因为A的灵魂和那些灵魂相通……”那么，我这样的人，每每从剧场回来，还要再想方设法把剧中触动我的台词找来看一看、想一想，这经由舞台连接起来的灵魂两端，又显示着什么联系呢？联系到五月的这出莎剧，我意识到，我其实是和丹麦王子一同留在二十一世纪无比混乱的世界的这一端，而苇岸静静地立在另一端。
有些人，像苇岸，很早就能意识到，寻找“到达事物核心最短的路程”的要义，将生命去繁就简，依着内心所持一路走下去，而我，也包括日记中与他争论过的一些友人，可能需要无数的迂回、辨析，乃至生命经验的体证，才能去接近那个核心。这似乎是一个显见的事实，但是，依然有个疑问：如果他还活着，也经历两个世纪转换中的激荡变迁，他对世界的看法、对自我的坚守，还会是那么一以贯之地明晰吗？
苇岸以前虽说过，自己不适合走入二十一世纪。但其实，这个世纪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非但不是世纪与世纪间的自然演进，还有突如其来的疫情所改变的事物的轨迹：信息在无限缠扰，人心在细处割裂、越来越多的认知分歧所导致的自我选择困境……
身心被这些所扰，无形间便更容易共情于那些复杂样态的艺术。就是托翁所不喜的莎翁，我也能感受到，那些还未出大学校园的藏族演员，今天也能把《哈姆雷特》在舞台上演绎得真切，且不让人觉得，年轻的他们不理解丹麦王子的处境。有些地方突然插进的藏族元素，甚至令我想到，他们完全可以在本民族的藏戏或者神话中，找出哈姆雷特与奥菲利亚们的原型。而那伴随着惨烈的决斗而出现在场边的天使般的少女吟唱，又让人深觉，当今这个世界，也需要这样的抚慰。所谓“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时代的人，也都有生命所必然撞到的严峻时刻，在哈姆雷特身上看到灵魂动荡不安的自己，谁又不渴望有霍拉旭这样的朋友。“有福的是感情和理智相称的一种人，他们并不做命运所吹弄的笛子，随她的手指唱调子。只要我看见谁不是感情的奴隶，我就要把他珍藏在心坎里。”这被丹麦王子称颂的霍拉旭，所彰显的人类之间兄弟般的忠诚，难道不也在苇岸所认定的道德范畴之内？
还包括莎剧演员在舞台上一次次发出的“生存，还是毁灭”的永恒之问。这么多年，我真是看过不同版本的《哈姆雷特》，在舞台上对这句台词的处理。而在五月的这台戏中，作为导演的濮存昕，还让挖墓人最后也捧着骷髅头，念出了这句。通体简约的舞台上，决斗的最后一幕，竟然是整剧中舞台灯光最亮的时刻。一种付诸行动后的敞亮果决，藏族孩子完全是用肢体语言完成。生死的提示，看来是始终摆在舞台口的那只骷髅头。但是给我的观感又是，这里的死并非绝对的荒寂，也非一切的结束。
这些关于莎剧的观剧新感受，都想和苇岸交流，而这已属不可能。
“有一天你将成为生活在远久时代的一个
大地将回忆你，如同它回忆小草和森林
……
回忆那些来去匆匆的风
你的安宁将变得海一样无边无际。”
苇岸日记中所录的这首诗，现在倒像替我们在表达心绪。苇岸确实已经在另一端，守着他无边的安宁。而5月19日那场纪念会上，诗人宋逖对苇岸的回忆，起点则是苇岸的麦田葬礼。一位年轻女孩抓起苇岸的骨灰洒向田野，他说这一幕震撼到了他。很快我又在另一位葬礼上在场的女性那里得到印证，说到骨灰，她用了一个形容词：滚烫。
1999年5月23日，遵照苇岸（1960-1999年5月19日）遗愿，其骨灰被撒在他的出生地昌平北营村的麦地里。
生前待人无比温和的苇岸，最后留给友人的记忆竟然是滚烫，冲击朋友心弦的还有，苇岸患癌之后，和朋友认真讨论应该怎样去死。苇岸的日记呈现的是他生活中的样子，他思考，他阅读，他俯看大地，也抬头仰望星空。而朋友的回忆，则把他最后一幕也补齐了，一个完整的生与死，可以放一起想。
现在，我又是将它与舞台上的剧放一起想的。我再次感到了不同。如果《哈姆雷特》现于舞台，是作为生死困境中的巨大问号存在的话，苇岸的死与生，其实更指向一个清晰的句点。“到达事物核心最短的路程”，在他的日记中，其实是有路径提示的，那就是：“我忽然觉得我的室内应该存在某种生命，我的室内是书籍、绘画和音乐的天地，它们常常令我感到窒息。我应该能看到生命，每天发生变化，感到泥土就在我身旁，能够战胜死亡的事物，只有泥土。”这是28岁的苇岸在日记中所感。他后来的路，也确实始终没有离开大地与泥土。
直接面对生命、面对事物本身。他的安宁，与他依存的事物密不可分。
也许这仍来自对托翁的认同：“人们心头的恶念似乎应在跟自然界的接触中消逝，因为自然界是真善美的最直接的体现。”但是又不得不说，当你也全身心拥抱自然时，不自觉也会与这种想法相应。最近几年，我发现很多朋友，也像他一样开始认真地辨认植物，习得自然的知识。当真正体认“人是目的，其他一切都是手段”之时，语言之外，诸多事物也可以给人以启示。
夏加尔《小镇之上》
苇岸日记中所提到的一些作家画家，在我是2000年前后才慢慢接触到，很多作品作为出版物，已经是旧版新译。到现在我肯定知道，在苇岸做出的评定以外，还存在着更多的评定尺度。但是，当苇岸说某个人与其作品给人以平和、温暖与明亮之感时，我仍然会被触动。并且愿意再将其作品拿出来读，因为这是立足于人的自我完善的可能性上做出的评定。在法国诗人雅姆与波德莱尔之间，他倾向于雅姆。在众多画家中，他对夏加尔投以格外的青睐。固然这在思维缜密的人看来，还欠缺充分的论证，或像他写作一篇文章时，自我评价所说是“用简约牺牲了丰富”。但是，在人生终极意义上，在那条可以谓之生活之路的求索方向上，有时一些清晰直截的说法，反而让人会去悟一个词：“法尔本然”。
只是我同样不想否定那些迂回曲折的路径。因为必须承认，在任何时代活着，我们都必须同时拥抱两类作家，一类为我们潜入生存之底，将我们的处境尽可能真切地彰显于世。而另一类，可能也饱受现实困扰，却在做心灵的宁静之思，并努力把握住生命与这世界之间，最根本的联系。那些最简单原初的事物与其品性之间的勾联——泥土，星空，个体向善，以及洁净、朴素，温暖，都可以被他们的灵性所汲取，并诚实准确地投射在文字与人之上。苇岸日记有这样的气息，一字一句往下读，那些在现实中耗掉的原初之力，也好像能一点点回到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