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期:不老的“中师”情怀

散    文

对于一个起点学历为“中师”的人来说,像我,从来就没有为这一学历而自惭形秽,相反地,我十分看重它。因为,在全国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三年——1979年,在当年考生数为468万、录取率仅为6.1%的竞争激烈的年份,我能成为28万中的一个,把学历由高中变为“中师”,这是相当幸运的。
那一年我奋战高考,并不是为了如今所说的“教师梦”,只是努力的想着“跳农门”——因为我在农村干过一年农活,品尝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与酸涩。
回忆高考往事,品味“中师”情怀,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毕业班班主任王抒扬老师。
王老师是1979年1月担任文科班班主任的。上任之后,他认真分析了文科班的班情和学情之后,决定利用春节进行走访。第一站就到了我家。他顶风冒雪走了20多分钟。王老师跟我爸、妈聊了我的学习情况。为了让我有更多的时间用于高考备考,他建议我在学校住读,由他落实床铺问题。我们一家都非常感激王老师。果然,开学之后,我就搬进了王老师只有20平方米的单人宿舍里。为了帮我增加营养,他还经常送给我加餐票,让我去教工食堂“打牙祭”。我是生长在农村的贫困家庭的孩子,求学年月能得到王老师真诚无私的帮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于是,我浑身铆足了劲,全身心投入高考备考。我想,只有好好努力,用优异的成绩报答王老师和其他任课老师的培养和教育,才是我这个农家孩子的责任和担当。
三天高考过后,我和众多考生都在焦灼中等待高考结果。大概是8月20日的那一天,我与父母一起头顶骄阳在做砖坯,准备改造房子。这时,只见学校分管毕业年级的谢主任风尘仆仆地来了。他兴奋地告诉我高考分数,说可以录取中专,通知我明天下午去学校填写志愿。这时,一位给我家帮忙的亲戚劝我去复读,说是中专起点低,又没有什么好学校可报。父亲打量了我一眼:“愿意复读么?”我说拿不定主意。母亲说:“那你明天去学校问问王老师。”
第二天下午,我去学校时,在街上遇见了王老师。我征询他的意见。他略为思忖了一下,拍拍我的肩膀说:“如果你愿意吃苦,就来复读;如果你选择中专,就填报师范。”王老师真是快人快语!我想:既然上了中专,有了个铁饭碗,就别复读了。填写志愿表时,我直接把“松滋师范”填在了第一志愿栏里。看看周围的同学,他们有的填“粮食学校”,有的填“商业学校”,有的填“财会学校”,填报师范的寥寥可数。我采纳了王老师给出的第二个选项,我的“中师”情怀也在1979年的夏天悄悄萌芽。
1979年国庆节过后,我收到了松滋师范录取通知书。爷爷捧着通知书,左看右看,老眼里满是喜泪。父亲做了几个好菜,一家八口人像过节似的,其乐融融。虽然没有宁夏作家季栋梁历经三次高考,最后一次“及第”,与父亲胡喝海饮大醉到互称“兄弟”的“惨烈”场景,但那天父亲破例多喝了一杯,爷爷喝得摇摇晃晃的,由我和弟弟扶到床上。这喜庆的场面,皆因为董家出了一个文化人,出了一个教书匠。
这里,我还要感谢我已故的田世汉前辈(曾任松滋县沙道观小学校长)。1977年盛夏,在我初中毕业辍学回家干了一年农活后,他及时动员我返校就读,并帮我办妥插班事宜,还联系学校领导给我减免了部分学杂费。他在关键时刻给予我的帮助,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我能考上中师,田前辈功不可没。
1979年10月14日这天,母亲带着我搭车去县城的师范学校报到。从此,我两年的师范生活开启了航程,我的“中师”情怀也一天天饱满起来。
我的记事本上清楚地记载着我1979年的高考分数:

语文63.5    数学35     政治47   历史73.5

地理50.9     总分:269.9分(英语未计入总分)

每每摩挲着微微泛黄的纸张,蛰伏在我心底的“中师”情怀,便会倏地化作一股蓝色的烈焰。每每此时,我都会想,要是没有1979年的“中师”,就不会有1987年的“华师”(1984年7月至1987年7月,我经过三年的中文函授学习,取得了华中师大中文本科学历)。尽管我已取得华师本科文凭32年,但我的那份“中师”情怀永远不老。

前不久,一位当年填报“商业学校”、随后下岗十多年的同学与我在网上聊天时,不无羡慕地说:“你当初填中师,算是填对了。你在湖北评了特级,来海南后又评了正高级。不过,这都是你勤勉努力的结果,真让人佩服啊!”我饶有兴致地与他交流,我说我从参加教育工作的第一天起,父亲就叮嘱我:要好好干,别误人子弟。而党组织的培养、亲友的帮助,让我进一步爱上了教育。

从“跳农门”的满足,到“筑梦教育”的欣慰,我的教育经历愈来愈丰富,我的“中师”情怀愈来愈厚重。

本文作者董新明系湖北省特级教师、

海南省引进特级教师、海南省正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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