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炊烟有望》（长篇连载）四卷 若为自由故 2

朱友剑悬着的心落到了肚子里，让他牵肠挂肚的《自由主义的先声》，终于在本社出版了。他作为此书出版的拍板者和责任编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本书阐述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必然与自由的概念，自由是认识了的必然，自由是掌握了必然的自觉自由的行动。

这本书不仅阐述了宽容大度的大学精神，而且包含了对解决近代中国问题的基本思路，如宪政、法制、政体、人权、财产权等主张，为寻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人文资源，为中国走向现代民主与法制提供智力支持。这本书，作为平民的观念，作为学术思想之一的自由主义，价值远远胜过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然而，出版这本书引起一场核心地带的风波，使他的人生道路跌入了低谷。从此他在单位灰头土脸地熬着。他所供职的出版社，三番五次地让他写出版此书的检讨。在出版社主管领导的授意下，出于保护他的好意，社办公室替他写了并打印了15份认错检查书，报送有关部门，让他和他所在的出版社过关。他拒不接收他们的好意，不但不写检讨，还撰写了此书的书评，在报刊发表！由此惹恼了单位领导──他成为了一个“另类”。

一个姓贾的副社长，在出版社中层干部会议上指着他的鼻子骂：“朱友剑──你要是在1957年，你就是一个大右派！”大约有二三个月的时间，他天天听到的是指责声；只要是出版社召开中层干部会议，他就做好了接受批判的思想准备──对方慷慨陈辞、义正言辞，而他低着头，默不作声，假模假样的在笔记本上记着他们对自己的指责──面对这些卑琐分裂的人格，他内心却想着地藏菩萨的偈语：“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私下里，有的同事嘲笑说：“你现在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了”。他暗自思衬：“方晓倒是有谋略，还有半年就退休，自己打了个报告要去壶口，沿着黄河上下写生，要搞一件《黄河万里图》献给学院里，真是一箭双雕，既能干一番事业，又能避开当前比较紧张的局势”。

有一段日子，他上班时几天不说一句话，成天木呆呆的。提起笔，竟然写不动一个字；翻开书本，眼前是一片模糊，他的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人怪怪的”──某厅长说──这位厅长在上班的路上，与他打过招呼后，私下的与他人议论他。他心情十分郁闷，在一片责难声中艰难度日。经年累月的恶劣心情，长期心理上的压力，终于患上了“政治运动综合征”，他终于大病了一场，躺在自己的租住的房子里，一躺就是三天三夜、滴米未进。他悲极生乐，忽然到附近的公园练太极拳……

书报分发员小刘好几天不来送报纸书信了，于是他自己到传达室去拿，让他眼睛一亮，积攒的一大摞书报书信里有肖承均的来信，信中内容讨论到这本书，肖承均赞赏他主持出版的书：“……若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不同时包含着人性人情人权和自由的内需动力，那这铁的规律就是专制的别名。我们的自由最初写在了文艺复兴的旗帜上，并在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学术思想中得以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李大钊,就非常崇尚‘自由主义’。自由是人的本性和生活属性，而人就是目的，这是历史实践的唯一目标。”他读着这封来信，百感交集，孤独而焦灼的心理上多了一丝慰藉。他坚定了信念自己出版这本书没有错！他庆幸自己终于没有当软骨头，保持了一个出版人应有的良知和气节──尽管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至今不后悔──作为一个文化出版人，他做了他应当作的事情。这个事件与政治敏感线有点擦边，经过一波三折，他的事情勉强过关。

后来，一件出版风波，差一点儿没有把他整死。虽然新闻出版署早就废除了某名人全集由一家垄断出版。多数学者也认为“百花齐放”，出版竞争才能提高出版质量。他拍板决定的一次名人全集的出版，动了某家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抢了人家的奶酪。为此事，有关部门滥用行政权利，他的编辑室的人员全部停职，整个出版社停业整顿两个月，他最担心的是子虚出版社为此关门，大家没有了饭碗。同一科室的女同事，愤愤的眼神，嘴里嘟囔着：“老东西，砸了我们的饭碗，不觉得有愧吗？”

行动是武器的批判，他深知，此书的出版触犯了某老牌出版社的利益，这部名人全集由他主政出版，他是此书责任编辑的直接领导和书稿复审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事使得整个出版社遭遇了自建社以来最大的出版风波。以政策法规厅厅长为组长的五人清查组，如台风一般突然袭来，气势汹汹进驻了子虚出版社，进驻理由是：本社没有向上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报送选题并获得审批，属擅自违规出版。他们还认为，某名人全集的内容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到这个出版社清查一个多月，并指令要销毁底版（软片）。清查小组的到来，弄得出版社鸡犬不宁、惶恐不安。出版社因停业整顿而大伤元气，社内人际关系更为紧张，人们四分五裂，由此导致了后来诸多的编辑出版问题。

两会期间，某名人的后人当面质问这些领导：“我的父亲全集的出版究竟有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请你们说清楚，你们不但不让发行，封存了书，还要销毁软片，比当年鲁迅说的‘当局’还要狠！”这些人无话可说，只好躲着这位名人之后走。

这天晚上，他正在出租屋里看中央一台电视新闻，姚编辑来电话，说这本书的后人亲自找副国级以上的领导说了这事，领导说：“出得好”。最后什么问题也没有清理出来，进驻出版社的工作组自行撤离，灰溜溜地走人。

后来，新闻出版部门也表示，此书的出版不存在什么政治内容上的问题，这场风波才算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