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1月20日，邮电部决定发行《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邮票一套共12枚。其中第10枚“曾中斿父壶”（面值10分）是新中国第一件在“国家名片”上亮相的湖北出土文物。“曾仲斿父壶”为春秋时期的盛酒器（或盛水器），1966年出土于湖北京山县，同时出土了二件，现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巧合的是，第二件（套）在“国家名片”上亮相的湖北文物也是曾国文物，为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编钟”，邮票于1987年12月10日发行。由此可见曾国在湖北文物中的份量。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邮票一套共12枚。其中第10枚“曾中斿父壶”（面值10分）
“曾仲斿父壶”出土于湖北京山县坪坝镇罗兴村苏家垄。苏家垄处京山、安陆、随州三县市交界处，西南距京山县城37千米。1966年7月，京山在开挖郑家河水库干渠时被发现，该处出土了鼎、鬲、甗、簋、豆、方壶、盉、匜、盘和车马器等青铜器97件，经鉴定为西周晚期。大多是古代贵族的礼器，其主要礼器组合为九鼎八簋（缺一簋）。尤为珍贵的是，其中10件有铭文。有《曾中斿豆》、《曾中斿父壶》、《曾侯中子斿父鼎》各二件，铭文中“曾侯中（仲）子斿（yóu音由）”、“曾中（仲）斿”等字依稀可辨，表明墓主人仅是一位曾国的上层贵族。若按周礼只有周天子才能享用“九鼎八簋”的待遇来看，墓主曾侯次子是没有资格用这么高规格的礼器的。这显然是西周晚期以后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地方诸侯僭用天子之礼而出现的现象。
文献记载，历史上有三个曾国：姓姒者有两个，一个在今山东峄县，一个在今河南柘城县北；第三个姓姬，在今湖北境内。宋代在安陆县发现了两个楚曾侯钟，这次在与安陆县相距不远的京山苏家垄发现了曾国青铜器群，以及1978年在随州发现的曾侯乙墓，它不仅证明在湖北境内确实有一个姓姬的曾国存在，而且这里是曾国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有可能是“楚曾侯钟”所记载的曾国都城西阳一带。加之1933年安徽寿县出土的“曾姬无卹壶”和传世的“曾侯簠”青铜器，记录了曾国和江、黄、楚等国的婚姻关系。苏家垄出土青铜器中，六件有曾国铭文，二件有黄国铭文，说明了在西周晚期曾国与黄国有着密切联系。不过，铭文中记载的曾国，在历史文献中却不见其踪影。而历年在江汉地区发现的曾国青铜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分布甚广，其中尤以曾侯乙墓最为著名。有学者们研究发现，青铜器铭文记载的曾国，或为文献中记载的随国。因此，曾仲斿父壶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其高超的制作水平，还为我们揭开千年曾国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
苏家垄这批出土青铜器，目前分别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市博物馆和京山县文化馆。在97件青铜器中，形体最高大、纹饰最精美的，是两件几乎完全一样的铜方壶。它们保存得较为完好。壶盖内与壶口内均有5行12字铭文。壶通高66厘米，底部长30．8厘米、宽23．8厘米。壶盖饰莲瓣形，两兽耳衔环，口及腹部饰波纹，足饰垂鳞纹。造型庄重，纹饰精细，在制作技术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器形和花纹特征与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的铜器相近。著名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郭沫若亲自为铭文“曾□中（仲）子□（斿）父自乍（作）□彝”释文，认为这12个字是：“曾中（仲）斿父用吉金自乍(作)宝尊壶”。这段铭文的大意是：曾国国君的二儿子斿父用好铜自己制作了宝贵的祭祀用壶。此壶器体高大，通体以波曲纹为基调，动静呼应，虚实相谐。阴刻与阳刻，宽与窄的变化形成节律，气势凝重而华丽。其制作工艺精湛，造型典雅优美，纹饰丰富流畅，为中华青铜器文化的杰出代表。其铭文字样被多种文字学研究著作、书法字典收录。曾侯壶多次在国外展出，曾侯壶复制品陈放于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北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