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生活学习：寻找更多的独特性，密谋一万种可能｜燕京访谈生活篇
撰稿丨燕京书评编辑部
前段时间，燕京书评组织了学人访谈，分享他们对时代局势与生活危机等方面的看法。在农历新年来临之际，我们将这一年来的访谈分为三大板块，再度回顾学人们对社会议题与生活病灶的观点。
公元2020年，已过去一月有余。在这一年里，我们经历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新冠疫情，至今仍困扰着我们的生活。这次疫情的爆发，将很多隐匿在各个角落的社会问题逐一激发出来，让我们在禁足的状态下重估我们时代的种种病灶，重新想象我们未来的人类秩序。
众多不曾认真对待的社会问题，在新冠疫情的激发下，实实在在地摆放在人类的面前。自由主义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全球化遭遇了部落化的对决，科技巨头逐步露出了利维坦的面目，而我们日常生活也面临着例外状态成为常态化的现代威胁。无论是人类的尊严，还是沉默的真相，需要我们进行更多的价值重估，需要我们更加实诚地公开讨论，需要我们以世界公民的角色去思考我们日常生活的真实面貌。
在琐碎的生活面前，我们也不能只陷于焦虑的泥淖，让自己丧失生活的想象力，进而使我们自身放弃了更多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是否能够获得，正如钟永丰说的那样：不管是社会运动还是文化运动，乃至寻找生活的可能性，都不能只待在书房。
随着年纪渐长，慢慢发现，家庭是中国人特别关心的内容。不论是单身男女，还是丁克、养只猫、不要孩子，老人还是会觉得这不算是家。在中国结婚与否，要不要孩子，都需要考虑和家庭有关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不可以被悬置，父母会问，朋友以及身边的人也会问，能回避结婚，但很难避开去考虑这个问题。
人年纪大了就会对家庭感兴趣，年轻的时候只想离开家。以前根本想象不到我会关心家庭，那时会觉得家庭离自己很远，没有什么兴趣。到了三十多岁，感受就不同了，也看到了身边人因此受到的困扰，有了那些对所谓“美满”的渴望，虽然每个人对“渴望”的定义是不同的。
从某种程度来说，年轻人嗜辣也是反叛的表现，他们越来越多得想活出一条和父辈不一样的路。在这位美食家看来，川菜和辣的食物很像拉丁音乐，代表着某种自由的面相。所以，在这种层面上，川菜也代表着年轻人对中国传统的叛逆。
我有一点担心，如果我们继续走眼下的这条路，在未来可能只有很多火锅店。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很多人不愿意学炒菜。因为炒菜很难，要从刀工、火候和调味一点点学起，尤其火候是很难学的。火锅当然是好吃又好玩，但在未来只有火锅店是很可惜的。我觉得，火锅不能代表川菜全部的灵魂。
王蒙以前说过作家要学者化，针对的是“文革”之后这帮作家多凭着才气，没什么学问。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毛病到我们这一代不仅没有学者化，反而越来越不学者化了，而且我在这种“不学者化”里可能更不学者。我古书读得少，肚子里没什么墨水儿。当然，现在再喝墨水也喝不进去了。你说王朔对我们影响大不大？如果没有王朔也是那样，时代就是那样，让大家的行为、思考、表达方式就变成那样。
王朔又像鼓风机，给我们加了把火。他的影响倒不是在文风上，而主要是让我们觉得他这么干是对的，这么干好，咱们一块儿这么干。我记得有一年谁写了篇文章说王朔挡了我们的道，绝无此事，这个人其实不懂。王朔其实在后面狂推了我们一把。比如，我本来觉得这么折腾还有点含糊，包括人生，包括写作。王朔这么一来，就觉得，这对啊，必须得往这儿走啊，而且必须得走得更极致，绝无挡道之嫌。这个说法完全是狭隘的：谁写得好了，谁写得坏了，谁挡谁道儿了？
整个东方的民族形象，就是以不动暴力为基础，通过讲理，通过人情世故来解决问题，往往被认为是比较高明的。为什么要发展文明？就是为了不野蛮。要不，大家都没有尊严。
中国一直是讲理和法治并行的。在明清时期，一个人如果犯了错要认错，众人得商议；如果罪行不严重，那就不把你送官府。这个民间认错机制，到我小时候都还一直存在。比如两家人起争执，有一家就跑出来大吼一声让大家评评理，这就是我们的传统：在法治之外讲理，讲完理后立刻就得认错，不能胡搅蛮缠。
为什么现在我情愿写一些小故事，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大问题。那些所谓“大问题”，其实是似是而非的，什么国族天命、家国情怀，你其实很难把握那个东西。所以，我现在包括去看那些家族史什么的，都觉得没有太大意义。我们的认识，实际上还处于一种很迷茫的状态。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里面你可以活得很明白、很细致，但一旦放到更大的范围里，你根本把握不了什么东西。
不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卑微的个体才有它的独特意义，我不想去讲那么多复杂的东西，我就把一个人的命运，以及他对我的意义平等记录下来，这就是我现在的写作态度。我对于时代的认识，也是这么来的。我们这个时代很奇怪，它看起来很大，但其实很小，“宏大叙事”在当下真的很不可靠，似是而非。
在音乐的传播过程中，每一道可能都经过一些转化，有时候是出于尊敬的模仿，有时候是出于戏谑的模仿。但落地之后，就会形成那个地方的某种音乐文化。所以，我不会用“原生态民谣”或者“纯民谣”这种词来看待各种地方的音乐。就像我这张专辑里面所写的食物，没有哪样东西是我们美浓的原生态植物，我也不试图跟大家说，你一定要来美浓才能吃到这种东西。
“原生态”这个词，我觉得不重要。食物怎么和人生活，表现出人的生活状态比较重要。这种食物生活里可能有当地人的某些特色的主张，就好比原本用电吉他的，就是要用黑管来表演，这就是他们的主张。你不能说主张不好。我觉得还是要看这种音乐或者这种食物，到了一个地方是怎么和人生活，体现出什么样的个性，回应了什么需求。
具体的家庭支持和父母的教养方式，也是影响很大的因素。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就学业阶段的过渡而言，从初中到高中是一个难关，不仅涉及学习内容、方式的过渡，也可能因为他进入一个更好的学校，就需要面对自己学习基础比较薄弱以及与同辈群体家境的落差等问题，因此能和老师、同学形成相互支持的生活非常重要。
到了大学之后，农家子弟需要面对性质更为复杂的差异和冲击。如何更多地将我在书中提出的“底层文化资本”有益的那一面展现出来，又规避相应的风险，这无异于在针尖上跳舞。与其说继续保持开放、成长的心态是一项个人成就，不如说是一项社会成就。尤其重要的是，这里面也涉及他们和自己原生家庭所代表的那样一种文化、情感与道德结构的关系。需要重新看待道德化思维，超越原有的框定，确立一种内在的道德秩序，从而融合不同情境的规范，进而锻造出新的自我。能否去化解自己内在道德情感世界的紧张，沟通不同文化世界的差异，去沟通不同的群体，这是一个淬炼的过程，也是一项艰险的考验。
文学能起到什么作用呢？除了记录，也起不到什么建设性的东西。就如同我在面对这个所谓的时代无情，城市化进程以及城乡矛盾，已经超过我所能应对的范畴。时代当然是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面对宏观的调控，能瞬间改变亿万人的生存状态。我所能做的，也只是尽可能把这些时代和个体冲撞的痕迹记录下来，在时代这堵墙上，留下一个个人形的血印，留给后来人瞧一瞧，加深对当下的理解。
文学的功效之一，是了解他人的生活，让你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他人也曾经历，慰藉自身。我是一个对生命悲观、对生活乐观的人。在生活的面前没有成功者，我也不喜欢所谓成功人士的嘴脸，错以为战胜了生活。人也只有在失意的时刻，才更有魅力可言，谦卑、反思，用写作者的审美来说，也就是更有故事。你比我悲观，承认悲观，起码不会过多的失望，也是比较体面的生活方式吧。我不行，我总是过于乐观，其实更是一种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