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中国教育学？

为什么没有中国教育学？

作者：李广生

这是一件很让中国学者汗颜的事情，亦是学界正在努力的方向，确实有不少人意识到构建中国教育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教育理论、课程理论、教学理论、学习理论等领域，数不清的中国学者辛勤耕耘，成果也可谓丰硕，但大多为拾人牙慧，是对西方相关理论的实践性研究，或是引进推介，或仅仅做一些改头换面的包装工作。

在教育学在片广阔的沃土上，我们面对着令人尴尬的空白以及虚无。

幸好有叶澜教授。有人说“她是一位可爱的老太太”。我也只是读过她的书，听过她的讲座，无缘当面请教。十来年前，在华东师大参加培训，想去拜访她，未果。

1986年，叶澜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论影响人发展的诸因素及其与发展主体的动态关系》一文。文章突破了传统“三因素论”中人被非自主因素左右发展的教育理念，第一次提出，教育中人作为有意识的主体在促进其自身发展方面的作用。文中强调：遗传因素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弱；而随着一个人主体力量的增强，他对环境的选择和改变能力会越来越强；最后真正决定一个人发展命运的因素是人自己。“因此，教育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使得人懂得把握自己的命运。”在我看来，这是她开创“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滥觞。

生命，在叶澜教授的教育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所以我更愿意称她的教育学为“生命之学”。遗憾的是“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理论框架略显单薄一些，虽然它对实践的指导和改进厥功至伟，无数学校和师生受益。因此我斗胆说这个名为“生命.实践”的学派，“生命”研究不足，“实践”影响有余。但是，他们为构建中国教育学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即生命。叶澜教授提出教师专业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专业，对于振兴中国教育极具启发性。

中国教育学缺失的责任并不全在于当代学者。自古以来，教育就没有被中国人视为专门的学问。

被公认为中国第一位专业教师的孔子，他开创的儒家思想打下中国人精神的底色。即便是他，也没有留下对教育的专门论述，他的主张和观点散见于和弟子的对话。《学记》这篇只有千余字的文章填补了我国古代教育学的空白，但这独秀的一支很难让我们底气十足。在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典籍中，几乎没有一本像样的教育学著作，因此造成中国教育学发展天生弱质、营养不良。

中国人不重视教育吗？恐怕没有人这么认为。尊师重教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天地君亲师，在我们这个高度重视伦理纲常的民族，师被排在了第五位，仅次于天地君亲。在普通百姓的意识中，“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是根深蒂固的观念。既然如此，我们的前辈为何没有对教育的目的、意义，以及教育的规律、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系统的总结呢？正如我前面所言，中国人重视教育，但从未把教育视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教育的目的是完善一个人的人格，使他成为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不是仅仅获得某些知识和技能。而一个人人格的完善和知识的获得，外力的作用非常有限，关键在于自己。所以我们的祖先便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对教育进行深入的研究，教育不过是循循善诱而已，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更不能对教育进行专门的研究，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重视教育，但重视的是人格教育、道德教育、融入在一个人生命发展全过程和全方位的教育，而不是专门的教育、知识的教育。所以在漫长的古代，我们对教育的论述是零散的、碎片化的、顿悟型的、格言式的。

先天不足，也许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这只是一方面，被我们忽视的甚至要抛弃的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教育骨子里对人的高度重视。

《大学》是我国一部重要经典，“四书”之首。开篇即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不是现代意义的大学，可以理解为大人之学，大人者，君子也。大人之学即为君子之学，告诉人们怎样才能成为君子。所以大学之道首先是“明明德”，这实际上就是教育的宗旨——明德，而且是明明德。何谓明德？简而言之即是光明正大的品德。前一个明是动词，彰显的意思。君子之学的宗旨是彰显一个人光明正大的品德。

“亲民”说的是君子之学的途径。“明德”不在书本中，不是形而上学，不能钻进象牙塔里求，亲近生活、融入社会，在人与人的交往互动中寻找明德、弘扬明德。

“止于至善”说的是君子之学的境界。教育的最高境界在于达到人格的、人性的完美，即至善，是圣人的境界。

《大学》开篇即从教育的宗旨、途径和境界三个维度对教育进行宏观的描述。后面这段论述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从认知层面的格物致知，到精神层面的诚意正心，再到个人层面的修身齐家，最后是社会层面的治国平天下，无有贵贱，都以此为修身之本。这是古人对教育的基本立场。

《中庸》排在“四书”第二位，也是中国文人的必读书目。开篇有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之道，修道之谓教。论述的还是教育，教育在这里被定义为“修道”。何谓“道”？“道”就是遵循人之本性，即“率性之谓道”。何谓“性”？人之本性来自于天，也可以解释为天赋人性。在我国古代，教育学便是天人之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出自《中庸》的这几句话通常被视为学习的方法论。但非常明显的是，这里的学习并不单指学知识，更重要是学做人，做一个明智的、坚定的、内心强大的人。知行统一的传统发源于此，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最终都要落实为笃行。

《论语》开篇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的快乐是带来生命的愉悦，就像“有朋自远方来”一样，真正的君子不是知识比别人丰富，而是修养和境界更高，正所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孟子》第一章，孟子去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在很大程度上这里表达的是传统的教育观——避利而专注于仁义。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中国教育的核心和传统是人，人的品德修养，人格的完善，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中国教育更为关切的命题。以西方理论范式来看，我国确实没有教育学传统，当代学人需要加倍努力。但若是一味套用西方理论范式，又极容易把我们最核心和最具生命力的东西丢掉。

课程改革二十年，我们经历了各种西方教育学的洗礼，“五育并举”的提出当是一种回归，中国教育有可能再次回到人的立场，用中国人的智慧和精神塑造中国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