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标准是人民定的,诗人的大名靠他的佳作方可垂世而行远
湖畔悠悠心2021-02-06 02:24
诗歌的标准是人民定的,诗人的大名靠他的佳作方可垂世而行远
诗歌的好坏的标准是由广大的人民群众定的。只有得到人民的广泛传唱吟咏,记住他的诗,也就记住他的人。诗人的大名靠他的佳作方可垂世而行远。一首诗为什么能够得到广泛传唱吟咏呢?肯定是他的诗能够引起当时人们心灵的共鸣。甚至诗歌所抒发的思想情感带有人类普遍的共性。可以超过时空垂世而行远。诗不是捧出来的。诗的标准不是小圈子或同行的相互欣赏。诗歌创作要紧密结合时代的风云,作者要投身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懂得他们的冷暖,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不是一个人的无病呻吟。不是故作高深,高深得连自己也不明白。更不要污言秽语,写出来给人看,就有污染。文艺部门的领导,更不要有官僚主义,面对大众高声训斥,学会倾听才是较好的素养。
本文就最近《诗刊》编辑部副主任彭敏的一篇《贾平凹女儿被骂上热搜:是谁不讲武德?》的文章的某些观点,聊一聊自己的看法;另外对诗歌的标准谈一点看法。
一.《诗刊》的编辑部副主任彭敏先生要学会倾听群众呼声,而不是站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给人民群众戴帽子。
最近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贾平凹的女儿诗人贾浅浅把有关“屎尿”这样的秽物写入诗中,引起大家的讨论。大家说这首诗写得太不雅了,称其为“屎尿”诗。《诗刊》是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诗刊社编辑出版的全国唯一的中央级诗歌刊物。彭敏(《诗刊》编辑部副主任,第五季中国诗词大会冠军)写了一篇 《贾平凹的女儿被骂上热搜:是谁不讲武德?》的文章为“屎尿诗”辩护。他说:“长期创作的人,谁一辈子只出精品,不写几首庸诗、烂诗或者游戏之作 。”
彭敏主任把大家耳熟能详的鲁迅的几首分明带有鲜明思想性、战斗性与艺术性的诗歌《教授杂咏》、《剥崔颢黄鹤楼诗吊大学生》竟然和贾浅浅的“屎诗”放在一起。显然他不懂得鲁迅这几首诗的内容和写作背景。或许装作不知,以混淆视听。彭敏其引鲁迅的诗作,用意是想用鲁迅的这几首诗来给大家演示一番,进行类比,他的逻辑推理是:你看,你们这么敬仰的思想家、文学家都写过这样的诗篇,难道你能说鲁迅写作水平不高吗?请你们不要用“以偏概全”的“魔法”来骗人说贾浅浅水平不高了。
在他看来鲁迅的《教授杂咏》、《剥崔颢黄鹤楼诗吊大学生》兩首诗与贾浅浅的“屎诗”可以归一类属于庸诗、烂诗或者游戏之作:他想用享有盛誉的鲁迅来为“屎诗”开脱。用心于斯,卑鄙之心可见!
他还说:“最后我们再聊聊一个问题:诗歌可不可以写屎尿屁和性?对于现代诗歌的写作者来说这其实不是一个问题,无论一般读者(注:本文作者湖畔悠悠心:什么是一般读者?哦,我明白了你彭敏不是一般读者。你是高高在上的堂堂顶级刊物——《诗刊》的编辑部大主任。又是冠军,在他心目中广大群众只能配作“一般读者”啦。)是否认同,诗歌早就已经向复杂、混沌、不洁、藏污纳垢的日常生活敞开了。
《庄子》里头说:道在屎溺(即尿),廉颇一饭三遗矢(即屎)的典故在诗词里用得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毛主席诗词里也有“千村薜荔人遗矢”。(在他看来主席这句诗也属于贾浅浅“屎诗”一类庸诗、烂诗或者游戏之作)
他接着说:“很多现代诗不追求古诗文那种优美,写屎尿屁和性的就更是家常便饭(没有别的意思),去年获诺奖的美国诗人路易斯·格丽克也经常写到“做爱”。在这方面,贾浅浅被当成靶子狂批的那几首诗确实不算高明(她的才华在别的诗上),但进行相关题材的探索这件事本身,是无可厚非的。
我们的生活本身充满了不洁之物(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所以我们要允许不洁的诗歌存在,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生活的某个侧面。”
他的结论就是:“好了,自媒体收割了流量,不明真相的网友发泄了愤怒并且提升了优越感,诗歌又被泼了一身脏水,完美。 ”
好家伙!我真没想到,代表着官方正规顶级刊物——《诗刊》的大主任彭敏先生,竟然把大家敬仰的伟人毛主席和文学家鲁迅的诗作拿来跟贾浅浅的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诗放在一起类比,还要把网友自发地对贾浅浅诗的思想内容及艺术形式的讨论评判说成:真是“发泄了愤怒并且提升了优越感,诗歌又被泼了一身脏水,完美。”
站在这里的不是那个夺冠时爱哭的彭敏。分明是一个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对领袖不敬,对群众不恭,而为一首“屎诗”便使出全身解数,激动不已,对着广大网民破口大骂。高高地站在那里,官老爷之态形神毕现。
这样的人怎么会坐在《诗刊》编辑部副主任的位置上?这确实是当今我国文坛的悲哀!
“诗歌又被泼了一身脏水,完美。”此声此语飞速在神州上空传播......
好一个“又”字!
人们不禁悟出:这分明道出了他鲜明的立场!原来这些年来他始终是站在五花八门的口水诗 、废话诗、梨花体这些乱象、歪风一边的。
我想说:你知道吗?彭敏,站在你面前的广大群众内心是要净化诗坛,他们有的是担心,有的是忧虑,有的是惊讶,这是对以往诗坛和今日诗坛歪风的愤懑——而你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
如果是好的诗作,定会得到大众的赞同。如果多数诗是优秀的,只有少数不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认可的。因为诗歌的思想内容的真善美与假恶丑,艺术水平的高下与优劣,低俗与典雅最后的评判者总归是人民大众。好诗绝不是捧出来的,诗歌好坏的标准是由广大的人民群众定的。这样的诗,现如今可以得什么大奖。可是要想诗歌垂世而行远,需要得到广泛大众的认可,这个道理很简单:
因为作为诗歌有其特点。在古代诗歌大部分都是能歌唱的。远古的诗歌靠传唱保留下来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人以诗传。诗人的大名也就流传下来了。现在更是如此。
古代究竟不像现在,那时比较封闭,传播比较慢,流传总有个过程。互联网把人们的距离拉近。哪里发生什么新闻,一秒钟整个地球都知道。 古代的知名诗人靠的是真功夫——诗名靠的是他的佳作传唱。
“旗亭会唱”的故事。
有一个记载唐代歌妓唱诗的故事充分说明:诗人的大名靠其佳作扬名:
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 一日,天寒微雪。三诗人共诣旗亭,贳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讌。三诗人因避席隈映,拥炉火以观焉。俄有妙妓四辈,寻续而至,奢华艳曵,都冶颇极。旋则奏乐,皆当时之名部也。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辞多者,可以为优矣!” 俄而一伶,拊节而唱曰:“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妓讴曰:“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曰:“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半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昌龄则又引手画壁曰:“一乐府。”之涣自以得名已久,因谓众人曰:“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诸妓中紫衣貌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诸子争衡矣。脱是吾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因欢笑俟之。须臾次至,双鬟发声,则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涣即与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因大谐笑。 诸伶不喻其故,皆起诣曰:“不知诸君何此欢噱?”昌龄等因话其事,诸伶拜曰:“俗眼不识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从之,饮醉竟日。
这就是有名的,“旗亭会唱”的故事。王之涣和王昌龄,高适三人,到旗亭饮酒,恰好有十几个伶官也在那里会宴,王之涣等三人,私下约定,看歌妓唱的最多的是谁的诗,结果,唱了王昌龄的“寒雨连江夜入吴”,又唱了高适的“开箧泪沾臆”,又唱了王昌龄的“奉帚平明金殿开”。这时,王之涣指着一个长得最漂亮的歌妓说:“她如果不唱我的诗,我终身不敢与你们争高下”。果然这个美女唱了 《凉州词》一诗。当这个歌妓唱出了“黄河远上白云间”的时候,三个人都哈哈大笑。
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唐代诗人的一些诗是可以传唱的,在民间的不断传唱中,一代一代往下传,著名诗人才得以留名。
王维的《渭城曲》,被谱入乐府,当做送别曲广泛传唱,是有名的“阳关三叠”。他的《相思》等诗也是能够歌唱的。
李白的《清平调》,也是谱入乐府可以歌唱的。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笆篇。”(唐宣宗《吊白居易》)
白居易的《长恨歌》、《琵芭行》也是广泛传送和歌唱的。
李贺“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新唐书.李贺传》) 李贺的乐府诗也是能够歌唱的。
唐代有许多诗,虽未入乐,但由于韵律严整形,音节铿锵,很容易吟唱的,如果谱以乐曲也就是能够歌唱的。
“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宋代柳永的词想用水龙头浇,都淹不死。
到了清朝被称为“国初第一词手”的纳兰容若的词也是能唱的。纳兰容若去世后,他的好友曹寅在《题楝亭夜话图》中哀叹到:“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曾知?”
五四以后许多白话诗与音乐离了婚,不押韵、不能唱,像散文似的。 其结果 大大影响了新诗的流传,现在不少人能背出不少旧诗,可是新诗有谁能背出来呢?即使能背也背不出几首来,新诗同音乐离婚,不能唱,应该说是新诗,“迄无成就”(毛泽东语)的一个重要原因。
鲁迅对新诗不能“嘴唱”的状况是不满意的,他认为:“诗歌虽然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
现在的一些诗,把散文分行,无韵无律。封皮装潢很好,写上序。便发行了。在大街小巷能有几人传唱?
好的诗词,如诗经中一些诗,苏东坡的一些词,毛主席的诗词,现在谱上曲就可以传唱。
彭敏副主任,不用着急,好的诗大众是不会泼脏水的。只要一上口,就会禁不住吟唱出来,一旦大街小巷到处传唱,那时贾浅浅的诗才是真的火了。
在这里我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要向你说几句:
《诗刊》早在1957年创刊时就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办刊方针 ”小学时就经常爱看这个刊物。我是最早在这个刊物上看到毛主席发表的诗词的。看到毛主席是如何和诗人臧克家讨论诗词的。伟人尚可在写作上听听大家的意见,这是何等的胸襟!这是多么的谦虚!如今你办刊要为大众服务。如今你站在那里要多听听自媒体中大众的呼声。对也好,错也罢,都要学会倾听。而不是急急忙忙跑来站在大众的对立面武断地说:
“好了,自媒体收割了流量,不明真相的网友发泄了愤怒并且提升了优越感,诗歌又被泼了一身脏水,完美。 ”而且很霸道地说:“要允许不洁的诗歌存在,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生活的某个侧面。”
可是那种情欲下的生理反应就不要公之于众了。如果你们能品出其中美妙和高超的诗意美来,还是关上自家门慢慢体味吧,既然公布出来就请允许民众谈出自己的看法,且不可向群众泼脏水!
秽物入诗可以这样写
二.秽物入诗可以这样写
彭敏主任不是说自媒体出现的大众评贾浅浅的热潮中有些言论不是文学评论吗?
好了,让我们一起展开对古典名著的文学评论吧:
我国的古诗文有几千年的历史,现代白话诗登上诗坛在我国仅仅有百年的时间。丰厚的古典诗词是老祖宗留给我们后人的一笔珍贵的财富。对于我们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遗产我们要批判地继承,正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要数典忘祖,不要总是拿来什么“获诺奖的美国诗人路易斯·格丽克也经常写到“做爱”呀;什么“一百多年前,法国艺术家杜尚(后来入了美国籍)用一个从商店买来的普通日用品去参加一场艺术展览(然后被拒绝了),并给这件作品取了个优美的名字:《泉》之类,这些早在大学课堂讲烂了的陈词滥调说事了。
对待外来文化我们也要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的精神去做。
我国的几千年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足以让我们自豪。让我们有着民族文化的自信。当我们的祖先‘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时,西方的深林野山中,那些他们的祖先正披着兽皮与野兽搏斗呢。民族文化自信是非常必要的。
下面我们一起看看我国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一首“如厕诗”,学习学习他是怎样以秽物入诗的吧:
提起李商隐,他的诗以唯美著称。他的诗,美到极致,有一首写如厕的诗,竟写得美到——“惊世骇俗”。
七律《药转》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他的一首七律《药转》:
郁金堂北画楼东,
换骨神方上药通。
露气暗连青桂苑,
风声偏猎紫兰丛。
长筹未必输孙皓,
香枣何劳问石崇。
忆事怀人兼得句,
翠衾归卧绣帘中。
首句点明位置:厅堂之北,画楼之东,也就是整座住宅的东北角,不过是叙写方位而已,“郁金堂”与“画楼”这般明媚馥郁的字眼给人以缱绻的想象。
次句所谓“换骨神方”,传说仙家有“六年易筋,七年易骨”的灵丹妙药,“上药”即上等药物。“通”,是指通畅的意思。
颔联描写诗人当时所感受到的风露,一“暗”一“偏”,是说,诗人当时所在的位置是既偏且狭窄。从露气、风声、青桂、紫兰,样样似乎很清雅。如此的美景,似乎应该与梦,与爱情,与知己有关。谁也没有想到,诗人接下来给我们安排了这样的内容:
颈联是一对倒装句,正确的语序是:
“未必输孙皓长筹,何劳问石崇香枣”。这里连用两则典故,三国时期,吴国在都城建业的后园里偶然挖出了一尊佛像,吴主孙皓素不信佛,故意将佛像置于厕所处,以放置厕筹。四月初八浴佛节,孙浩变本加厉地尿于佛像头上,不久阴处肿痛难忍。诗中,“长筹”即厕筹,用竹片砍削打磨成的刮板,作用相当于现代的手紙。对句用晋代石崇的典故:石崇生活奢靡,厕所中,有婢女数十人。婢女身披绫罗,手持漆箱,箱子里盛有干栆,供人如厕时塞鼻子之中。一次大将军王敦在石崇家做客,如厕时见到箱内有枣,径自取来食用,婢女们无不掩口讥笑。
尾联写诗人通便后归卧,在舒畅的感觉中,忆事怀人,并且写了这首诗。
诗句中又是对仗,又是用典,整首诗典雅而暧昧,很有几分迷离恍惚之美。
然而,这首诗描写的主题确实难登大雅之堂,只是服用通便药后的一次如厕经历而已。以秽物入诗,而且写得如此妥贴不俗,在我国古典诗歌史上仅此一例。
所以前辈注家往往不肯相信,李商隐的诗含蓄、蕴藉,而且读他的诗很美。这位如此唯美的诗人 怎么会以一次如厕经历入诗?便非要想方设法探索出诗中根本就不存在的深意来。其实以秽物入诗在现代诗坛并不是稀罕事,如:波德莱尔、叶芝。但是谁又会想到我们在千年之前的唐朝既已有了如此具有现代性和先锋意味的诗歌?难道我们不该满怀民族文化自信吗?
看看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一首“如厕”诗。他把自己上厕所的过程细致地写了一遍。但是全诗竟然无一字言“屎尿”。这种功夫难道不值得学习吗?
当然,这首从诗的选材来说只是一件如厕经历而已,和他的其它诗作相比,从社会意义上看就差些了,但在艺术性上要比映入人们眼帘的一团屎要美妙的多。在这里我只是说秽物也可以这样写。
最后我想问《诗刊》编辑部副主任彭敏同志(不知贵官是否是共产党员,这样的问话是否礼貌),你一定看过我们的领袖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吧?
他教导我们说: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就聊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