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理论基础
在新的自上而下的理论视角下，我已经常识化地向大家介绍了人类在旧哲学领域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原因，希望您已经常识化地认识到，正是因为旧哲学界对逻辑这样重要的哲学基础概念，竟然集体无知到骑驴找驴的灯下黑的程度，所以这可以雄辩地证明，世人不但普遍不真懂自己日用的逻辑，而且对明显不能自圆其说的西方哲学，也只能一直进行着盲目的崇拜，所以说，如动物一样盲从于自己的无知，才一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大敌人，只有靠终极可常识化普及的哲学，才能终极化解这种旧有的可知论所无法解释的自相矛盾现象。相信通过上一篇的常识化讲解，您已经常识化地理解清楚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真正界限，只在于极少数具备终极求真之人才能掌握的逻辑单一终极指向，进而可以常识化地理解清楚，哲学史虽然一直由具备这种特质的少数人所推动进步，但是他们其实也不真懂逻辑，所以导致他们只能在认识逻辑的局部本质情况下，用局部理论的反复创新接力拓展哲学的整体一致性，而哲学真正终极的整体一致性，只有等哲学进步到通过终极本体论真正全面掌握了对逻辑的全面认知之后，才能得到全面整体挖掘。面对上述旧哲学界和思想界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关键失职之处，希望您能理解他们这一无心之过，然后和我一样宣传这个真相——在哲学的常识化转向理论诞生前，人类一定没人真懂哲学，因为人们对逻辑这个哲学思考的唯一工具的奥秘，从未真正领会清楚。在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里，我对人类文明还未成熟到可以洞悉哲学整体一致性的程度，进行了系统论证。因为人与哲学具有一致的知行合一性，所以不难理解，只有洞悉了哲学的整体一致性，人类才能因集体常识化于终极自圆其说，而实现终极成熟，但这里我必须提示一下，此处所谓的终极成熟，只是主观成熟，不是客观成熟，因为实现主观成熟的人，只有进一步找到可以摆脱被浩瀚的宇宙灭亡的办法时，才算真正的客观成熟，那才是人的主客观一致性的终极自由境界。现在看，唯心主义不可知论者虽然可以促进哲学理论创新，但恰是他们对神跪拜的虔诚，所以导致他们会基于狭隘的学术立场而放弃对逻辑所内含的单一终极指向性的正确认知，因为这种指向性的终点，就是一切外在于人的神性的绝对灭亡，转而必然实现人的内在神性的终极光复，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语焉不详的“天人合一”境界，所以对逻辑的单一终极指向极其敏感的我，才能有机会在哲学常识化普及的理论追求中，通过结合“天下大同”所内含的终极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解读出——逻辑于人类文明具有主观本体属性。话说到这里，如果你还不能从“天人合一”和“天下大同”中解读出哲学的终极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那只能说明你对哲学本质的悟性太差，当然你就没办法理解，原来只有《道德经》所代表的中华道文化，才是人类文明史上曾经最高明的可知论思想。我之所以说《道德经》是曾经最高明的可知论，那是因为现在已经有了可促进哲学实现常识化转向的终极可知论，但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核心观点，都来自于以《道德经》为基础内容的中西方哲学互译的结果。现在看，正因为有人类文明在哲学发展上的客观成熟的终极隐性标准存在，所以这其中体现的人类文明与自然文明的对立统一关系，只有用双重本体论引导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才能论证清楚，就像西方哲学只是意识到需要有本体论，却从来没人真正能论述清楚本体论问题，因为只有借助在同样的形式逻辑陷阱下对本体论问题阐述最详尽的中国道家思想，人类文明的主观存在的本体——逻辑与自然界运行的“规律”之间的异名同出关系，才能被表述清楚——自然界按规律运行，在地球的生物进化中进化出了人类，因而才有了与规律一样主导人类文明运行方向的逻辑，所以逻辑与自然规律具有异名同出的哲学意味。《道德经》在本体论上的高明，不仅体现于它建立了“异名同出”的概念，而且还在于其中有“强名曰道”这样更终极的本体论表述。之所以说“强名曰道”在人类旧思想体系中有终极本体论意味，那是因为在没有语言之前，人类的逻辑思维只能和动物一样，混沌地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却无法通过清晰表述进行交流。有了语言之后，人在哲学实现终极常识化普及之前，仍只能相对清晰地交流。之所以不能绝对清晰地交流，这其中根本原因就在于人对逻辑实现的只是局部认知，所以在不能终极整体认清逻辑的本质之前，因为人、逻辑和哲学之间有三位一体的知行合一性，所以导致人类面对不成熟的哲学，只能展现对高度文明的世道人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强不知以为知”的尴尬。如今通过哲学的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为什么会帮人常识化地实现终极自圆其说，就是因为我把“强名曰道”与西方哲学的逻辑进行了完美对接，当我把“强名曰道”中道的“强名”性解读为语言诞生机制时，就相当于将佛学修行所强调的“不着相”的不着语言和文字相的原因常识化解释清楚了，因为语言文字的产生，就是最初的人类为了解决自己头脑中基于明确的自我意识所得出来的明确但仍整体混沌的经验的结果。更重要的是，《道德经》虽然没全然介绍清楚这种语言机制，但它精准地定义了汉语言文字产生后，与西方哲学异名同出的道的本体论特征——形而上学之谓道，形而下学之谓器。关键是，结合《道德经》的上述表述，我发现，西方哲学界和后来翻译西方哲学的东方人一样，认为哲学就是单纯的形而上学。但其实，在常识化普及和终极自圆其说思路的指引下，我却最终发现，西方哲学所谓的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其实都是形而上学，而西方哲学所谓的抽象，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形而上，所以西方哲学的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抽象程度是逐级上升的，也就是说，本体论相对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抽象层级与难度，都是最高的，所以最难以理解和把握，也可以理解成哲学不完善和难以理解的共同根本原因。更难能可贵的是，最后我还发现，形而上学的道与形而下学的器具有形而上学的一致性，因为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的学是一个，既可以理解成是不同层级的道，也可以理解成哲学领域不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当然也可以包括本体论本身，所以这让我明白了，认识论和本体论在本质上都是方法论，只是思辨层级更高一些而已。这样的哲学认知，可是西方哲学所没有的，所以这样的思路一打开，我又将其与之前自己所探索的哲学思想的两个任务——复杂问题简单化和简单问题复杂化——联系起来，这样一来，随着哲学在方法论、认识论到本体论上思辨层级同步提升的，自然是人的形而上思考的难度与深度，可以称之为简单问题复杂化，当人再把这种停留在头脑中的形而上思想诉诸笔端，形成可传播的思想体系时，自然也有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形而下学之意。现在我们再把这种逻辑关系推而广之，在人之初没有语言文字之前，人基于明确的自我意识而产生的混沌思想，其实就是后来中国传统文化所谓形而上学的道的产生源头，当然也是西方哲学所谓抽象的逻辑思维体系得以形成的开始。有了这样可以达成共识的思维源头分析，自然不难常识化理解，后来的人类不同文明间均基于经验而产生的不同语言文字，就都是相对于只存在于头脑中抽象的形而上学哲学思想的形而下学。这样一来，早期形成于人类头脑中的思想，就有简单问题复杂化之意，就是人有了自我意识之后，相对于只能简单地活在地球上动物，开始具备进行深入抽象和形而上的复杂化思考的能力，这种复杂化思考的结果，是人能做出简单化可提高生产效率和可传播的经验，而语言文字就是这些经验的形而下落实，所以语言文字于人的哲学意义来说，从不是单纯的语言文字，而是思想的载体。哲学之所以能常识化转向的关键在于，早期人类文明进入语言文字时代后，只要不能像我这样解释，表现在语言文字背后的人类思想，从来兼具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两种属性，那么就是佛学所谓的“着相”，着语言相，着文字相，结果就是不能圆融，就是我所谓的自圆其说，结果只能活在低层次的自圆其说中，与我所谓的终极自圆其说自然无缘。因为旧思想界不能像我这样用常识化逻辑分析这种“着相”的本质，所以佛学修行者和中国传统修道者一样，只能通过自悟而求得“不着相”的圆融的偶然机会，结果即使最终悟得了，也只能像先贤一样，悟得却说不得。如今我所谓的哲学常识化理论创新，其中的关键就在于，通过中西方文明与文化的正确互译，可以变悟得圆融的偶然性为逻辑推理的必然性。希望经过这样的常识化讲解，您已对哲学的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然后通过自主的终极自圆其说训练，最终能变成和我一样的终极哲学最积极的传播者。不然，我只能推定您是个顽固的不可知论者，只能继续苟且于自己狭隘立场和无边欲望的奴隶身份。
